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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自豪和喜悅的慶典
十月的"宣聖"引起北京政府的劇烈抗議。關于這事香港和台灣的天主教刊物都有詳細報導，並且也登載了幾篇答辯或評論。我們最欣賞其中柯毅霖神父的一篇評論。柯神父在香港任教傳教神學，並香港教區的聖神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我們曾在東南亞通訊節目裡播送了他那篇評論，在這裡不妨再重複一遍。
冊封中國聖人是令人自豪和喜悅的慶典柯毅霖
「今天的慶典並不是為那些歷史時期作批判的適當時候，這些判斷可以和應該留待其他場合作出。今天，藉著這莊嚴的宣聖，教會祇希望確認那些殉道者都是我們勇氣和堅持的典範，他們使尊貴的中華人民受光榮。」（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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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冊封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者並不代表教會要對他們處身的境況作歷史或政治的判斷，而是要紀念他們的聖德。冊封也不表示教會就某些歷史紛爭或這些聖人所作的歷史抉擇作有任何立場，而是促請世人尊崇他們，學習他們的芳表。傳教士在中國並非要實踐帝國擴張的夢想（首位殉道者早於一六四八年逝世），而是祇為傳播福音。
他們都熱愛中國人民，且為他們作出至大的犧牲。這些殉道聖人因暴力無辜受害，也是在最艱難的政治環境下徒勞持久的暴力的有力見證。
一八四零至一九一一年期間，西方列強在中國進行貿易和軍事擴張，從這弱勢的「極樂帝國」中獲取利益。歐洲列強在自己國內反對教會和教宗，卻無恥地利用宗教事件來自圓其說。他們假裝保護教會的利益，強行要求「自由」傳教。
這一百廿位殉道者顯示出歐洲帝國主義及義和團的盲目暴力是徒勞無功。事實上，中立的中國歷史學研究視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運動並非真正的愛國運動，而是一個暴力、極端、本土和團黨，被慈禧太后朝政利用來爭權奪利。另一方面，推崇義和團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型態卻指晚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政府封建和貪污。
中華殉道者為誤解和那些在他們以前早已存在、與他們無關的問題付出代價，例如導致在十七至十九世紀基督宗教在中國沒落的禮儀之爭。十九世紀中國基督徒面對的困境可以從這些在無法預計的情況受害的殉道者的傳記中顯示出來，他們從未放棄自己傳教的權利和活出福音的精神。
法國人利用馬賴（AugusteChapdelaine）神父之死，與英國人聯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馬賴神父來華兩年，一八五六年，兩個官員就如何對待基督徒持相反意見，他被牽涉入兩人的鬥爭，並折磨至死，他與一同被殺的忠誠勇敢的基督徒白小滿同於十月一日被封聖。
馬賴神父受冊封聖人，表揚了這位中國人朋友為福音作見證。他必定反對這以他的死為藉口的恐怖戰爭。這次封聖表揚這位聖人和他的見證。這位善人當然並非向中國發動戰爭國家的公民。奇怪的是，被德國用作藉口侵佔華東山東省的兩位殉道德國傳教士卻並未在封聖的殉道者之列。
並不是所有在中國遇害的基督徒（單在義和團運動中就有三萬基督徒被殺）都被封聖。教會調查每一位候封者生平，而非整體尊崇他們。對教會來說，每一個人都是尊貴的，不論年齡、性別、國籍和教育程度，因著他們的德行和見證變得尊貴，而不是因他們活出福音精神時所處的政治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百廿位殉道者是分別在七個時間列品真福的：五人是在一八九三年（教宗良十三世在任期），十三人是在一九零零年（良十三世在任期），十四人於一九零九年（比約十二世），廿九人於一九四六年（比約十二世），一人於一九五一年（比約十二世），五十六人於一九五五年（比約十二世），兩人於一九八三年（若望保祿二世）。我重申教會對每一位殉道者的生平都個別作出詳盡的調查，且經過七個不同的過程，歷時長達一百二十年。對這些候選者個人德行的調查並不會考慮中國的政治變動。事實上，首三批殉道真福是在中國還是實行帝制時被列品的，而大部分殉道者均是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被列品真福的。在這七次的宣福慶典中，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表示不滿，為何現在卻忽然出現種種抗議。
難以置信的是有人認為教會是倉卒地進行封聖，好像這是在沒有適當的調查下舉行的，又或封聖是在錯誤的時間和在台灣主教團的壓力下成事。台灣的主教都是中國人，他們來自台灣並沒有貶低他們的地位和資格。此外，他們也非唯一促請封聖的中國主教。大陸政府認可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不能一方面批評教廷並沒有就此事諮詢他們，而同時宣稱按章來說他們是獨立於教廷和普世教會。
十月一日封聖的並非主要是英勇的傳教士，還有大部分淳樸的信徒，有婦女、青年和兒童。他們處身於阻礙他們有權成為基督徒的利益衝突的情況中，他們都是受害者，祇因為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而被殺害。忠於一個普世宗教不能構成罪行。他們不應為他們所處的複雜和可悲的時代負上責任。反之，他們勇敢地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慷慨就義。為此他們應該獲得所有人的讚揚和尊重。事實上，「殺身成仁」也是儒家思想中最大的德行。
眾所周知，天主教信仰並不是與殖民主義同時傳來中國的，而是由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Montecorvino）總主教（一三零八年）及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Ricci）神父傳來的。我想指出的是，自十九世紀起，教會一直試圖擺脫歐洲列強窒礙的「保護」枷鎖。箇中漫長複雜，困難重重。一八六零年，全力反對歐洲諸國霸權計劃的教宗比約十一世致函中國皇帝，希望建立直接的關係，並希望能給予中國基督徒有效的「保護」。教宗良十三世在任期間，亦持守這方向。他一直尋求教廷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卻被法國否決。
教宗本篤十五世後來也嘗試這樣做，但也遭到類似的阻礙。不過這些努力並沒有白費，在比約十一世在位期間，教廷於一九二二年獲准派遣教廷大使剛恒毅（CelsoConstantini）總主教到中國；他不接受歐洲勢力的保護，在遠離使館的地方居住。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宣聖禮剛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舉行，被視為有政治意義。大陸政府視之為對抗，而（相當難以置信）台灣有些人視之為取悅北京政權的不合理的妥協。更不幸的是有些教會內的人士亦認為選擇這天封聖是對北京政權的挑戰。但是，這些所謂的挑戰和妥協都不存在。按早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出版的二千禧年日程表，十月一日已被定為封聖的日子，當時仍未決定哪些人會被封聖，後來決定為這批中華殉道者、非洲嘉諾撒會柏姬達（JosephineBakhita）修女，以及兩個修會的創辦人瑪利亞．若瑟．桑喬．德格拉（MariaJosefaSanchodeGuerra）修女和加大利納．德雷克塞爾（KatharineDrexel）修女。
容許我再補充一些具體事實：若今年的十月一日並非主日，封聖的日子會不同。不過十月一日是最接近九月廿八日中國真福殉道者瞻禮的主日，也是十月傳教月的第一天，及備受愛戴年輕的隱修聖人傳教主保聖女小德蘭的瞻禮。為何不視封聖日為美好的巧合，一個為中國和普世教會引以為榮和喜悅的慶典？我們很高興相信就是在這種精神下，教宗於十月一日把一百廿位中華殉道者冊封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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