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電台 發射台報訊天使銅像

243 認識傳教士的世界　



上星期，我寫不是聽眾來信節目的時候，正在等待一位華裔神父來到我們梵蒂岡電台的華語節目部服務。他果真來了，但是來了就走，一年後才回來上任。這樣，我還有機會，盡我的力量，在《不是聽眾來信》節目的時間裡，和我們的聽眾談談共同關心的事情。

年齡和健康限制了我的活動，縮小了我與人的接觸面。現在，我對有關教會時事的知識，大多來自報章。雜誌，和網路。這樣，在上星期的《不是聽眾來信》的節目裡，我談到我閱讀了的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發行的《鼎》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是柯毅霖神父撰寫的。在那篇文章裡，作者對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前途表示不樂觀。他認為中國近年來的開放革新，只帶來了經濟上的驚人發展，但是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卻開了倒車，對國內的天主教會造成了更嚴厲的迫害。我沒有否認柯毅霖神父在文章裡所敘述的國內教會情況，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解釋。我感得，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是由事勢造成，不是有意為與教會作難。為了鼓勵我們國內的兄弟姐妹們，我給那次的《不是聽眾來信》節目題了《前途光明》的標題。

昨天，我接到一份由比利時寄來的《懷仁之驛》，是設立在魯汶大學懷仁研究所發行的季刊。那期季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用合作及對話來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次標題是《有關五十年來中國教會史的反省》，作者是該研究所的創立人，我們的聽眾們所熟悉的韓德力神父。我讀了那篇文章，很有感觸。由於時間局促，我不能在這次節目裡介紹那篇文章的內容。今天，我只能談談那篇文章在我的腦海裡掀起的一些回憶。

我在1958年來到歐洲。目的原是為研究當時在歐洲天主教會中盛行的禮儀和教理講授復興運動。所以，我一到歐洲，便先去西德特里爾學習德語，然後在奧地利拉萬特里谷的聖安德列度耶穌會士的卒試年。但是，卒試年結束，我便被派遣到羅馬，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攻讀傳教學，後來在同一大學擔任傳教學教授，竟達三十五年之久。

我讀傳教學，沒有興趣；教傳教學，不曾成功。原因是，當時額我略大學傳教學系傳授的課程，專為給歐美天主教國家的傳教士講解一些亞州和非洲所謂傳教地區的宗教與文化。作為學生，我覺得課程的內容太淺浮，不合大學的標準。作為教授，我認為今日傳教地區教會的需要，已經不是歐美傳教士適應本地文化，而是本地教會體會基督的福音和普世教會的訓導。

雖然如此，我也在那段時期裡獲得了不少知識，為後來我在梵蒂岡電台的服務佷有用處。是怎樣獲得這樣的知識呢？說來可笑，是出於好奇。我願意在傳教士出生的地方認清傳教士的真相，以及當地的教會和教友們對他們到外國傳教的實際鼓勵和支持。

我在攻讀傳教學的三年時期裡，有一個學期在法國撰寫博士論文。那時，我幾乎每星期日陪同一位傳教士，到法國的堂口募捐傳教金費。他在彌撒中講道，我在他講完道理後，拿著布袋，到在場的教友跟前接受捐款。我在那個學期裡，寫完了博士論文，同時也體驗了法國傳教士怎樣在自己國家為傳教地區的傳教呼籲資助，以及當地的教會和教友怎樣回應他們的呼籲。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德國天主教會很富裕，大量資助傳教地區的姐妹教會。我毛遂自薦，願意參加他們資助傳教地區的工作行列。德國天主教的傳教中心接受了我的申請。於是，我在羅馬攻讀傳教學時期，每年暑假都去德國，住宿在一個耶穌會的會院。每星期接到德國傳教中心的一封信派遣我到一個德國堂口主持傳教主日，在當天舉行的每台彌撒中講道理，講道後，堂裡接受的教友獻儀，由本堂神父收納，全數轉寄給傳教中心，資助傳教地區的教會。具體的進行情況是這樣的。我在星期六下午來到要講道的本堂口。本堂神父熱情地招待我，付給我路途的車馬費，供給我在堂口的住宿和膳食。星期一是本堂神父的每週假日。本堂神父往往留我在堂口多住一天。他陪我參觀他的堂口事業，或者約我去一家菜館與堂口的神父們聚餐，一同聊天。

我從小在上海聽慣法國傳教士在彌撒中講道理。他們講的上海話，好像上海商人講的“洋涇濱”英語，發音不正確，用詞不妥當，但是我們還是多少聽懂了他們的教訓。基於這樣的經驗，我雖然德語講得不好，並不怕在德國堂口舉行的彌撒中講道理。反正我是中國人，對德國教友說來，我也可說是外國傳教士，我講“洋涇濱”德語。有何不可？但是，後來，由於教友們待我很有禮貌，甚至誇獎我會說德語，我才感覺慚愧。在講道前不禁覺得緊張。有一次一位本堂神父的母親，看出我的尷尬，寬慰我說：“本堂神父出身在極其貧苦的家庭，一定會竭力鼓勵教友救濟貧窮的傳教士和他們的貧窮教友。”這句話道破了天主教國家的教會捐款資助傳教地區教會的主要動機，那便是：經歷過貧苦的人對貧窮人的同情和憐憫。

傳教士一般懂得這種心理。他們為傳教區捐款大多強調傳教地區人民的貧窮。我曾看見一份美國耶穌會發行的傳教刊物，裡面有一張衣衫襤褸的農人的照相。他是我的同會會士，他矯裝著被人照相，為中國的傳教募款。我也聽見一位奧地利耶穌會傳教士在他本國的講道。他敘說，他在中國接待一個教友。他請他的教友坐下談話。那個教友不習慣坐，便爬上椅子，在椅子上蹲著聽他講話。

我的講道強調天主的仁慈。天主教國家的子女剛出生，父母便請神父給他們付洗。長大後，進教堂參與教會禮儀。教堂富麗堂皇，是數百年前的老祖宗留給他們的遺產。傳教地區的人民可不如此有福。傳教士到那裡去傳教，給那裡的教會帶來一些屬靈的和物質的財富，這是理所當然的。天主教國家的天主教教友，應該感謝天主，把他們的幸福分給傳教地區的人民。或許有人以為這樣講道，太迂闊，不切實際。其實，我主持的傳教主日很有成效。德國天主教的傳教中心告訴我，我是他們中心的一個“良好號碼”，他們隨時歡迎我參加他們的工作行列。

以上是《用合作及對話來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那篇文章在我的腦海裡掀起的一些回憶。反過來說，是這些回憶引起我對那篇文章作者的同情，並促使我贊成他在那篇文章裡陳說的計劃和提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