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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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我略大学的传教学系开设几个不同的科目，其中与殖民主义较有关系的是《传教史》。这门科目曾由一位意大利神父担任教授，後来继任他的是一位西班牙神父。他们都非常熟悉罗马耶稣会和教廷万民福音部的历史档案，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但是对了解今日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知识过於专门，近乎片面，因此缺少贡献。我担任的是一门研究实际传教问题的科目，我也不免涉及殖民主义干预教会传教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肤浅。在上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一部印度作家潘尼迦着作的书本对殖民主义与教会传教的接近颇有非议。我们大学的传教史教授都严厉批判了这部书中的议论。这样的论战我无能，也无意参入。我在我教授的《传教地区教理讲授》课程中涉及殖民主义对教会传教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只是为藉着它了解今日在传教地区国家中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紧张关系，而设法超越或改善这关系。

为此。就教会在我们中国传教的例子来说，我知道是英国，藉着鸦片战争，与中国订立五口通商的条约，为教会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大门。我知道，法国和德国，则藉着在中国内地发生的教案，争取了他们在中国的权益。有些西洋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修女、教友，在庚子年义和团事件中丧生，其中几位在二千大禧年被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殉道圣人，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徒的光荣。同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迫使满清政府签立丧权辱国的条约，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耻辱。而且我也知道，在庚子年义和团事件中丧生最多，受害最大的，不是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我在课堂里并未提及这样的事情。

我在《传教地区教理讲授》的课程里谈到“在中国传教的困难”和“在中国传教的方法”。因为在中国传教困难，在中国的传教士发明了在中国传教的方法。我称那方法为“输入外地文化”式的传教方法。

所谓“输入外地文化”是与“传授本地文化”相对的一个专门名词。从前西班牙的殖民者来到南美洲，西班牙的耶稣会传教士随着向在那 的本地的土着传教。那 的土着原来属於游牧民族。耶稣会传教士为他们建立了“教友村庄”，让他们定居在那些村庄 度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基督信徒。这就是我要介绍的“输入外地文化”方式的传教方法的一个先例。

但是传教士怎样能在传教困难的中国实行了他们发明的传教方法呢？我的解释是：他们得力於当时殖民势力的暗助。这就是我在额我略大学任教时所以谈到殖民主义与教会传教接触的机会和缘故。

我从两方面解释了殖民势力对教会在中国传教的暗助：

一方面，西方的殖民势力压制了中国本地的社会组织，削弱了它们对本地社会的控制力量。 这样，我们可以说，个别的中国人在团体的压力下被解放了，有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选择的机会和可能了。

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体系。这样中国人，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之外，另有了出路。皈依基督教会的中国人也就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天然团体 围以外谋生，继续生活。

在额我略大学传教学系就读的学生起先都是修完了神学课程的神父，後来也有了修女和修生。对我所讲的“在中国的传教方法”和我所解释的“殖民主义的干预”，年轻的修生和不曾在传教地区传教的神父一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对传教抱有崇高的理想，听不进我讲的平凡的踏实解释。有一位修女和一位在俗女教友却表示了她们的积极回应。那位修女是比利时人。她曾在非洲长期传教，那时被调回罗马在她修会的总院服务。她告诉我，我讲的“在中国传教的方法”十分真实，她在非洲所经历的传教方法正式这样。那位在俗的女教友是英国人。她曾以平信徒的身分在非洲为教会服务。她说，她听到我讲殖民主义的干预时，心情紧张，怕我谴责英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没想到我竟作出了这样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