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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歷史淺談

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一】


第一章 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第十五世紀末至第十六世紀)

01.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中現代國家的誕生

十五世紀末葉,歐洲陸續出現了一些現代形式的國家,這些國家希望脫離舊勢力的控制,獨立自主。所謂的舊勢力,係指教宗國和日耳曼帝國。

在這同時,歐洲許多地方的文化更新運動也營運而生,這些更新運動相當深入而生動,十九世紀中葉法國歷史家朱爾·米什萊(JULES MICHELET,1798-1874)首次稱之為"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從此,自十四世紀中葉在意大利誕生,並於十五到十六世紀間在歐洲各地蓬勃發展的文化更新運動,就以"文藝復興"這個名詞見諸於世界各地。

歐洲活版印刷術也在這個時期發明,使得古老的手抄本,不論是宗教的或是非宗教的,得以廣為流傳。由於許多人因這印刷術,能夠直接接觸到聖經和教父著作的原始資料,因此很多人都渴望淨化教會,把積襲在它身上達許多世紀之久的汙垢洗刷乾淨。

在每個時代中輾轉、困鬥、圖存的教會,經過一千多年的考驗,到了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它的許多體制結構已經老化,無法再能符合教友的期盼。於是,在十六世紀初年,一些有志之士便倡議並著手改革教會。不幸的是,改革的行動導致一些誤解,甚至暴力的事件,使得捲入其中的各方無法彼此諒解,終於改革不成,反而釀成了西方天主教會內部的大分裂。到了十六世紀末年,歐洲信仰基督的狀況於是形成了新的局面,這個局面就是後代的人所繼承的事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簡單介紹了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的大致局勢之後,我們進一步看一下歐洲現代國家是怎麼誕生的。所謂現代國家,是指它的君主制度擁有最高的統治權,有獨立的經濟財源,更有自己足夠強大的軍隊。

歐洲最早出現的現代國家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百年戰爭"在公元一四五三年結束後,彼此的疆域和勢力範圍便確定得很清楚。

在法國,歷任國王在全國內部各方面都確立了他們的最高權威。一五一六年,法王弗蘭切斯科一世和良十世教宗在意大利博羅尼亞簽署協定,獲得了在法國境內任命所有主教和隱修院院長的權柄,於是法國國王對國內教會便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利。

"百年戰爭"後的英國仍是一個小王國,但十六世紀上半葉的國王亨利八世卻在歐洲的政治和宗教上扮演著極為風光的角色。

在伊比利亞半島上,中北部卡斯蒂利里王國皇后依薩貝拉和北部阿拉貢王國的國王費爾迪南多在一四六九年聯婚,加速了西班牙統一的局面。二十三年後,即一四九二年,西班牙打敗了入侵的北非摩爾人,收復了最後的一個據點格拉納達城後,終於奠定了全國統一的大業。這個時代,號稱為"天主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們熱心教會的事務,視教會的問題為國家的問題。結果,熱心有餘,節制不足,於一四七八年開始重組宗教裁判所,對異己份子嚴加制裁。不久,宗教裁判所竟成為國家的機構,王室貴族利用這個機構作威作福,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在這種宗教壓迫之下,許多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都受到迫害。

這個時期,西方世界信仰基督,屬於拉丁禮的國家中,最北部的邊陲是波蘭。這個王國西自立陶宛,東到烏克蘭,面積遼闊無比,但疆界一向糢糊不清,政治結構始終脆弱,它的東邊就是東正教的世界。這個世界与西方很少往來,關係並不良好。

談到東正教的世界,其中包括很多種族和政治背景,不過從政治統治範圍來說,最大的莫過於俄羅斯。這塊廣大地區的統治者到了十五世紀下半葉的伊凡三世(1462-1504)和十六世紀中葉的暴君伊凡四世(1530-1584),更為囂張,他們甚至自以為是君士坦丁堡東羅馬皇帝的繼承人,視莫斯科為"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雖然在名義上和心理上与昔日的羅馬帝國攀上這麼親密的關係,可是莫斯科的君王們和西方世界非常疏遠。

正當十五世紀俄羅斯的君王們逐漸鞏固和擴大勢力範圍之際,近東的奧托曼帝國也跨越馬爾馬拉海,向東南歐的巴爾幹半島推進,於公元一四五三年攻陷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進逼東歐的心臟地帶,置東正教的基督信徒於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權下,而且不時威脅奧地利和匈牙利這些屬於西方基督信仰的國家与人民。

其實,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奧托曼帝國並不算太兇猛,它在占領東正教地區之後並沒有趕盡殺絕,君士坦丁堡希臘東正教宗主教和各地的主教仍然繼續保持他們的行政體系,在奧托曼帝國佔領區內部向基督信徒執行他們原有的職權。當然,這一切仍然必須由帝國的蘇丹授權,在蘇丹的治下執行。不過,話說回來。東正教基督信徒在土耳其人統治下並不是過著完全舒適自由的日子,他們只能委曲求全,度一種起碼的生活而已,再說,他們也不許向伊斯蘭教徒傳播福音。

在奧托曼帝國統治下的東正教人士也有人性軟弱、不爭氣的地方,例如在推選宗教領導人這件事上,就屢次出現賄賂、貪污的弊端,逼得蘇丹們多次解散、拆除、又重建宗主教的職權和轄區。這種腐敗的現象甚至變本加厲,每況愈下,終於走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不得不承認俄羅斯東正教會獨立的地步,更有甚者,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還在一五八九年親自祝聖了俄羅斯教會第一位宗主教,以"莫斯科宗主教"為頭銜。從此,這片廣大地區的東正教會与希臘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分道揚鑣,在政治与宗教上,莫斯科儼然以"第三羅馬"的姿態出現。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君士坦丁堡東正教宗主教在失去俄羅斯教會後,卻也多方努力,設法使奧托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地區的地方教會希臘化,歸屬於他的權下,這些地方教會分佈在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地。

方才在前面開頭時,我們提到十五世紀末歐洲出現一些現代國家,這些國家設法獨立,脫離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和教宗國兩個舊勢力的控制。現在我們也應該稍微談一下這兩個勢力在十五和十六世紀那個巨變時代的狀況:

"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的皇帝一向都是由日耳曼地區七個主要的大公國的王子推選出來的。但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之交,皇帝對帝國境內許多大小王國實際上已不具有多大的權柄,因為這些王國事實上已經相當獨立。

從公元一四三八年起,帝國皇帝一直由奧地利的奧斯堡王朝家族中產生。到了一五一九年,新皇帝卡洛五世的身份非常特別,他不但是奧斯堡王朝全部領地的繼承人,也是波旁王朝和西班牙王國的繼承人。如果再把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地也納入的話,我們就不難想像為甚麼卡洛五世可以作統治世界的美夢。不幸的是:他既与鄰近的法國國王交惡,又与教宗國不和,使得他的美夢難以實現。

至於教宗國,自從公元一三七八年到一四一七年間,由於羅馬教宗長期駐留法國南部亞味農(AVIGNONE)的問題,而引起了內部極大的分裂,曾有兩位、甚至三位教宗同時出現,彼此分黨分派,互相對立傾軋的悲哀。為了解決教宗國和教會內部的混亂局面,樞機主教們決定召開大公會議,甚至舉行定期的大公會議。但是由於會議地點的選擇,教宗國內部稅捐的負擔,与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合一的談判,東羅馬帝國受土耳其奧托曼帝國的威脅日漸嚴重,求救於西方,但西方對君士坦丁堡的命運并不太熱衷,東方教會某些主教和他們的神父及教友並不同意和羅馬教會合一,各自為政的氣息日益濃厚。這一切的因素都使得教宗國的聲望大為低落。隨之而來的是奧斯堡王朝与法國國王這兩個勢力的膨脹,使得教宗國和意大利半島上的王公貴族成了他們爭逐的場地和對象。再加上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幾位教宗的營私舞弊,豪華奢侈如君王,或者窮兵黷武,南征北伐,不像教會的牧人。這種種因素使得教宗的威信一落千丈。

這就是那個大轉變時代的歐洲大概情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山雨欲來風滿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雖然有志之士力圖挽回狂瀾,但大勢所趨,豈是孤臣孽子所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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