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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記不得那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在上星期的《不是聽眾來信》節目裏，我介紹了我在一個傳教士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中的講話。我記不得是那一年舉行了那次研討會。我只記得，我來到時，研討會已經進行了兩天，將近結束。我的講話題目是《在現代中國的傳教方法》，內容觸及前兩天研討中激烈辯論的一點。我講話完畢，一位是傳教學教授的基督教牧師心平氣和地批評說：“你太美化了你敘述的傳教方法吧！”我沒有回答那位教授的善意批評，因為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中講話的人眾多，各人的發言時間有限，我不解釋，別人不會在意。
現在我卻願意利用《不是聽眾來信》節目時間來談談我當時沒有機會說的事情。我要談的有三點：第一點、我在那次研討會上講的事情是真實的，第二點、我承認，大多數中國人的經驗與我不同，第三點、我贊成韓德立神父的建議，要“用合作和對話來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
第一點、我在那次研討會上講的事情是真實的
我在那次研討會上說了，在一個傳統的社會裏，社會的個別成員在許多事情上，包括信教在內，不能為他們自己做出決定。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我們中國傳統家庭裏，兒女能夠為自己的婚姻作出自由的決定嗎？不能。上世紀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說能夠在許多讀者心中引起共鳴，就是這個事實的最好證明。
我也說了，西方的殖民勢力削弱了我們中國政府對本國社會的控制，又引進新的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經濟體系，使有些中國人能夠逃脫本國社會的控制，在本國社會的邊緣上繼續生存。這也是我們在殖民或半殖民時代的中國生活過的中國人親生經歷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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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所說的望教團體，死板的要理講授和傳教士的角色，有人能夠懷疑不信，我們中國成千上萬的天主教徒都和我有同樣的感覺。我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在天主教會辦的小學和中學受教育，後來進入耶穌會修道。抽象地說來，我也不會喜歡西洋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為，但是我所認識的與我接觸過的個別傳教士都留給我良好的印象。我覺得他們誠實，親切，可愛。
第二點，我承認大多數中國人的經驗與我不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為西洋傳教士打開進入中國傳教的門戶以來，在中國內地發生過許多教案。最嚴厲的教案是義和團事件。西洋傳教士和歷史家可以有他們的解釋，把這樣的事件歸諸于中國人的仇外心理，但是那樣強烈的仇外心理是怎樣引起和暴發的呢？我不得不承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西洋傳教士在我們中國傳教的看法與我們中國天主教徒們的經驗和感受不同。 別人稱我們為“洋教”不是毫無道理的。我說別人，其實我也是中國人。對教會在我們中國的有些作為我也認為是“國恥”。所以，我一如多數的中國天主教徒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千大禧年的“封聖”感覺自傲，對他一年後在額我略大學的書面講話中為教會在中國的過去表示道歉，更覺得該當。
第三點、我贊成韓德立神父的建議，要“用合作和對話來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
這樣，我又回到韓德力神父在《懷仁之驛》季刊上發表的那篇文章。韓德力神父在對《有關五十年來中國教會史》作了反省之後，發現教會與中國有隔膜，而提出《用合作及對話來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的建議。我贊成韓德力神父的見識，我支持他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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