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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殖民主義的干預
我在1963年開始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擔任《傳教地區教理講授》的課程。在這以前，我曾有半年功夫在非洲旅行，考察東西非洲幾個國家的傳教情況。那時那些國家都剛才獨立，而在羅馬又正好在進行梵蒂岡二屆大公會議。那次旅行考察留給我不少令我感動的印象，對我後來在額我略大學的教學不無影響。
在羅馬有宗座額我略大學，也有宗座烏爾巴諾大學。在額我略大學就讀的學生大多來自歐洲和美洲，也有來自亞非傳教地區國家國際性的修會會士。亞非傳教地區國家的本地教區修生則大多在烏爾巴諾大學進修。就我任教的額我略大學的傳教學系來說，情形也是如此。
我說，我在1963年開始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擔任《傳教地區教理講授》的課程。在那時教授傳教學，不能不觸及歐美的殖民主義與教會在傳教地區傳教關係的問題，而在當時的額我略大學談這類的問題，自然是十分敏感的事情。
以下是我回憶我如何在我的課程中涉及殖民主義以及學生聽後如何反應。
額我略大學的傳教學系開設幾個不同的科目，其中與殖民主義較有關係的是《傳教史》。這門科目曾由一位意大利神父擔任教授，後來繼任他的是一位西班牙神父。他們都非常熟悉羅馬耶穌會和教廷萬民福音部的歷史檔案，在學術上很有成就，但是對了解今日教會的實際情況來說，他們的知識過於專門，近乎片面，因此缺少貢獻。我擔任的是一門研究實際傳教問題的科目，我也不免涉及殖民主義干預教會傳教的問題，但是在這方面我的知識很膚淺。在上世紀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一部印度作家潘尼迦著作的書本對殖民主義與教會傳教的接近頗有非議。我們大學的傳教史教授都嚴厲批判了這部書中的議論。這樣的論戰我無能，也無意參入。我在我教授的《傳教地區教理講授》課程中涉及殖民主義對教會傳教直接和間接的干預，只是為藉著它了解今日在傳教地區國家中教會與本地社會的緊張關係，而設法超越或改善這關係。
為此。就教會在我們中國傳教的例子來說，我知道是英國，藉著鴉片戰爭，與中國訂立五口通商的條約，為教會打開了在中國傳教的大門。我知道，法國和德國，則藉著在中國內地發生的教案，爭取了他們在中國的權益。有些西洋傳教士和中國神父、修女、教友，在庚子年義和團事件中喪生，其中幾位在二千大禧年被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為殉道聖人，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徒的光榮。同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迫使滿清政府簽立喪權辱國的條約，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恥辱。而且我也知道，在庚子年義和團事件中喪生最多，受害最大的，不是西洋傳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而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是，我在課堂裡並未提及這樣的事情。
我在《傳教地區教理講授》的課程裡談到“在中國傳教的困難”和“在中國傳教的方法”。因為在中國傳教困難，在中國的傳教士發明了在中國傳教的方法。我稱那方法為“輸入外地文化”式的傳教方法。
所謂“輸入外地文化”是與“傳授本地文化”相對的一個專門名詞。從前西班牙的殖民者來到南美洲，西班牙的耶穌會傳教士隨著向在那裏的本地的土著傳教。那裏的土著原來屬於遊牧民族。耶穌會傳教士為他們建立了“教友村莊”，讓他們定居在那些村莊裏度農民的生活，同時也使他們成為基督信徒。這就是我要介紹的“輸入外地文化”方式的傳教方法的一個先例。
但是傳教士怎樣能在傳教困難的中國實行了他們發明的傳教方法呢？我的解釋是：他們得力於當時殖民勢力的暗助。這就是我在額我略大學任教時所以談到殖民主義與教會傳教接觸的機會和緣故。
我從兩方面解釋了殖民勢力對教會在中國傳教的暗助：
一方面，西方的殖民勢力壓制了中國本地的社會組織，削弱了它們對本地社會的控制力量。 這樣，我們可以說，個別的中國人在團體的壓力下被解放了，有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選擇的機會和可能了。
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經濟體系。這樣中國人，在傳統的生活方式之外，另有了出路。皈依基督教會的中國人也就可以在自己所屬的天然團體範圍以外謀生，繼續生活。
在額我略大學傳教學系就讀的學生起先都是修完了神學課程的神父，後來也有了修女和修生。對我所講的“在中國的傳教方法”和我所解釋的“殖民主義的干預”，年輕的修生和不曾在傳教地區傳教的神父一般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對傳教抱有崇高的理想，聽不進我講的平凡的踏實解釋。有一位修女和一位在俗女教友卻表示了她們的積極回應。那位修女是比利時人。她曾在非洲長期傳教，那時被調回羅馬在她修會的總院服務。她告訴我，我講的“在中國傳教的方法”十分真實，她在非洲所經歷的傳教方法正式這樣。那位在俗的女教友是英國人。她曾以平信徒的身分在非洲為教會服務。她說，她聽到我講殖民主義的干預時，心情緊張，怕我譴責英國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沒想到我竟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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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在宗座額我略大學任教時的一些經驗。我所以回想起來，（我說過） 是由於閱讀了韓德立神父的一篇文章。我贊成他的意見，傳教士的世界和中國過去曾彼此誤會，互相不了解。為了在中國的教會和教友的好處，我們須要耐心努力“用合作和對話超越與中國的過去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