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七十六】

第十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1958－1980）

回顧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兩千年來的歷史，令人徹悟到這是一個有機，而且充滿生命力的精神體，兩千年歲月所走過的道路，坎坷多於平坦，現世短暫的挫折，即使延續數十年或百年，並沒把它難倒。在人類歷史舞台上，或也曾出現過教會揮刀動武，以確保自己的生存權力，但是它在歷史中的延續並不是靠武力得來的，因為它幾乎沒有一個時代不處在被世界強權欺壓的狀況中。耶穌曾先知性地警告他的門徒：「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瑪二十六，52）。世間的國度大凡靠武力建立，借武力維持，也因武力而衰亡。耶穌的話一點不假。教會深知這個道理，所以不斷警惕自己不要借強權和武力以自保，幾時有這種傾向，必然招致得不償失的後果。

因此，對教會來說，道路崎嶇顛沛是意料中的事，這是現世人生的必然狀況。然而，教會並不是宿命論者，它始終懷著希望，一種不來自世人所許諾的希望，一種在現世培養，在末世實現的希望。正因為如此，教會鍥而不捨，在絕望中仍然懷著希望，一種超越人類本性的希望，繼續前行，不為世俗的意見所左右，一心一意要完成它的創立者耶穌所託付給它的使命。

這個超性的希望便是基督所創立的教會之所以是有機體和充滿生命力的動力。

已跨進公元第三千年代的教會，仍有很多看似希望的危機和看似危機的希望。這些即危機又希望大都存在教會內部，要了解它們的內容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那就是福音與教會的普世性與地方教會之間存有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從一九七四年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可以看出來。

那次會議讓大家都看出今天的世界在交通和傳遞訊息方面速度極為快速，大眾傳播媒體的種類增加許多，很多與會的主教都認為：世界訊息的交往既然如此快，途徑又那麼多，理應該有助於在普世教會內形成一種大家共通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使各地的觀念漸漸趨於一致。豈知事態的發展經常並非如此，因為地方教會的本位主義逐漸抬頭，尤其當主導普世教會生活的西方教會的思想和表達方式有成為全球教會馬首是瞻的時候，地方教會的本位意識便顯得更強烈。

回顧兩千年來的普世教會，西方的教會始終處在主導地位，但是在二十世紀末期，西方教會已經一步一步地淡出主導的角色，教會的重心慢慢地從西歐向南、向東和向西轉移。南邊的非洲人口越來越多，這使它在教會內的份量越來越重要。然而，全球有一半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拉丁美洲，巴西更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國家，這不能不吸引教會當局的格外重視。至於東歐的波蘭，這個有三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的教友是全世界信仰最篤實的一群，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自波蘭，這絕非偶然。這種情勢使波蘭天主教在普世教會中日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天主教的重心固然逐漸向南邊的非洲，西邊的美洲和東邊的波蘭轉移，但是每個大地區的教會仍然有它特別關切、也屬於它特有的問題。西歐教會最關心它的地區的俗化問題，這裡的教會設法借著重整社會人心的倫理道德觀，來重整它的價值體系。拉丁美洲的教會則關切眾多居民生活的疾苦和貧窮，經濟的被剝削，以及社會醞釀的革命動亂。這個地區發展出來的革命神學與西歐的神學格格不入。在西方，很多人接受生活俗化的現象，對宗教的神聖性不再有多大信心。在波蘭，教會為了能在無神共產極權下生存，不能不走教會權威至上和唯信仰是從的道路。如果要波蘭天主教會採行法國天主教的生活模式，則不出幾年必定被消滅。反過來說，如果法國教會沿用波蘭方式，勢必再度掀起反教權的運動，就像二十世紀初年所發生的一樣。至於不同宗教和宗派之間的關係，在西方還相當平安無事，彼此尊重、寬容，但這種情形若出現在中東或其他某些地區、則兵戎相見是常有的事。

以上所說的，是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以及地方教會之間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所以不容易在普世教會中形成單一的觀念和表達的方式。如果還要顧及一個地方教會內部因著神學和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產生的緊張關係，則要用同樣的尺度、同樣的說法來面對全世界的教會，那更是不容易！一位教會領袖若採用一種充滿靈修、富有教義內涵、散發熱心虔誠氣息的言語來說話，看起來必定是放諸四海皆準，怎知這樣談話經常會被認為隔鞋搔癢，不切實際。

既然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有這種種問題，則必須予以解決。解決的途徑之一，便是羅馬聖座的革新。一九六八年保祿六世頒佈"教會基本規例"（LEX ECCLESIAE FUNDAMENTALIS），規定教會中央領導機構的基本原則。表現這些原則精神最具體的行動便是樞機主教團的全球化，聖座各部會首長與委員的國際化，過去通稱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SANT' UFFIZIO），更名為"信理部"，或稱為"教義部"。擔任重要職務的神長也有年齡的限制，要點著重在服務的效率，而非個人的資歷和聲望。此外，各國主教團的集體領導，和七次世界主教會議的召開，大大限制了、也平衡了過去羅馬聖座中央集權的現象。

然而有些人對這種革新卻感到失望，他們以為累積許多世紀的羅馬治理方式仍舊會重新掌握寄望於集體領導的新作風，而從各國前來羅馬擔任要職的主教和樞機主教，會很快地同化於羅馬聖座古老的傳統治理方式。

對普世教會，尤其是教會中心羅馬聖座的各種革新措施，以及因此所引發的疑慮，保祿六世感到非常憂悶，他在晚年有時甚至為此悲嘆。處在這種境地和氣氛中的教會，多少可以預感到保祿六世身後教會需要怎樣的人選來繼續領導它。事實上，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全球樞機主教所推選出來的繼承人若望保祿一世，便是一位中庸、溫和、關心貧苦人士的牧者。他是一位地方教會的主教，不出身於官宦場所，仍是意大利籍，不介入世界東西兩大集團冷戰對峙關係中。但是有誰預料到這位溫文的教會最高牧人竟在就任二十五天後，不聲不響地撒手人寰。這個突如其來的事故在震驚全世界之餘，更給普世教會加速其國際化的良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傍晚出現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正面中央陽台上，向羅馬城和全世界致意的，仍是一位不出自教會中央行政權力部門，而是來自遙遠異地、而且年富力強的地方主教，波蘭克拉科夫總主教區的沃提瓦樞機。

這位年僅五十八歲、來自東歐的樞機主教以黑馬姿態脫穎而出，意味著普世教會要和意大利政治和西歐的教會保持距離的心願。這樣的心願在若望保祿二世治理之下，實現得相當令人滿意。

光陰無情，歷史像個判官，自古以來何曾有過一朝一代不被時光的洪流所淹沒，所判斷！唯一例外，而且絕無僅有的，倒是化身為現世教會的基督的國度。這個國度固然生存在時空之中，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所以它雖然也不能免俗，在歷代的更迭之中與世間的權力過招，在彈指之間有得有失，受到物質定律的限制，但是運行在有形教會身上的無形力量給教會所指引的超現世目標，使得身負基督神國的教會得以不受現世定律的最後宰制。因此，教會的歷史沒有終點和結束，公元三十年五旬節那天發生在耶路撒冷的事蹟，誰也沒有預料到竟然乘著時空的波浪，延綿了兩千年，直到今天，並且不是苟延殘喘，而是從容不迫，穩紮穩打。教會不和人間的權力較量。它有的是時間，有的是耐力，有的是希望。歷代的基督信徒都面對過時代加給的種種困難，今天和未來的基督信徒仍將如此，因為這是一條走向永恆的漫長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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