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電台
發射台報訊天使銅像

　　聖神研究中心的林瑞琪先生，在六月十一日的公教報，批評比利時南懷仁文化協會的韓德力神父的意見，這顯示對中梵問題存有不同的見解。較廣闊的視野，會讓更多的可能性進入畫面，協助找到關鍵點；狹窄的視野，容易使我們看不清基本的重點。
　　

　　梵蒂岡所關心的，主要是在宗教或教會方面，而中國政府視中梵關係主要是在政治層面。他們視梵蒂岡（羅馬教廷）為一個政治實體，因此在政治層面教宗是國家元首，而建交是一個政治行為。為他們，選擇和任命主教，是充斥著和潛伏著濃烈的政治意味。

他們視美國與日本和印度分別結盟，是圍堵中國的行為。他們亦顧慮梵蒂岡內會否有一些人秘密地與美國合作，為遏制或對付中國和中國的政府。在這些情況和可能性之下，中國政府擔心梵蒂岡會否嘗試擺佈中國主教們和中國天主教會，做一些對中國和中國政府不利的事情。在他們一些人的考慮中，存有一些懷疑，在中國和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保障之下，他們怎能同意“把操控中國主教們的權交給梵蒂岡”。這可能是解決中梵關係所潛伏著的關鍵障礙所在，而中方的關鍵主導者是中國政府，不是教會任何的組別。　

　　讀了那篇文章，我有兩點感想。其中一點關於美國與日本和印度分別結盟。在這點上，我的看法與中國政府相同。我也認為這是圍堵中國的行為。雖然我不相信“梵蒂岡內會否有一些人秘密地與美國合作，為遏制或對付中國和中國的政府”，我也很擔心。

美國的行為在太平洋的東岸重新撳起了冷戰氣氛。最近報紙上往往有不利於中國的消息報導，有的竟把我們國內的教會比做西藏，把地下教會和法輪功等同起來，好像它們也同樣受著中國政府的侵略和壓迫。我擔心的，是這樣的情形會不會影響梵蒂岡對我們中國和中國政府的態度。

原來，在我們教會內一向有兩種對待世俗社會的態度：一種是“對抗”，一種是“對話”。早在宗徒時代，若望福音和書信表示了對抗的態度，而保祿書信和三部對照福音表示的則是對話的態度。這兩種態度的分歧源於基督福音的本質。所以它們能在教會內同時存在，而不妨礙教會的共融合一和所有教友們的團結一致。這是我在以前有一次的《不是聽眾來信》節目裡已經介紹和解釋過的。

此外，我觀察到，當國際間彌漫著冷戰氣氛的時候，教會受著影響，它對世俗社會的關係往往會偏向於“對抗”。教宗比約十二世的時代是冷戰時期。當時教會與中國和中國政府的關係，便是對抗。自從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時代以來，國際間冷戰的氣氛漸漸消弭，在教會對世俗社會的關係上“對話”也逐漸抬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希望改善教廷與中國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推行“對話”。我曾把我的觀察告訴我過去的同事，並且向他表示了我的憂慮說：今天在太平洋的東岸有出現了冷戰的氣氛，當今的教宗不會放棄對我們中國和中過政府的對話吧？他笑我“杞人憂天”。巴不得如此！

我讀了那篇文章後的第二點感想，是關於文章提及的“選擇和任命主教”。坦白地說，在這問題上“任命”是形式，“選擇”才是實質。我知道，對我們天主教徒說來，在選擇和任命主教的事情上這“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主教的祝聖是否合法，因此觸及教會的本質。教會的本質是共融。雖然如此，把“選擇”和“任命”劃開來分別討論，有其實際的好處。“任命”的問題比較複雜，最好還是留給教廷官方與中國政府去商討。我們只談談“選擇”問題。

所謂“選擇”，就是推舉和推薦主教的候選人。據我所知，這可以說完全是本地教會的事情。在今日的普世教會中，除了德國和瑞士幾個教區以外，一般情形是本地教會選出幾個主教候選人，把候選人的名單交給教廷大使專呈給教廷，再由教廷在名單上的候選人中挑選一人，讓教宗任命為主教。

那麼。教廷怎樣知道要在名單中挑選誰呢？當然是征求了教廷大使的意見。教廷大使又從那裡得來了他的意見呢？還不是從當地教會獲得來的嗎！所以我說，選擇和任命主教問題的實質是在“選擇”，而“選擇”的關鍵是在本地教會。在普世教會的情形是正是如此。

但是，在中國情形可不相同，一則因為在中國沒有教廷大使，再則在中國的教會組織不健全，主教們與教廷缺少聯絡，沒有溝通。因此，近幾十年來在我們中國的選擇和任命主教，情形混亂，急需改善。

總之。我也認為要以“較廣闊的視野”來觀察教會在中國面臨的問題。我也希望能用“對話”來尋求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