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四十八】

第七章　十九、二十世紀基督信仰的世界化

　　十九世紀蒸汽機動力使用到海洋航運上，加快了航速。蘇伊士運河的開航使地中海與印度洋連成一氣，前往東非和亞洲的船隻不必再西繞非洲好望角，縮短了一半航程。再加上探險遊歷家和傳教士對異國風情的描寫，於是歐洲信仰基督的人士，尤其是英國的誓反教徒和法國的天主教徒，都躍躍欲試，希望前往歐洲以外的地區，特別是非洲與亞洲，向他們以為落後和沒有開化的民族傳播基督的福音。法國是天主教國家，在海上霸權上不願意讓英國壟斷，以免在經濟利益得失之外，又在傳教事業上讓誓反教的英國獨領風騷。

從教會傳教史上來看，英法兩國在海外的競爭就表現在如何籌劃海外的傳教工作上：傳教資金來源，傳教士供應，硬體設備，以及編著教義等等，這都是兩國教會殫精竭慮，全力以赴的工作。對當時的基督信徒，不論是誓反教徒或天主教徒來說，海外傳教工作的順逆非常令他們掛懷。而教會本身也知道重視和重用信友們的傳教熱忱。

一七九二年英國誓反教鞋匠威廉．凱里（WILLIAM CAREY）在諾丁漢（NOTTINGHAM）為海外傳教大聲疾呼，並創立"浸信傳教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三年後，一七九五年，"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在這個時期，誓反教許多聖經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這些學會用種種語言翻譯並印刷聖經，作為傳教的基本工具，但也向信徒，不論貧富，要求每週固定的捐獻，作為傳教的經費，在街頭巷尾和公共場所也可以見到奉獻箱，任人隨意捐贈。誓反教的這種作法被海外一些法國天主教神父學到了，他們回國後也模仿著作。

誓反教在海外傳教事業上所展開的競爭固然對天主教產生刺激作用，卻也常常因此而傷愛德，因為每個教派和天主教彼此控訴對方為了促使教外人士歸依自己的教會團體，竟不擇手段。這樣的紛爭越來越多。

一八一五年法國拿破崙失敗後，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在經濟狀況極度艱鉅中恢復了傳教工作，他們一方面尋找經費，一方面在一八一七年成立一個為宣揚信仰的組織。一八二二年，法國里昂一位二十三歲的年青女子保利娜．雅里各（PAULINE JARICOT），經她的神父哥哥的介紹，認識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而知道了那個組織的宗旨。她對這個宗旨很熱心，也將組織的工作視為己任，於是把誓反教每週捐獻的方式加以改良，使之更有制度，更有系統。她把捐款的人分成十人一小組，百人一中組，千人一大組，由熱心傳教的人士分層負責收集捐款。

當時，里昂還有一個由士紳組成的團體（CONGREGATION DES MESSIEURS），以為為個案的需要捐款並不是理想的辦法，所以建議設立一個唯一的善會機構，統籌天主教各種傳教需要。就這樣，一個為傳揚信仰的社團便誕生了，它名叫"傳信善會"（SOCIET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這個善會承擔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募捐工作，而且沿用保利娜．雅里各小姐所採用的募款方式。這個在一八二二年誕生的"傳教善會"有群眾基礎，所以發展得很快。在成立的那一年募得的款項為兩萬兩千九百一十五法郎，二十四年後，一八四六年，在四百七十五個教區中募得了三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七十五法郎。在這個時期，許許多多的善會又相繼成立。一八四三年法國的福爾班．揚松（DE FORBIN JANSON）主教創立了聖嬰會（OPERA DELLA SANTA INFANZIA），為幫助傳教區兒童的需要。

在十九世紀中，共有兩百七十個支持海外傳教工作的教友社團誕生，其中有兩百二十八個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仍然存在。這些社會善會也發行雜誌，介紹傳教區的狀況，也鼓勵教友以人力和物力來支持傳教事業，其中以一八二三年發行的"傳信會年鑑"（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歷史最久。這份出版物刊登"兩個世界的主教與傳教士的書信"，被視為十八世紀耶穌會出版的"有益的文學"的延續。在創刊七十年後，"傳信年鑑"月刊發行量達一萬五千份；二十三年後達十七萬八千份；而且用多種語言發行。一八六八年傳信善會又出版"天主教傳教區"周刊（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用九種語言發行。總之，從一八二三年到一九一九年之間，共發行了三百八十種傳教雜誌，其中七十九種是法文的。

上面所說的都是傳教事業的後勤支援單位與力量。至於打前鋒的傳教士又如何呢？十九世紀初年，美洲、非洲和亞洲傳教區極需要傳教士，所以那裡的主教們都要求歐洲派遣傳教士前往協助開教。這個時期有不少神父們都以個人身份應召，前往海外傳教區服務。面對海外的需要，昔日的修會如遣使會，巴黎外方傳教會，聖神會等等的，都慢慢地復甦起來。至於那些大修會，如耶穌會，方濟各會和道明會也急起直追，不甘落後。有些修會甚至協助新傳教區的誕生與成長，仁愛女修會在這方面就出了不少力。

然而，十九世紀最別開生面的現象便是以海外傳教為宗旨的修會的設立。在這一百年內，計有五十三個男傳教修會和兩百個女傳教修會誕生，其中二十五個男修會和五十七個女修會都出自法國。這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紀裡面，羅馬聖座傳信部已經擁有相當數量的傳教士可供調遣。據估計，在一九一四年全球各地的傳教士中，有三分之二是法國人。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德國和意大利的傳教士也有顯著的增加。例如在這期間，意大利便產生了四個重要的男修會，就是米蘭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維羅納的"公伯尼"會（COMBONIANI），都靈的"公索拉達"會（CONSOLATA），以及帕爾馬的"沙勿略"會（SAVERIANI）。

由於傳教修會誕生的地方與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每個修會的作風和所注重的工作也多少有些區別，但是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到一個新地方傳教時，好歹先蓋一座聖堂再說，這和誓反教以散佈分發聖經為起點的作法大異其趣。理由在於天主教比誓反教更注重宗教禮儀，而舉行禮儀需要有像樣的場所，那就是聖堂。天主教喜歡舉行隆重威嚴的宗教禮儀，以便給教友，特別是給第一次與教會接觸的教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吸引他們接近教會，對教會產生好感的第一個途徑。

西方傳教士到了新地方，一般都很有系統地學習當地的語言，他們在很多地方創立了當地的語言學，這種學問經常連本地人都莫名其妙，嘆為觀止。

歐洲的文化是文字書寫的文化，所以他們一到海外新地方，除了蓋聖堂外，最感興趣的便是開辦學校，從事文字教育，因為經由文字可以接近和了解宗教信仰與文明。一般來說，西方傳教士在傳教區創辦的學校都很吸引本地人，不過偶而也發生意外，遭來忌恨，有些人還認為傳教士創辦的學校教育破壞了地方文化的原始結構，這當然容易引起反感。事實上，歐洲傳教士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真正了解，進而重視地方口傳的文化和習俗的價值，這些文化和習俗往往被新到的傳教士視為神話和迷信。

天主教傳教士除了開辦學校，給地方居民提供新式教育之外，也推行了不少社會工作，例如救濟貧窮、醫療保健服務這一類的愛德工作，與誓反教牧師傳教士的作法不盡相同。誓反教比較傾向資本主義的觀念和作風，他們在傳教區比較注重經濟事業，把重整地方的經濟活動與勞動當作聖化日常生活的途徑。

由於十九世紀歐洲誓反教和天主教在海外的傳教事業蓬勃發展，羅馬聖座很快便感覺到對海外傳教工作的指揮與協調負有重大的責任，於是就在一八一七年重整負責傳教區工作的傳信部。一八二六年毛羅．卡佩拉里（MAURO CAPPELLARI）樞機主教擔任傳信部長，在職五年，於一八三一年當選為教宗，取名號額我略十六世。因此，聖座的海外傳教政策有了連續性。

額我略十六世教宗上任後，格外注重地方神職人員的培育，他的目標是本地神職人員能夠負起本地教會的管理責任，進而建立真正的地方自治教會團。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在一八六九年召開時，也非常強調地方神職人員領導地方教會的觀念。不過在十九世紀那個時代，在傳教區本地培養當地神職人員是有客觀上的困難，而且西方傳教士在各方面也有潛在的優越感，所以，聖座的政策並沒有徹底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