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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02 新闻报导 资料库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波 兰
教宗与圣座 教宗与圣座 教宗在克拉科夫的布沃涅公园册封波兰四位新真福，盛况空前
参礼的贵宾中包括波兰总统和总理，立陶宛总统，斯洛伐克总统，匈牙利总理，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等等。与教宗共祭的有十叁位枢机主教，一百五十位主教，其中五十位来自外国，四百位神父，另有一千五百位神父和七百位执事分送圣体，五百位神父听告解，波兰军方派出一个八十人的军乐队演奏圣乐，一个四百多人组成的歌咏团带领众信友唱圣歌。为了安全，波兰政府派出叁万警察、志工和消防队员，一百四十位医生，叁十七部救护车，叁架直升机。
这台册封新真福的弥撒的主题还是跟前一天祝圣天主慈悲新圣殿的主题一样，"富于慈悲的天主"。选择同样主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教宗这次访问有个连贯性，另一方面是使前一天无法参与祝圣新圣殿的人也能分享同一个意向，怀着相同的心情参礼。被册封的四位新真福中，第一位是华沙的总主教西吉斯蒙德．什琴斯尼．菲林斯基，他生于一八二二年，死于一八九五年，他为了维护天主教信仰和人性尊严被俄国沙皇充军西伯利亚二十年，他是玛利亚之家方济各修女会的创会人；第二位是扬．巴利兹基神父，他生于一八六九年，死于一九四八年，一生致力于听告解，培育新司铎，从事教育，知道如何使祈祷生活与牧灵工作结为一体；第叁位是耶稣会士扬．贝兹乌姆神父，他生于一八五零年，死于一九一二年，四十八岁的时候远渡重洋，前往非洲东南海外的马达加斯加岛传教，为癞病人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最後一位是圣齐亚．西姆科维雅克修女，她生于一九一零年，死于一九四二年，就读大学的时候便向往成圣的生活，後来在波兰的波兹南加入忧苦玛利亚孝女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着完全为他人服务的简 生活。
教宗十六日抵达克拉科夫时，在机场向波兰总统和全国同胞说：「天主的慈悲必须反映在人的慈悲上」，昨天他所册封的四位新真福就是在他们的一生中反映天主的慈悲的人。教宗在册封真福的弥撒讲道中，引用若望福音的话说：「没有比为朋友舍掉生命更大的爱情。这就是天主的爱的尺度，天主的慈悲的尺度。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基督邀请我们爱别人的时候，他要求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尺度。我们感觉到受到某种力量的推动，藉着以慈悲对待兄弟的方式，一天一天地奉献出我们的生命」。
教宗继续向两百多万人说：「教会自从存在之初，就宣讲天主的慈悲，这个慈悲是人的希望的保证和人类得救的泉源。今天似乎是特别需要向世界宣讲天主慈悲的讯息的时候。二十世纪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无可否认的成就，却特别留下罪恶神秘的痕迹。我们带着这种善和恶的遗产进入了新的千年代。摆在人类眼前的除了是发展的新展望之外，还有未曾听过的危险」。 甚麽危险呢？教宗说：「人经常生活得好像天主不存在一样，甚至以自己来取代天主。人僭取造物主的权利，干预人类生命的奥迹，企图藉着遗传控制来决定人的生命和死亡的期限。人拒绝天主的法律和伦理道德原则，公开破坏家庭，甚至以各种方式企图使天主在人心中闭口无声；人要使天主在文化中、在各民族的良心中消失。罪恶的神秘就这样继续在袭击世界」。
教宗的道理越来越深入，越精辟，他说：「人类在经验了这个奥秘之後，便生活在恐惧、空虚、痛苦和沮丧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耶稣才藉着谦虚的修女的见证而进入我们这个时代中，为清楚地指出安慰和希望的泉源，这个泉源就在天主永恒的慈悲中」。教宗强调：「必须用新的力量来发扬天主慈悲的爱的讯息，世界需要这个爱。现在已经到了使众人都认识基督这个讯息的时候了」。 关于教宗主持这台册封四位新真福的弥撒盛况，本台特派员德卡洛利斯从克拉科夫为各位写了下面的报导： ********
"天主的慈悲"与滞留世界上的"不安宁奥秘"对立，有如一幅大壁画中描绘的善与恶的搏斗。18日上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再度谈了圣女福斯迪纳．科瓦斯卡的信息。他热切的重覆说，人类认识和发现天主的慈悲是现代的一个记号，是在这个刻意将天主抹去的世界得到恩宠的重要途径。聆听教宗的话的有两百万人，他们汇集在布沃涅公园中参加教宗主持的册封四位波兰子女为真福的大典。这四位新真福是：西吉斯蒙德．什琴斯尼．费林斯基、扬．巴利茨基、扬．贝兹乌姆和圣齐亚．希姆科维雅克。参礼的信友不仅是来自波兰本国各地的，还有许多是从远远近近的国家赶来的。大家在波兰国旗和梵蒂冈旗起伏波动的一片旗海中，在洋洋的一片喜气中，以最大的热忱和教宗一同庆祝教会有了四位新的榜样，也和教宗一起反思他前一天在祝圣新朝圣堂时所说的话。
匈牙利人、立陶宛人、斯洛法克人、捷克人、乌兹别克人、白俄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挪威人，聚集一起参加弥撒。140名医生，40多辆救护车和3架直升机都随时准备好为他们服务，城市的一些重要地区也驻守了3万名警卫人员维持治安。夏日的太阳，赶上在教宗来到时探出头来，令信友们能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许多勇敢的信友冒着阴冷天气卷土重来的危险，在前一天晚上便已经进入公园中露天而宿席地而眠。
教宗在讲道时重谈了前一天讲道中的主题。他说，教会一开始便宣讲天主的慈悲。虽然如此，似乎今天它更加有义务向世界宣讲这个信息。教宗也解释了天主为什麽选择了我们这个时代。他说，也许因为20世纪有无可置疑的成就，却特别受到"不安宁的奥秘"的折磨。教宗这样说： "经常，人度的是好像天主不存在的生活，甚至以自己来取代天主。他窃取造物主的权而干预人类的生命。他想透过操纵遗传而决定人的生命和限制死亡。他违反天主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公开地打击家庭。以不同的方式来使人心中不再有天主的声音，使文化和人的良知中完全没有天主。'不安宁的奥秘'便继续在世界上留下痕迹。"
对抗世俗化和物质主义带来的弊病，基督信徒所用的武器是对天主慈悲的信仰和在他人面前为天主慈悲做见证。教宗说，天主的慈悲的最大恩典便是：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人认识基督和品 爱的滋味。在1800年到1900年间的四位新真福度的正是这样的生活。他们也在历史的许多不安的时刻，勇敢地做天主慈悲的使徒，照顾穷人、支援圣召和神职、出外传教。时代变了，但今天对这种"爱的目光"的需要并没有减少。这爱的目光也关注21世纪的贫穷。教宗说： "需要有'爱德的想像力'才能从物质和精神上协助被忽略的儿童，才能在遇见被不同罪恶诱惑而陷入罗网不能自拔的青年是不转身而去，也才能为那些开始与邪恶进行内心战斗的人提供意见、安慰和精神支助。"
聆听教宗讲道的信友们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他们愿意按照教宗的话去做。教宗最後呼吁教会的所有子女，协助现代人体验天主的慈悲。他祝望天主的慈悲拯救全人类。 稍後，教宗在带领大家念叁钟经时，特别将圣女福斯蒂纳的信息交给青年们。他说，正如在举行多伦多世界青年节时重温了真福八端的信息，今天，大家要以天主慈悲的信息来回味这样的经验。教宗这样说：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以真福八端精神生活的人做见证。今天也一样。我祈求天主。我希望你们按照这个要求而度的生活，能在我们时代做天主慈悲的有吸引力的见证。" 在叁钟经活动中，信友们大声呼喊，请教宗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教宗开玩笑说：好，好，他们在引我放弃罗马哩。 一个以美妙的圣歌陪伴了弥撒礼仪的进行的400人歌咏团唱起了伯多禄的"船歌"，教宗告诉大家，23年前，他离开克拉科夫前往罗马参加枢机会议选举教宗时，正是这首歌送别他的。後来，当他听到投票结果时，这首"船歌"在他耳边萦绕。这许多年来，他从未和这首歌分开过，它像是从祖国吹来的一声隐秘的气息，也是教会的引导。
波兰四位新真福生平简介 天主的仆人西吉斯蒙德 什琴斯尼 费林斯基於1822年生在沃伍恩一个信仰虔诚的贵族家庭，他的童年很不幸：11岁时失去父亲，5年後，他的母亲由於从事爱国主义活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因此他少年时又失去了母亲。什琴斯尼後来在莫斯科和巴黎念书，不到30岁时却决定返回祖国，做一名司铎。他在1855年被圣了神父，两年後在圣彼得堡创立了玛利亚之家女修会。1862年，庇护九世教宗任命他为华沙的总主教。费林斯基总主教以牧人的身份献身於帮助穷人和培育司铎的工作，在沙皇政权时期勇敢地捍卫教会。正是因为他效忠罗马，1863年被放逐到俄罗斯。在20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全力以赴为天主教在俄罗斯帝国复兴进行着努力。在圣座的介入下，费林斯基总主教於1883年获得自由，但是不允许他回到他的华沙。他生命的最後12年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只在生命的最後时刻才获允许返回祖国，1895年9月17日在克拉科夫去世。
扬 巴利茨基神父1869年在热舒夫出生，在一个十分虔敬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进入普热梅希尔教区的修道院，後来又到罗马，在额我略大学完成神学课程。回到自己的教区後，巴利茨基神父被任命为信理神学教授，从此，他的一生都致力於教育新司铎的使命。1928至1934年间，担任普热梅希尔教区修道院的院长，1948年3月15日在那里去世。
扬 贝兹乌姆神父将整个生命献给了帮助被遗弃的人的事业。他於1850年生在维尔凯，在基辅高中毕业後，进入斯塔拉维斯的耶稣会初学院，1881年在克拉科夫领受铎职。48岁时前往马达加斯加，在那里不遗馀力地为麻疯病人服务。贝兹乌姆神父日夜与这些病人和被遗弃的人一起生活，他献身於这一先驱者的事业，成为今日照顾麻疯病人的先锋。在非洲的这个大岛上至今还有一座由这位天主的仆人为治疗麻疯病人创立的医院，名叫"琴斯托霍瓦圣母医院"。贝兹乌姆神父於1912年去世，他为我们立下了热心撒玛黎雅人的光辉榜样。 圣齐娅 希姆科维亚克修女1910年诞生在今天的大波兰地区奥斯特鲁夫，从小在家里接受了坚固的宗教教育。在波兹南读大学的时候，圣齐娅积极参加圣母会的活动，但在1934年，这位年轻女孩的生命发生了根本转变。那年夏天，圣齐娅去露德朝圣，在那次机会中，她决定做修女，将自己交在无染原罪圣母的手中。3年後，进入忧苦之母孝女会，这个修会也称作"方济各的修女"。战争爆发後，圣齐娅修女放弃允许她回家的机会，留在波兹南的会院，同其她修女一同在纳粹党人的迫使下，做沉重的工作。繁重的劳累使她的体力承受了艰钜考验，终於她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42年8月病逝，当时只有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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