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七十三】

第十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1958－1980）

天主教兩千年歷史以來，共召開過二十一次大公會議，平均每一百年舉行一次，每次大公會議對普世的教會都產生長遠的影響。遠的不說，十六世紀的特里騰大公會議便主導了四百年的教會生活，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為止。為此，要評論一次大公會議的後果，絕不是一代的人可以遽下定論的。今天我們要談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後果，僅限於會議結束後數年間所看到的一些現象而已，這些現象或如曇花一現，或繼續在演變，很難蓋棺論定。雖然如此，我們還是願意，也應該述說一下梵二大公會議的短程後果。

這次大公會議的文獻所要求成立的組織機構，在會議結束後數年間都很快地誕生，象徵主教集體領導地方教會的主教團（CONFERENZE EPISCOPALI），在全球各國紛紛成立。當然，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國家早有主教團的存在。最新穎的倒是世界主教會議（SINODO DEI VESCOVI）的成立。這是全球主教襄助教宗治理普世教會最具體的方式和體現。第一次世界主教會議在一九六七年十月舉行，有一百九十七位主教參與，其中三分之二是各國主教團選出的代表。這第一次世界主教會議可以說是試驗性質的，討論的內容很籠統廣泛，諸如威脅信仰的各種危險，無神主義，混合婚姻，修院改革，聖教法典的修訂等等的。

除了各國主教團和世界主教會議之外，每個教區也成立司鐸諮議會，作教區主教的諮詢機構，協助主教治理教務。各男女修會也紛紛遵照梵二大公會議的"修會生活革新法令"，調整修會的會規和生活方式。各國主教團也遵循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積極推動禮儀改革的工作，各地教會都在舉行禮儀時採用本地的語言，這是最基本、也最顯著的改革；教友在彌撒中除了聖體外，也可以領聖血；聖道禮儀得到更多的重視和採用；開始有多位神父舉行共祭彌撒。這些屬於禮儀上的新改變大致都受到教內外人士的普遍歡迎，但也有極少數的懷舊派對禮儀改革不滿，開始抨擊新作風。

教會內部的新氣象使教會有膽識走出聖堂門外，重新關切與普世各地教會生活有切身關係的事務。再說，拯救和改善人類現世生活的處境也是教會義不容辭的使命。基於這種關懷，身為教會元首的保祿六世開始走出梵蒂岡，走出意大利。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訪問紐約聯合國總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到葡萄牙法蒂瑪朝聖；兩個多月後的七月二十五日訪問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會晤東正教領袖阿忒納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並到依茲密爾（IZMIR或 SMIRNE）和厄弗所憑弔聖若望宗徒、聖保祿宗徒，乃至聖母的生活芳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麥德林，主持拉丁美洲主教會議；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訪問瑞士日內瓦聯合國機構，五十天後前往非洲烏干達；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往南亞、遠東和南太平洋訪問八個國家地區。這幾次國際性的訪問旅行使得羅馬教宗獲得全球教內外人士的好評。

隨著教會的走進世界，羅馬聖座各部門的人事也逐漸國際化，全球樞機主教中，意大利籍的已成為少數。

一九六七年保祿六世教宗頒佈"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其中強調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所謂的發展必須顧及經濟、文化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在國際貿易關係上必須保護貧弱的國家，使它們不受到不合理的競爭的損害。這道"民族發展"通諭對各國主教團和對一九七一年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都有重大的影響，生活在富裕國家中的天主教徒批評消費的社會，抗議富有的國家過度浪費世界的資源，以求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

回顧梵二大公會議結束以來的這段歲月，一九六八年似乎是個分水嶺，不論在社會上或在教會內都如此。那一年五月法國發生大學學潮，反對政府和社會體制，充滿革命的氣氛。學潮很快便波及工廠，於是又掀起的工潮。最後，法國整個社會都陷入危機當中，教會也無法倖免，教會的體制也成了攻擊的對象。教友們開始在聖堂中發言，多少帶有要改革社會必先改革教會的口吻。巴黎總主教馬蒂更宣稱：天主不是保守派者。於是神父們開始聚會，高談闊論，令人覺得教會也扮演著抗議者的角色。在這同時，卻有另一些人士指責教會支持國家既有的體制結構，又有部分的人以為教會推行梵二大公會議決議的行動不夠迅速，必須給教會施加壓力。一九六八年聖神降臨瞻禮當天，有些基督信徒、神父和誓反教牧師竟然聯合舉行彌撒聖祭，企圖催促信仰基督的各教會團體早日合一。在那個年代，離職的神職人員越來越多，它們希望借著婚姻、工作職業和政治活動，使神職與現世人性的生活結為一體。

梵二大公會議期間，與會教長並沒有討論限制生育的問題，因為保祿六世教宗願意自己來解決這項日漸困擾世界的大事。他委託一個委員會進行研究，這個委員會的看法傾向於超越教會傳統上對避孕的立場。保祿六世沒有接納委員會的意見，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頒佈了轟動全球的"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通諭 ，反對任何非自然的避孕方法。通諭一出，舉世譁然，不但非基督信徒不以為然，就連先進國家中的許多天主教徒也不以為是，倒是第三世界地區的人反應比較良好。不支持這道通諭的人中，大部分認為教宗頒佈這道通諭是一項沒有符合全球主教集體領導教會的原則的行為，因為文獻所觸及的控制生育，對離婚者的牧靈工作，神職人員的獨身生活等問題，都避開了大公會議的討論和全球主教集體領導的職權。某些主教，例如當時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總主教胥恁斯（LEO JOZEF SUENENS）樞機，就對"人類生命"通諭持保留的態度。

這道通諭部分人士不接納的某些原因是"他們認為通諭不從人的立場，而從生物學的觀點出發；對大自然的觀念模糊不清；通諭的立論基礎也模稜兩可。他們質問說：人類不是一向都在為改變自然界，或為征服大自然而努力嗎？言外之意，人工避孕以控制生育，這也屬於人類改變和征服自然律的努力之一。基於這種想法，許多天主教徒自己覺得不受到這道通諭的約束。他們的態度影響了教宗的威信，他們，尤其非天主教徒越來越難以接受自己的生活行為受到來自上方，來自外在權威的牽制，這為一位非基督信徒更是如此。某些人甚至抗議那些守獨身的可敬老人怎能有權利去說那些與他們不相干的事。

繼"人類生命"通諭掀起風波之後一個月，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保祿六世飛赴南美洲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和麥德林兩大城訪問，主持拉丁美洲主教在麥德林舉行的大會。在致詞中，保祿六世宣稱「發展是和平的新名詞」；他反對那些解放運動所採取的暴力行徑。事隔多年後，保祿六世當初所推崇的"發展"的思想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因為他所主張的發展正中跨國資本主義的下懷。這些大資本集團都設在北美地區，它們在拉丁美洲的經濟活動都獲得當地軍人政府的支持，而教會也經常被指控為保守主義者，並和軍人政府同一鼻孔出氣。

當時，拉丁美洲確實有許多看不慣局勢，為貧苦大眾打抱不平，處心積慮要改革生活的神職傳教士，他們倡導"解放的神學"，同意基督信徒採用解放鬥爭，為貧困的人民伸張正義。這些解放神學家當然不以為解放行動僅限於武裝革命鬥爭，但他們也認為暴力之所以產生，政治經濟體制結構不能辭其咎。

這些抗爭行動也遭來了保守派人士的反擊，他們把這一切現象都歸咎於梵二大公會議。看到這些意想不到的現象的出現，保祿六世內心非常痛苦。他在隨後幾年間曾多次表示：「更新是好的，但不要改變」。一九七二年他沉痛地說：「我們曾期望大公會議結束後，晴空萬里，陽光普照，豈知過的竟是狂風暴雨，烏雲密佈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