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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7
教宗方济各：在苦像上看到人类的创伤
◊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4月1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这一天是逾越节三日庆典前夕，教宗的要理讲授自然以耶稣的苦难为主题。他强调，在耶稣的苦难奥迹中，我们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他们藉着耶稣的复活将获得救赎。
教宗从犹达斯出卖耶稣的行为谈起，讲解耶稣苦难的意义。他说，上主“完全自由”地选择受屈辱和空虚自己的途径，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奴隶及罪犯保留的最残酷的死刑”。教宗继续表示：“注视受苦的耶稣，我们如同透过一面镜子，也看到全人类的痛苦，并且找到天主对罪恶、痛苦、死亡奥秘的答案。”“可是，我们有很多次因周遭的邪恶和痛苦而感到畏惧，我们问过：‘天主为何许可这样的事发生呢？’为我们来说，看到痛苦和死亡，尤其是无辜者的死亡，是极大的创伤。”
教宗发挥这个思想说：“每当我们看到儿童受苦，心里便受到创伤：这是不幸的奥秘。耶稣将这一切不幸，这一切痛苦承担在自己身上。这一周，瞻仰苦像，亲吻耶稣的伤口，亲吻苦像上的伤痕，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教宗表示，我们“期待全能的天主以神性的凯旋击败不正义、灾难、罪恶及痛苦。”可是“天主向我们显示的，是人看来似乎失败的卑微者的胜利。我们可以说：天主正是藉着失败而得胜。的确，天主子出现在十字架上，如同败阵的人：他受痛苦、被出卖、蒙受耻辱，最后死去。耶稣允许邪恶对祂任意妄为，祂将邪恶担在自己身上，好战胜它。”
教宗强调“天主的谦卑是令人费解的奥秘”，但正是“到了一切似乎失去的时候，天主便以复活的威力介入。耶稣的复活并非一个美丽童话的圆满结局，并非一部电影的幸福结局，而是天主父的介入，天主正是在人的希望破灭时介入。在一切似乎丧失、悲痛，感到需要放下十字架的时候，那正是最接近复活之时。正是在黎明前，光到来之前，夜才变得更黑暗。在最黑暗的时刻，天主介入，使人复活。选择经由这条路的耶稣，召唤我们跟随祂，走上祂受屈辱的道路。”
教宗然后将这思想引申到我们的生活中，他说：“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我们找不到走出困境的途径，被漆黑所笼罩，这便是我们受屈辱和彻底空虚的时刻，此时我们体验到自己是脆弱和有罪的人。正是在那个时刻，我们不必遮掩自己的失败，而要同耶稣那样，对天主满怀希望。”
最后，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群众提出邀请，他说：“这个星期我们特别深思耶稣的痛苦，并向自己说：‘这都是为了我。即便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祂也会这样做。祂为我而做。’我们亲吻苦像说：‘祢都是为了我。谢谢耶稣。祢都是为了我。’”
荣休教宗87岁寿辰：我们信仰内的祖父
◊ （梵蒂冈电台讯）2014年4月16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87岁寿辰。教宗方济各当天打电话向荣休教宗贺寿，并向他确保已于当天清晨在弥撒中特别为他祈祷。圣座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迪神父指出，正值圣周期间，本笃十六世教宗渴望在一贯的虔敬祈祷气氛中过生日，不要特意庆祝。
教宗方济各曾亲切地表示，本笃十六世教宗像是住在隔壁的「祖父」，随时随地能从他那里汲取智慧。荣休教宗在他的牧职中，多次像祖父同侄孙们说话那样，讲述他的童年时光。
荣休教宗在2012年6月2日的世界家庭会议中，谈到孩提时代与家人一同过主日的宝贵光阴。他说：「全家人从星期六下午已经开始过主日，父亲为我们诵读主日读经。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弥撒。我们家离萨尔茨堡不远，因此我们深受音乐熏染，莫扎特、舒伯特、海顿对我们影响极深。弥撒中开始念『垂怜经』的时候，天空好似打开了。之后，全家人一起享用午餐盛宴，自然也是件重要的事。午餐后，我们尽情歌唱：我哥哥是个优秀的音乐家，他从年轻时就为我们大家作曲，让全家人一同吟唱。我的父亲边弹齐特拉琴边歌唱。这些都是难以忘怀的时光。」
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不只像祖父一样分享回忆，他也传递这些回忆携带的价值观。其中一个无价的价值观，是孩童们在团结家庭内享有的宁静和安全感。本笃教宗回忆说：「我们家人时常一同旅游、行走。我们住在一座森林附近，这样一来在森林里行走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有远足和游戏等等。总之，我们同心合意，有许多共同经历，即使在非常艰难时期也如此，因为那是战争年代，先是独裁，紧接着是贫困。我们是在这一信念中成长的，即做人真好，因为我们能看见天主映在父母和兄弟身上的仁慈。」
除了家庭以外，荣休教宗也曾分享与朋友相处的经验。他说：「我上小学以前没多久，我们家才搬到新的乡镇，所以邻居对我们有些陌生，连方言都不同。我们并非圣人，偶尔也会拌嘴；可是我们有美好的共融，不分贫富贵贱或才智高低，全都一视同仁。我们能和睦共处、做朋友，而且从1937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不管我们是否还在那个乡镇，我们依然是朋友。我们学会互相接纳和彼此担待。」
这位「祖父」不只带给他「精神上的侄孙们」许多美丽家庭故事的情感和感动，更藉着这些故事，指出一条可靠且踏实的道路，好能获得极为幸福的生命。对本笃教宗来说，这条他已走了一大段的道路，仍是他朝向应许之地的旅途。他说：「当时在信任、快乐与爱的氛围中，我们都很幸福，我想天堂应该也是这样。在这层意义上，我希望走向在这世界另一端的『家』。」
圣座封圣部颁布法令，确认两位真福的奇迹
◊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４月15日私下接见了圣座封圣部部长阿马托枢机，并授权给圣座该部会颁布法令。这道法令除了确认两位真福的奇迹外，也承认两位天主的忠仆的圣德。
卡索利亚的真福卢多维科（Ludovico da Casoria）神父，俗名阿尔坎杰洛·帕尔门蒂耶里，是圣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和方济各依撒伯尔女修会创始人。因他代祷而显的奇迹已被确认。真福1814年3月11日生于意大利卡索利亚，1885年在那波利去世。
真福阿马托·龙科尼（Amato Ronconi），圣方济各第三会成员，创立了萨卢代乔穷苦朝圣者收容医院（里米尼教区），现更名为真福阿马托·龙科尼慈善养老院。因他代祷而显的奇迹已被确认。真福于1226年左右生于意大利萨卢代乔，1292年左右在意大利里米尼去世。
天主的忠仆阿拉诺·玛利亚·吉诺·德布瓦默尼（Alano Maria Guynot de Boismenu）总主教，属于耶稣至圣圣心传教修会，曾是巴布亚的宗座代牧。1870年12月27日生于法国圣马洛，1953年11月5日在斐济群岛共和国库布纳去世。
天主的忠仆古列尔莫·亚瑙谢克（Guglielmo Janauschek）神父，赎主会会士。1859年10月1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6年6月30日在那里去世。
帕罗林枢机：许多人仍因信仰基督而遭迫害
◊ （梵蒂冈电台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4月15日下午在罗马参加了圣艾智德团体筹办的守夜祈祷礼，纪念「新的殉道」基督徒。帕罗林枢机悼念近几年为福音献出生命的人，指出许多弟兄姊妹今日仍在不同环境中因他人对基督信仰的仇视而遭到迫害。
这些殉道的人和我们一样胆怯软弱，但他们却是「远超过我们的限度与矛盾的勇士」。在他们生活的国家中，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帕罗林枢机称他们的力量为「世界所不认识的力量，不可思议地在为福音受苦者的挫败和屈辱中展现出来」。
圣座国务卿引用了教宗方济各一年前在圣玛尔大之家的弥撒讲道。当时，教宗说：「在21世纪中，我们的教会仍是殉道者的教会。」这些殉道的人即使软弱，仍顽强地抵抗邪恶；在他们的脆弱中，闪烁着信德的力量和上主恩宠的力量。
帕罗林枢机然后表示，许多人拒绝对共产或纳粹思想等20世纪的偶像卑躬屈膝，因而牺牲性命；也有很多人在种族或部落间的战争中死去。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许多弟兄姊妹仍是他人仇视基督信仰的受害者。他们并非因争权夺势而遭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为另一种生命观作见证，即源自信仰的谦卑、服务和自由。
帕罗林枢机说：「当基督徒是真正的酵母、光和地上的盐时，他们也成为受迫害的对象，如同耶稣一样，成为反对的记号。有时候，光是基督徒的名称就会引来仇恨，因为这令人想到基督徒所带来的和平力量。不分老幼，许多志工、平信徒和度奉献生活者都在慷慨服务教会之际，生命嘎然而止。今日迫害基督徒的地区相当广大，包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中非共和国。」
帕罗林枢机引述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说：「信仰的见证人不认为自己的福利和幸存是胜过忠于福音的价值。」圣座国务卿最后感谢这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即使受到威胁恐吓，仍使每个角落的人都认识主耶稣的名。这是爱的全球化的真正根源。」
古巴电视台今年首度转播拜苦路
◊ （梵蒂冈电台讯）古巴天主教会今年２０１４年也像本笃十六世教宗2012年3月到访后那样，可以通过广播和电视转播圣周的主要礼仪，而且今年还将首度转播拜苦路。《罗马观察报》的报道指出古巴主教团秘书处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公布了以上消息。
这份声明说，当地时间4月16日上午9点，电视台通过教育频道转播了圣周一在首都主教座堂举行的拜苦路。近年来，古巴主教们在特殊节日上，比如圣诞节（这节日已是古巴的国定假日）和复活节，能定期使用拥有很多听众的电台和电视台频率。2012年，本笃十六世教宗牧灵访问古巴后不几天，哈瓦那总主教奥尔特加（Jaime Lucas Ortega y Alamino）枢机在国家电视台转播的节目中，发表了圣周五讯息。这是古巴40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情。
2012年3月31日，本笃十六世教宗告别古巴３天后，当地官方日报《格拉玛报》报道说：一如劳尔·卡斯特罗总统在哈瓦那机场事先私下向本笃十六世所透露的，４月６日圣周五将被定为国定假日。这项要求是教宗在他访问古巴时提出的。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1997年，当时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鉴于翌年1998年１月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该国，决定把12月25日定为国定假日。
沃依提瓦教宗同他的医生 -雷纳托·布佐内蒂谈若望保禄二世
◊ （梵蒂冈电台讯）卡洛·沃依提瓦（Karol Wojtyla）这个生于90年前，即1920年5月18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在1978年10月16日当选教宗时，看起来与医生是无缘份的。可是，1981年5月13日这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枪弹没有夺去他的性命，却使他硬朗的身体严重受损。从那时起，若望保禄二世也成了一个“与痛苦有缘的人”：帕金森和骨关节病逐渐限制了他的行动，使他成为自己躯体的囚犯。尽管如此，教宗还是继续他的使命，他无意遮掩自己的病痛。他这样做，不是为出风头，而为使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价值，都能起到作用，病人或有残缺的人亦如此。他在世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走上加尔瓦略山。他不但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也帮助我们懂得如何面对死亡。他的私人医生雷纳托·布佐内蒂（Renato Buzzonetti）那段时期就在他身边。这位医生在若望保禄二世刚被宣布为真福后，接受了«罗马观察报»的访谈。
您做过三位教宗的医生，您的职责是什么？
圣父教宗私人医生的任务，就是留意教宗的健康情况，帮助他预防和治疗疾病，必须尽可能在他活动的各个阶段跟随他。在这项必须小心翼翼的服务中，教宗的医生要依靠梵蒂冈城国政府的医疗卫生结构，在罗马城外时，要与地方医疗当局合作。
您头一次见到若望保禄二世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在王宫大厅，他首次从圣伯多禄大殿中央敞廊上降福信友们几分钟后。那时，我是选举教宗会议的医生，领导一个医疗队为参加会议的神长们提供医疗服务。教宗从西斯汀圣堂走出来的时候，他头上那顶崭新的白圆帽浮在围住他的快乐枢机及神长们的红方帽当中。他在王宫大厅停下片刻，向出席选举教宗会议的神长们致意。肯定有人告诉他我同当时的德斯库（Deskur）蒙席有多年友谊，这位蒙席健康情况严重恶化，住进杰梅利综合医院。若望保禄二世走到我面前，一手放在我的肩上，向我询问他这位老朋友的消息。他并请我打听德斯库蒙席病情的最新进展。不过我告诉他，选举教宗的会议尚未闭幕，电话是打不出去的。可是，他仍坚持说：“您照样去了解。”那一天，我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几个星期后，圣父召见我，请我担任他的私人医生。自1965年起，我就在梵蒂冈政府的医疗队兼职，那时，我还在意大利一家最有名的国立医院任职，所以，我在梵蒂冈的服务不是全时的。并且在此之前，我连卡洛·沃依提瓦的名字都未曾听过。
请您谈谈成为这位新教宗私人医生的经过？
那是在1978年12月29日下午，我正在圣卡米洛（San Camillo）医院工作，出乎意料地接到圣父私人秘书处的约翰·马吉（John Magge ）蒙席打来的电话，请我去他那里。傍晚，我来到教宗寓所，心想大概蒙席有点感冒。我被带进一所小会客厅。稍后，若望保禄二世在两位波兰籍医生的陪伴下走进来，令我大吃一惊。他让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对我说，他愿意任命我做他的私人医生。于是，他开始向我讲述他的病例，日期和数据非常确切，虽然那时他仍很健康。那天晚上，他请我留下用晚餐。第二天，我给教宗的私人秘书斯坦尼斯瓦夫·齐维兹（Stanislaw Dziwisz）蒙席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接受教宗的聘请，而且，只要教宗愿意，我也可以随时辞职。
从那时起您就跟随若望保禄二世，在他旅行时也寸步不离。请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很注重坦率。在我这方面，始终有一种儿女尊敬父亲的情怀及诚恳相待；在教宗那方面，他的言行总是有一种热情、信赖、朴实、透明和善意。
作为病人的若望保禄二世又是个怎样的人？
沃依提瓦教宗是个顺服的病人，他认真对待疾病，愿意知道使他患大小病的原因，但不像许多病人那样有过激的好奇心，尽管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描述自己病痛的症状时非常确切。他这样做是下定决心，愿意尽早痊愈，何止是恢复工作，更愿意回到他的小圣堂祈祷。这种态度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若望保禄二世在痛苦面前从未沮丧过，他勇敢面对疾病，有意识地予以接纳。同所有病人一样，他也不喜欢打针，却知道忍耐，好早日康复。
若望保禄二世以前是个非常健康的人，浑身散发出一种活力，看上去与医生无缘，可是，遇刺事件改变了一切。您能谈谈那个骇人事件吗？
对1981年5月13日那个事件的报导，世人皆知。不过，我愿意叙述一件事：若望保禄二世被送到杰梅利医院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同巴舍莱（Bachelet）一样。”我赶紧回答：“不，圣父，您还活着，而且继续活下去。”我想，他提到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位意大利司法委员会副主席在1980年2月12日被红色旅谋杀致死的事件，对他打击太大了。教宗认识巴舍莱，这位先生曾任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也是圣座平信徒委员会委员，而当时的沃依提瓦枢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维托里奥·巴莱舍（Vittorio Bachelet）遇害几天后，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他主持了一台隆重的追思弥撒。
以后，若望保禄二世患了巴金森…
我注意到他有巴金森的症状是在1991年左右。我想，教宗自己并未发现自己何时患上这个疾病。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观上低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稍晚的时候才开始询问令他颤抖的原因。我告诉他，颤抖是精神系统疾病的明显症状，虽然有严重不便，却不至于死亡。很快，他对自己身体的平衡不再有把握，令情况变得不稳定。骨关节的疼痛令教宗的生活变得更加麻烦，右腿膝盖尤其严重，令他无法长时间站立和行走自如。这两个症状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影响，使若望保禄二世走路时必须使用拐杖，以后又需要用合适的座椅和能活动的踏脚板。
教宗如何忍受病痛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身体上的痛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更加强烈，可是，他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他是个背负十字架的人，有勇气和耐心接纳一切，从未要求用镇静剂，即使在临终时也如此。他成了不能动换、被固定在床上或扶手椅上的人，失去身体上的自主，这尤其令他痛苦。他再也无法自理，全身虚弱和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与他为伴：无法走路、只能费力地用微弱的声音说话，呼吸也变得困难且有时中断，饮食越来越困难。那一年年难以忘怀的世界青年日大会师、在国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登山、滑雪假日、到克拉科夫和罗马的堂区进行辛劳的牧灵访问，变得那么遥远。十字架的时辰一旦来到，他二话不说，欣然接纳：Vexilla regis prodeunt（基督的十字架颂）。
教宗从不向痛苦低头。我愿意强调一个特别时刻，那是个令他惊讶和焦虑的时刻：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天，刚做过气管切开手术，他从麻醉药中醒来，尽管事先同意做这个手术，却意识到不能够说话，他突然间又要面对痛苦不堪的新现实。他在一块小写字板上颤抖地用波兰字写道：“你们给我做了什么。全属于妳。”他意识到自己生存的新情况，这个情况急转直下，突然而至。但是，他的意识立刻又被托付给圣母玛利亚的行动所提升。
时而传出教宗“逃出”梵蒂冈的消息。医生也参加了教宗的“出逃”吗？
是，我也参加了。头几年去的是离罗马不远的山区或海边，我们长途步行或用好几个小时滑雪。随着教宗年岁增长，步行的路程逐渐缩短，远足以乘车走一段路程作为开端，行程结束时，找一块地方坐下休息很长时间。我们在尚未积雪的山脚下，面向一片空旷清秀的景色搭起一个帐篷，坐在帐篷的阴影下一起用随身带来的午餐。太阳落山时，在踏上返回罗马的路程之前，教宗喜爱听他的一小队随员唱的山歌。每当这时，护送他的梵蒂冈宪兵和意大利警察也跟着唱起来，我却担任这个在若望保禄二世开怀的目光下临时组成的歌咏团的指挥。在这些神速的“出逃”中，我特别记得2003年5月到阿尔奇纳佐（Arcinazzo）附近山上的那一次。教宗右腿膝盖痛得厉害，不听使唤。他问清楚了自己的健康情况后，对我说，我必须“一辈子”做他的医生。显然，我没有忘记那一天。我也没有忘记在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度过的最后一次暑期。那是在2004年7月，我们到了库马约尔（Courmayeur）附近的Prat Sec，当时正是三伏天，在一块绿草地上我再次向齐维兹蒙席提出为教宗服务了26年后该辞职的事。他回答我，我不该也不能辞职，因为这是教宗的意愿。他并且向我吐露，教宗在每天的弥撒中都记起我。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若望保禄二世是您的病人，可他也是教宗。对他的灵性生活您有什么感受？
沃依提瓦教宗过着与上主密切结合的生活，这种关系来自持续不断的祈祷和作默想。他有钢铁般的信德和将波兰浪漫主义和斯拉夫神秘主义相混合的灵魂。他有深邃的智慧、做事果断、有综合能力、记性好，更有爱、分享、宽恕这些福音精神。
同教宗的私人秘书和修女们一起，您是在教宗的最后时日照料他的极少数人之一。您的记忆里留下了什么？
那些日子在我一生中留下深刻痕迹。我忙于份内工作并且痛苦地分担在我眼皮底下走向终点的这个人性和信仰上的悲痛事件，沉重的责任压在肩膀上，此时我只能与受苦的圣父在共融中不间断的祈祷。最后几个小时，我和我的医生同事们观察到教宗的病已无法好转，情况正在向最后阶段发展。我们的抢救是在耐心、谦恭和谨慎中进行的，而这场搏斗极为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会以失败告终。技术上的合理、医生的良知和智慧、明显的亲情持续不断地由敬重这个处在痛苦中的人所引导，他没有接受任何积极治疗，令人不免心生怜悯。对一个有信仰的医生来说，一个人的临终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时刻的写照。每个人有自己的创伤，戴着自己的茨冠，结结巴巴地说出最后一句话，然后将自己交在别人手里，而这个别人也就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圣母玛利亚、热心的妇女们和阿黎玛特雅的若瑟的动作。若望保禄二世的去世对我触动更深。他已经抛开了一切，度过了与病魔战斗和享受光荣的时刻，在贫穷和孤独的朴实无华中来到天主跟前，与祂相遇，准备将王国的钥匙交还给祂。在那个震惊世界和悲伤的时刻，我仿佛站在提比黎亚湖边。历史似乎返回零点，基督正在召叫新的伯多禄。
教宗方济各2014年4月16日周三要理讲授全文：基督空虚自己的路
◊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4月1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当天是圣周三，逾越节三日庆典前夕，因此，教宗在要理讲授中以耶稣的苦难为主题。以下是教宗方济各的要理讲授全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午好！
今天是圣周三，礼仪为我们呈现一幅悲伤的景象：犹达斯出卖的故事。他去司祭长那里讨价还价，把他的师傅交给他们。“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耶稣在那时被贴上标价。这个不幸的举动标示基督受难的开始，祂以绝对的自由选择了这条惨痛之路。祂自己明确表示：“我自己舍掉我的性命……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是我甘心情愿舍掉它。我有权舍掉它，我也有权再取回它来”（若十17-18）。这样，犹达斯的出卖，开启了耶稣遭受屈辱和空虚自己的路。这如同在集市：他值三十块银钱……。耶稣一旦走上屈辱和空虚自己的路，他便走到底。
耶稣以“死在十字架上”抵达屈辱的巅峰。这是最残酷的死刑，是为奴隶及罪犯保留的。耶稣被视为先知，却像罪犯一样死去。注视受苦的耶稣，我们如同透过一面镜子，也看到全人类的痛苦，并且找到天主对罪恶、痛苦、死亡奥秘的答案。很多次，我们对周遭的邪恶和痛苦而感到畏惧，我们问过：“天主为何许可这样的事发生呢？”为我们来说，看到痛苦和死亡，尤其是无辜者的死亡，是极大的创伤。每当我们看到儿童受苦，心里便受到创伤：这是不幸的奥秘。耶稣将这一切不幸，这一切痛苦承担在自己身上。这一周，瞻仰苦像，亲吻耶稣的伤口，亲吻苦像上的伤痕，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他亲自肩负起人类全部的苦难，将这苦难穿在身上。
我们期待全能的天主以神性的凯旋击败不正义、灾难、罪恶及痛苦。可是天主向我们显示的，是人看来似乎失败的卑微者的胜利。我们可以说：天主正是藉着失败而得胜。的确，天主子出现在十字架上，如同败阵的人：他受痛苦、被出卖、蒙受耻辱，最后死去。耶稣允许邪恶对祂任意妄为，祂将邪恶担在自己身上，好战胜它。他的受难并非意外；他的死——那种死——早有“记载”。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解释。这是令人费解的奥秘，是天主的谦卑。“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若三16）。这个星期我们特别深思耶稣的痛苦，并向自己说：“这都是为了我。即便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祂也会这样做。祂为我而做。”我们亲吻苦像说：“祢都是为了我。谢谢耶稣。祢都是为了我。”
当一切似乎已经失去的时候，当门徒们鸟散鱼溃时，因为他们“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玛二十六31），天主便以复活的威力介入。耶稣的复活并非一个美丽童话的圆满结局，并非一部电影的幸福结局，而是天主父的介入，天主正是在人的希望破灭时介入。在一切似乎丧失、悲痛，感到需要放下十字架的时候，那正是最接近复活之时。正是在黎明前，光到来之前，夜才变得更黑暗。在最黑暗的时刻，天主介入，使人复活。
耶稣选择了走这条路，他也召叫我们在这条屈辱的路上跟随他。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我们找不到走出困境的途径，被漆黑所笼罩，这便是我们受屈辱和彻底空虚的时刻，此时我们体验到自己是脆弱和有罪的人。正是在那个时刻，我们不必遮掩自己的失败，而要同耶稣那样，对天主满怀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此圣周，我们应该用手捧起苦像，多次热切地亲吻它，并说：感谢耶稣，感谢上主。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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