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8-2007　　新闻报导　资料库 　主日弥撒读经 周末避静

教宗与圣座
－梵蒂冈书局要出版两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训导集，神学家马焦尼神父反省天主圣言的首席地位

东南亚通讯
－陈日君 让我讲两句不讨好的话
－陈日君枢机七月底出访义大利期间，七月二十二日在威尼斯接受了《罗马报导》（RomeReport）的访问

教宗与圣座

梵蒂冈书局要出版两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训导集，神学家马焦尼神父反省天主圣言的首席地位
（梵蒂冈电台讯）梵蒂冈书局近日要出版两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训导集。这两部着作，一部是教宗在2006年的训导，另一部则收集了教宗关於基督的使徒和首批门徒的一系列要理讲授。在所收集的要理讲授系列中，重点放在关於教会的起源上，将本笃十六世教宗对我们信仰依据的认识的极大注意力收入进去。讲解要理是本笃十六世从任教宗一开始便具有的特徵。他的这一风格特别受到圣经学家马焦尼神父的赞赏，这位神父在米兰天主教大学教授神学导论，他接受本台访问谈他的反省说：

答：我的反省不能不从完全赞赏教宗所作的事情出发，我彻底赞同他。需要进行要理讲授，我所指的要理讲授首先要澄清它的根据，馀下的是从这个根据而来。为对教会有所了解，我该从原始的教会出发。我永远不该忘记在那 有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该当有现实意义。历史将有它的需求，但没有对逻辑的背叛，这个逻辑在历史中启示了自己。

问：教宗还是拉青格枢机的时候显然已经感觉到讲解要理的需要…
答：一定是这样，他写的书是这样的！他的出发点是，一件事，一个如同教会般的现实在它的起源中看得更清楚。在起源中看到它的本质。

问：本笃十六世教宗自当选之初就把重点放在天主的圣言上。在他公开接见活动中，在他的弥撒讲道中，圣父看来几乎愿意向後退一步，为使人了解，中心不是他，而是基督，基督是中心，心脏是基督…
答：的确如此。令我感到非常安慰的是，圣若望没有说在起初已有爱德，而是说已有圣言。因此，显而易见，圣言该当真的是依据。天主圣言的光也要求另一个性质，即圣言应当有首席地位，这个首席地位不是宣讲圣言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宣讲圣言的人不该让自己站在第一线，而该当几乎隐没起来，因为美好的事物是圣言。真理在耶稣所说的话中，不在我们说的话中。我认为真理也是有可信任的理由的。我认为，人们一旦发觉这一点，就不会视学问在圣言之上，而是从圣言汲取的。因此，不是你的，而是圣言的。

问：那麽，教宗几乎成了一个棱镜，基督的光从这个棱镜中穿过…
答：是的，教宗、整个教会和基督信徒不该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主角是基督。主角是我所宣讲的圣言。真理是圣言，圣言不是我的。我宣讲的这一圣言该当是真实的，不是我的，而是耶稣基督的。

问：教宗宣布下届主教会议在2008年召开，主题正是“在教会生活和使命中的天主圣言”。对圣经的认识在今天为许多信徒来说肯定是个严重的空白。教宗在他的要理讲授中把这个问题明显地放在首位，那麽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答：几年前有这个缺陷，并且至今仍存在，就是对圣言的起始的次要方面，对过程结构或其他的探索使圣言变得暗淡，而所进行研究的天主圣言的真正意义、其美妙、清澈、清晰的一面消失了。现在，我要说的是，有时我却担心有相反的一面，即脱口而出、对圣言作直接解读，不费力去了解所引的那段话是什麽意思。这些解读过於即兴说出，也过於热心。相反，圣言的美妙撇开第一个和第二个缺陷不谈，正是在圣言中发现意义所在。这个圣言如此现代化，如此能够了解今日人类的重大问题。他是令人信服的美妙的圣言。

东南亚通讯
－陈日君 让我讲两句不讨好的话
－陈日君枢机七月底出访义大利期间，七月二十二日在威尼斯接受了《罗马报导》（RomeReport）的访问

陈日君 让我讲两句不讨好的话
教宗本笃、出於他对在中华大地子女们的特别眷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为他们提出一些指导。以他神学家的智慧和慈父的爱心，在对真理的执着及对人的谅解之间达到了可贵的平衡。这信当然不能为所有问题提出每一细节的解决办法。但在解决问题细节时、人人都应该以最坦诚的心在信中找到启示。不符合这信的任何解释会破坏那可贵的平衡，也就是辜负圣父的苦心。我不是该信的法定解读者，也不敢自以为唯有我明了教宗的信，但既然大家可以细读教宗的信，我讲的，任何人讲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批判是否符合教宗的信。
我的根是「地下」的，我慈幼会的兄弟很多为拒绝参加独立自办教会而受了苦。可是我也有福气承认了不少「地上」教会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知道他们爱教会的心绝不逊於我们，我的这个经验也在某程度上帮助了教廷了解地上的教会。所以我有信心地上地下的兄弟姊妹对我都不会有成见，我也大胆的向大家说两句不太讨好的话。
（一）教宗欣赏地下教会的兄弟姊妹们，为了坚持信仰原则而受了的苦。
在第二节开端教宗说「你们对主基督及教会所持的忠诚 有时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的忠诚 ，所带给我的喜乐是丰厚的」。在批注 更引录了他十二月二十六日叁锺经前发表的讲话，很多有识之士都以为那讲话是为鼓励「地下教会」的。下列的节、段看来可以用在地下教会身上也可以用在某些地上教会的人身上。
（1）在第四节第一段他说：「我要为在中国的教会衷心感谢天主，因为她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贞地奉献了信仰的见证。」
（2）在第八节第五段他说：「近几十年来，许多中国主教悉心领导了教会，他们自己的团体和普世教会过去作出了，现在仍在做灿烂的见证。他们中很多位遭遇过迫害，或被禁制执行任务，有些甚至以自己的鲜血浇灌滋养了教会。」
（3）在第十叁节第一段他说：「我们怎能不记得在晚近艰难的岁月 ，一些主教和司铎为教会作出了经久不衰的见证。甚至为教会和基督献上自己的生命。
（4）在第十五节讲到平信徒时，教宗说：「在中国教会近代历史最艰难的时期教友们不论个人与家庭表现出了对福音彻底的忠诚，甚至为基督付出了苦难的代价。」
（二）教宗体谅地下教会的教友
在第十节第五段说：「教友们不必犹豫去参加由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又同时获政权认可的主教或神父主持的圣祭或其他圣事。
在第十节第六段更进一步说：「信友们在可能的 围 当然先该参与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铎主持的感恩祭和其他圣事，但如果有严重的不便无法做到上述要求时，为了他们灵性的需要，也可转向尚未与教宗共融者。」
其实教廷在八十年代已给了这样的指示，不过这次是教宗亲自清楚的认同这指示。地下的神父们不能禁止教友们去地上参加圣事，更不该说那是罪恶。
但这 我也想指出参加「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的主教、神父的圣祭或圣事」不必犹豫，参加「尚未与教宗共融者」却是有条件的：「如果有严重的不便参加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铎主持的感恩祭和其他圣事」。两者之间有分别的。 （叁）在第十节第四段讲到共祭的问题，教宗说：「先决的问题是宣认同一信仰，并与教宗及普世教会保持圣统上的共融。参加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及司铎共祭是容许的，即使他们是政府当局所承认的，也与国家所设定、并在教会结构以外的组织保持一定关系，只要这认可以及关系不包括要否定信仰上及教会共融上不可放弃的原则。」
这 教宗的信申明：忠於圣统共融及参与地上教会是可以共存的。有人会问：地上教会不是和爱国会分不开的吗？当然，教宗知道这情形，可是他也知道许多地上教会的成员完全不接受爱国会独立自办教会的立场，也从来不叫这些口号，他们只是阳奉阴违。政府也容忍接受，两边都作出了妥协。
当然，如果有些主教、神父、教友声声常说坚持独立自办教会，他们当然不能说是与教宗真正共融。还有那些参加了非法祝圣主教的主教和接受非法祝圣为主教的神父，除非他们有所公开交代，别人也很难知道他还与教宗共融与否。教宗在第八节的第十二段说：「可惜??有些已经合法化的主教（也）没有任何表示，来清楚地证明获合法化的事实。合法化的神长应不断地作出更多明确的行动，以显示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的共融。」
教宗的信我们该详细的看，不能太乐观的说，现在跟谁都可以共祭了。教宗很宽容体谅，但他不能不向他的子女有所要求。
（四）关於地下教会该否「上来」（争取政府的承认）
教宗让个别主教，按地方情形去作抉择。但教宗也知道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教会得到政府的承认，能公开自由运作本是天公地道的，但「在认可的过程中，有为数不少具体的案例，更可说几乎经常地，某些机构的干预迫使有关人士要作出一些违反公教徒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看了这全文怎麽可以说教宗「鼓励」地下教会都上来呢？
主教在作出决定前要「听取神父们的意见，决定後教宗希望神父们能接受。」他也知道「为有些人是痛苦的」。他的这要求明显是为帮助那些最近已由地下上来的主教，他们的司铎团严重地分裂了。但米已成饭，教宗在这 劝神父们和主教修和，大家努力，在已成的新形势内，团结争取真正的宗教自由。
（五）教宗这封信的主题，除了清晰重申天主教会的宗徒性，也衷心呼吁教会内进行修和。但他知道实在情况，在第六节末二段他说：「此（修和与合一的）路途不可能一日之间完成」。大家要做的是努力向准确方向走：「依从来自圣神内的启发，宽恕彼此的嫌隙，彼此接近，互相接纳，打破藩蓠，超越能使你们分离的一切。」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目前的修和及合一并不是一个 "TRAVASO" （把两杯内的东西倒成一杯）。制度及架构的合一还未必可能。在有些地方由地下上来恐怕就会失落目前仅有的一点自由，那当然不是教宗冀望的。
弟兄姊妹们，把美好的意愿放在祈祷中，同时脚踏实地地细看教宗的信！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
陈牧意国谈中国教会论及教宗信函与爱国会

陈日君枢机七月底出访义大利期间，七月二十二日在威尼斯接受了《罗马报导》（RomeReport）的访问，本文经《罗马报导》同意让本报刊登、由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整理及提供。首部份八月五日本报二十叁版刊登。
问：外国天主教慈善组织及传教会在中国运作以及与爱国会合作日益增加，你认为这些组织需要注意及考虑甚麽？
陈：我察觉不到这类与爱国会的合作正在增加。我已说过这类合作所产生的副作用，因为你做甚麽也要经爱国会，所以有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要接受这现实。但经过多年後，我们开始看到这类合作的坏影响。首先，这实际是巩固刘柏年的地位和势力，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跟这人合作是有问题的。我察觉不到这类与爱国会的合作有上升趋势，现时愈来愈多外国团体正在中国运作，但不是一定需要跟爱国会合作。

问：爱国会的经费来源何在？以及爱国会将来仍强调意识形态或以经济考虑为先吗？
陈：他们当然有很大势力，有势力随之有财力。假如他们控制教会，当然同时控制教会的财政，政府也乐意花钱在例如去年的非法祝圣事件上，他们给每位参与祝圣的主教一笔可观的金钱，所以我认为他们用钱收买跟他们合作的主教，但这却使人不可能接受他们继续存在，因为他们不仅控制教会，甚至羞辱我们的主教。用一些丑陋的手段，例如欺诈、恐吓，甚至绑架。

问：教宗牧函提到地下教会并非教会生活的自然状态，你对此怎样解释？因为有评论员将这解读为教宗邀请所有地下教会团体加入公开教会。
陈：首先，我认为所有评论都是经过仔细阅读教宗牧函而作出的。教宗已经解释非常清楚地下教会绝对不是处於正常状态。我们的教会有权公开运作!但教宗说那些人是被迫处於地下教会，为免受到外界的不当控制，因此假如现时外界的不当控制仍然存在，那他们是有理由继续留在地下。将牧函解读为教宗鼓励地下教会公开出来是绝对不正确，因为教宗只允许主教们作出他们各自的选择，这选择是非常困难，所以教宗是没有鼓励地下教会的主教寻求官方的认可，教宗只是作出告诫，因为牧函提到虽然原则上，被官方认可没有问题，但许多时有些具体情况，几乎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会要求主教们做出一些违背信仰的事情，故教宗是没有鼓励地下教会公开出来。

问：你认为公开教会应否采取实际措施以提高公开教会的透明度？因为部份主教仍然对他们何时及何地跟教廷共融步步为营。
陈：我认为问题不是这麽严重。因为我认为所有神父、所有教友均知道他们的主教是否已跟教廷共融，其他教区的教友未必知道，所以现时是主教们公开宣认的适当时候，但在早期，你会明白教廷不要求主教们公开宣认是明智和宽厚的，因为若主教们在那段时期公开宣认，他们会有被囚禁的危险。但现在，由於他们知道几乎所有主教经已与教廷共融，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心无惧怕、公开宣认，因为政府一定不会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事。但教宗也提到主教们一定要以行动证明这新状态，因此为一些已经与教廷共融，但仍参与非法祝圣主教的主教们，这举动无疑是互相矛盾。

问：最近北京教区选出新主教，你可否解释这对於中梵关系是利是弊？
陈：根据教宗牧函，梵蒂冈在这情况下将会非常谅解，因为他们明白中梵之间仍然未有真正的协议。但这数年来，双方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达致包容、和解，故在这基础上，我认为若被选的主教是可接受的，梵蒂冈也很乐意批准祝圣这主教。但若中方真诚愿意接纳教宗牧函，他们会低调地接受圣座的认可；但假如他们决定不接纳教宗牧函，他们可以从多方面制造很多麻烦。所以我仍有少许忧虑。我真正希望他们在这情形下不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以及双方均尝试把握这次好机会，为互谅互让踏出新一步。

问：陈枢机，你被称为中国地下教会的倡导者，你认为这样形容你对吗？以及你与公开教会的关系怎样？
陈：是不对的，因为我有很多公开教会的朋友！我认为我早期在内地修院教书期间，有助教廷了解当时的公开教会，我是最先在国内长时间教书，在那 生活，跟当地人有联系，透过我写的报告，我认为我改变了教廷对中国教会的想法，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存在一个十分硬性的分野，就是只有「好人」和「坏人」，但实际上这是错的，每个人都是好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所以我确信在公开教会的都是我的朋友，这是毋庸置疑。

问：假如海外的天主教徒有意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教会，他们有何方法确保他们的捐款能真正到达教会手上，而不是落入由爱国会控制的教会人士手中？
陈：我觉得这并不容易。坦白说，中国官方教会一个组织曾经试图争取被承认为中国明爱，我是强烈反对，因为全世界的明爱也是由主教监管，即教区主教监管教区性的明爱机构，主教团监管全国性的明爱机构。但张神父的组织却是在没有主教监管下运作，我不认为他们能真正作为中国明爱。我会忠告有意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教会的外国人士，亲自将捐款带中国，这能确保捐款能帮助穷困的人。他们也可以寻求一些熟悉中国教会的机构的帮助，例如香港的圣神研究中心，他们能提供有益的建议，捐款用作哪里最具效益，因为他们有大量资料，了解中国教会状况，因为有时有可能你不是在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地下教会更需要帮助，因为将捐款送到他们手中是很困难。对，他们更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