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上 五十】

50. 人心惶惶的中古世紀末期

　 　十五世紀歐洲天災人禍橫行，是一個大時代'中古世紀'結束的先兆：英國和法國在公元一三三七年引爆、一四五三年才結束的百年戰爭；奧托曼土耳其人的侵擾巴爾幹半島和中歐地區；意大利各城邦之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交相攻伐；散兵游勇到處漂泊，所經之地搶掠殺傷無數，留下一片哀鴻，聖堂和相關的教會建築與禮儀用品也難逃劫數；教會與各國、尤其是與法國和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糾纏不清所引發的內部種種危機和外在的困局，都使整個歐洲陷入難以自拔的險境。無獨有偶，除了這些人為的禍患之外，公元一三四七年歐洲又發生空前的大瘟疫'黑死病'（peste nera），同一條街或同一個村莊，只要有一個人得病，其他所有的人很快就被感染。許多村鎮的居民無一倖存者，某些城市的死者達十之八九。幾年之中，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
在那個死神籠罩的世代，人人自危，死亡成了每個人甩不掉的陰影，給整個歐洲社會製造了驅散不了的恐怖陰霾。很多書籍和戲劇的內容都強調大街小巷和溝壑田野死亡枕藉的可怕形象。那時盛行的'死亡骷髏舞'（danze macabre）就在提示大家，面對死亡人人平等的事實。既然死亡是司空見慣的事，對別人的死就不再有眼淚可以耗費，只能留為自己的將死哀鳴。當時的人都設法使自己習慣于生死離別的事，那些叫人如何面對死亡的書籍一時汗牛充棟。巴黎一個據說保存有殉道諸聖嬰孩中之一的聖髑的公墓，屍體堆積如山。公墓成了當時大家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死亡既然四處埋伏，人們就不得不捫心自問，反省個中原因。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天主懲罰人的罪過，人必須為自己的罪過作補贖， 以息天主的義怒。于是歐洲各處開始有了打苦鞭者沿街遊行，鞭打自己至流血的民間宗教習俗。日耳曼全境到處有教友背著十字架、撐著旌旗、沿街高唱聖歌遊行，最後大家集合在一個場地，脫下上身的衣服，用皮鞭抽打自己，直到全身血跡斑斑為止。他們一邊鞭打自己，一邊詠唱聖歌，然後匍匐在地三次，表示虔敬，又讓別人踩他們的身體而過，以示謙卑和補贖。
然而，天災人禍並沒有因此而止息。在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的絕境中必須尋找其他的原因，或者更好說禍首，他們認為當時歐洲的猶太人最適合作替罪羔羊。于是開始有人散佈謠言，說是猶太人把毒藥放在歐洲各地的水泉水井，企圖毒死所有的基督信徒，進而奪取他們的權力，佔有他們的財富。這樣的謠言很中聽，各地的人紛紛嫁禍于猶太人，他們難逃厄運，終於大批大批地被帶到市場活活燒死。說也奇怪，被捉去送死的猶太人竟然高歌、歡天喜地地走赴刑場，好像赴宴席一樣，他們死也不肯成為基督信徒，更不願意他們的子女領洗奉教。他們相信如此從容就義，死後必定進入天堂。
其實當時最可怕的災禍還不是黑死病，而是日簡蔓延猖獗的巫術。撒旦利用可怕的瘟疫，藉著男巫女巫到處製造恐慌，摧毀人的健康信仰，煽動社會的不安，勾引無數的跟從者。又逢當時的神學和心理學都很貧乏，對任何病痛災害都用超自然的說法來解釋，無形中也助長了巫術的興盛與囂張。面對這種現象，教會和國家當局常常採用強硬的手段，許多男女巫士被捉去拷問逼供，也有很多被判火刑。這也是時代的徵兆。
在這種大考驗的時代，許多人的良心發生動搖，起了疑惑，十三世紀出現的神學與哲學的平衡與相互為用，現在已經無法穩定人的思想與生活。這是理智和知識陷入危機後果。十四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方濟各會士威廉•奧卡姆（Guglielmo d'Ockham,1290-1350）行經歐洲大陸，前往日耳曼南部巴伐利亞為那裡的國王路易四世撐腰，與法國阿維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作對。威廉•奧卡姆不但批評若望二十二世對教會的觀點，更徹底反對以理性為靈魂的哲學和科學駕馭神學之上，他強調人無法經由理性而抵達天主。至於神學的概念，無非是一些語言遊戲而已。為能真正了解天主，必須回到聖經，必須研讀聖經和聖人的行實。威廉•奧卡姆以為天主之所以全能，就在于天主可以為所欲為，可以任意行事，天主可以按照祂自己的意願懲罰人或獎賞人。
和威廉•奧卡姆大約同時代的還有英國牛津大學神學教授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14-1384）。這位神父特別推崇聖經，不重視教會的聖傳，更不承認聖體聖事中的麵酒會變成耶穌的聖體聖血。那個時代西方教會的大分裂使他不再接受教會傳統的神學。他認為教會同時有兩位教宗在彼此爭奪權位，就像兩隻狗在爭一塊骨頭，則他們和他們的屬下神長實在不配代表教會。因此，約翰•威克利夫強調教會是所有被預定要承受天國的信友的整體組合，他們的頭是基督本身，僅此而已。約翰•威克利夫死後三十年，他的思想才遭到康斯坦茨（Konstanz）大公會議的譴責。大公會議並不因此而滿意，還把他的屍骨挖出來判以火刑，再把骨灰丟到河裡。
約翰•威克利夫有一位精神弟子，波希米亞（Boemia）首府布拉格（Praga）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揚•胡斯神父（Jan Hus,1369-1415）。揚•胡斯對教會的看法部分來自約翰•威克利夫。在他所處的那個西方教會大分裂的混亂時代，教會竟然出現三位教宗，他無法想像真正的教會要和當時的教會體制結構混為一談，他和約翰•威克利夫一樣，認為教會乃是一個由眾選民所組成的團體，與教內的人事體制沒有必要的關係。揚•胡斯以為有罪的教會必然要改革，恢復福音所揭櫫的貧窮精神和生活狀態。
當時布拉格的總主教茲比涅克（Zbynek di Hasenburg ）受羅馬教宗依諾增爵七世（Innocenzo VII）的催促，在波希米亞進行反擊約翰•威克利夫思想的運動。揚•胡斯不以為然，他反對波希米亞神職人員生活奢侈，卻招來總主教的譴責。這兩位原來是朋友的人，如今成了敵人。若望二十三世教宗（Baldassarre Cossa, 1410-1415, 不被後世教會所承認者）頒佈大赦，揚•胡斯更覺得莫名其妙，因此他的言論越來越激烈強硬。一四一三年布拉格總主教區召開會議，禁止他繼續講道和教書。揚•胡斯的事件已成為整個波希米亞的問題。走投無路的揚•胡斯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多（Sigismondo）給以的安全通行証，決定前往日耳曼西南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城，向正當地召開的大公會議申訴自己的立場。他以為大公會議必定會了解和支持他，豈知正好相反，無法有效答辯他的會議不但在一四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那天燒毀他的著作，更判他在七月六日那天接受火刑。臨死之前，揚•胡斯申冤說：「天主為我作證，我從來沒有教導過假見證誣告我的那些事。我講道理和從事的任何活動，第一個意向就是使人脫離罪惡。我已經準備好懷著我遵照聖師們的傳統所寫的和所教導的福音真理的喜樂一死」。揚•胡斯被活活燒死的消息傳到波希米亞，一時全國忿慨，群起造反。這一動亂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面對黑死病的威脅、靈魂是否得救、教會體制不成體統這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整個歐洲人心惶惶，基督信徒的生活因此發生內在的改變，教友開始轉向個人的信仰生活經驗，希圖從天主那裡得到直接的啟發，而不再從教會當局那裡尋求誘導。十五世紀二十年代法國最著名的救國女英雄貞德（Jeanne D'arc, 1412-1431）可以說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她寧可聽自己的心聲，也不願意聽信被英國人收買的主教、隱修士和神學家們的話。不過這種個人主義的信仰現象也有多種不同的形式，最不好的一種是迷信被視為深入的基督信仰生活。也有很多人開始本末倒置，專事尋找一些可以幫助人和安慰人得救的小道，例如特別敬禮聖人和他們的聖髑，到處尋找大赦的途徑，經常奉獻彌撒，而忽略信仰的大体和宗旨。再就是那個時代也開始盛行一種悲愴的敬禮，就是体嚐耶穌和聖母人性方面的痛苦。這種敬禮強調：一位好的基督信徒必須和耶穌一起受苦，必須感受耶穌苦難的哀痛。
在這中古世紀末期，好歹也有它可取的一面，那就是基督信徒，至少那些優良的，開始反顧自己內心，他們反省內在的生活，把外在的事物內在化。因此，無形中以神學為基礎的神秘靈修漸漸盛行。這一來，在俗的善男信女紛紛在修道院之外走類似修道的路，度相似修道的生活，道明會、方濟各會、加爾默洛會都在男修會和女修會之外，成立適合在俗教友參與的第三會組織，那位奉勸阿維尼翁的教宗返回羅馬定居的著名的意大利錫耶納的聖女加大利納，就是道明會第三會的會員。這些加入第三會或類似組織的教友非常在乎自己的靈修生活，他們要求了解獻身生活的心理，也要求神修的方法和途徑。避靜就是適合他們走神修道路的方法之一。傳說由德國奧斯定會會士多瑪斯•肯皮斯（Tommaso da Kempis,或稱Thomas Hemerken,1379-1471）所寫的曠世傑作'師主篇'（L'Imitazione di Cristo），就是供有志在傳統的修會之外度神修生活的教友默想的最好、也最風行的書籍。其他類似的神修著作在當時的意大利、德國、法國等地也出現了很多。這是那個時代所謂的已經超越傳統、成為普及化的'現代的敬禮'。
中古世紀就在這種'現代敬禮'潮流的沖擊中漸漸地被推向歷史的記憶中，接踵而來的就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另一個偉大的時代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