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国籍主教在罗马受祝圣六十周年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庇护十一世教宗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了六位中国籍主教，他们分别是：察哈尔宣化主教赵怀义，河北蠡县主教孙德祯，浙江台州主教胡若山，湖北蒲圻主教成和德，山西汾阳主教陈国砥，和江苏海门主教朱升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罗马观察家报》曾盛赞它为"世纪的飞跃"和"新纪元"，并拿它来与一九O六年一月廿五日在同一圣殿所举行的另一次祝圣典礼相比拟。那次是教宗庇护十世祝圣十四位法国籍主教，他们是自从法国与圣座废除协议并中断外交关系之後，首批由教宗直接任命的在法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那比拟很有意思，因为它意味着教会的要求恢复自己的自由，并终于接受所谓"自由的教会在自由的国家中"的原则。

一. 本世纪最初十年中的中国教会

　　中国二十世纪的序幕，是由在北方迅速蔓延扩大的「义和拳」运动揭开的。虽然它很快就被包括日本在内和西方势力的（八国）联军平息了下去，但暴动致使有五位主教、四十位神父以及一万八千名教友遇害。然而，教会又迅速恢复起来，根 巴斯卦．德礼贤神父的数字：中国的教友人数在一九OO年为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九O七年增至一百百人，一九一O年继续增长到一百二十九百两千二百八十七人，一九二O年达到一百九十九万四千四百八十叁人。到一九二一年这十数字已超过了两百百。一九叁O年天主教徒为两百四十九五八千人，一九叁二年为两百五十六万两千七百四十二人。可以看到，在本世纪前十叁年中教友的人救增加了两倍，前二十叁年中教友的人数增加了叁倍，至一九叁叁年的前叁十叁年中教友的人数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一九OO年之前，叁十年中教友的人效才增加了两倍。

但「义和拳」运动的失败，又重新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引友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每个人都想以其自己的方式建筑一个新的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叁年的「国共联合」，以及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战争。这样，当六位主教人选正准备前往那波里之时，广东的革命军已到达了武汉，并正准备迸军南京，罗马教廷对中国的形势也有所了解。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耶稣会总会长沃达米尔、莱多霍夫斯基写信给耶稣会江南传教团，告知他们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形成，并警告他们要随 应变，信中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後，这个巨大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真正的危 。人人都可看到那古老的渴望和倾向，以前所未有的暴力形式表现了出来。仇视一切外国的事物，嫉恨一切属于其他民族的东西，渴望 超其它先迸的国家，在他们的独立问题上 其敏感，这促使他们想重整一切重要的来西，以排除外国的影响。强烈的民族感是中国青年最具特京的写照，这些从本世纪初就升始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倾向，现在在青年一代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了。

莱多霍夫斯基神父於是劝告江南传教团的长上，遵循古代耶稣会传教团的教导，即以中国人的工作来推迸中国的皈依"。嘱咐他们培育一批本地神职。为着眼於将来耶稣会在亚洲的友展，应为成立独立於欧洲教省之外中国教省作准备。

同年十一月叁十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友表了《夫至大》通谕。其副标题为《在全世界传播天主教的信仰》。如同《天主教的文明》所提醒人们的：如果「在全世界传播天主教的信仰」，是这道通谕所表达的讯息，那麽在这个论点中最重要的内涵便是在传播天主教信仰的过程中要排除一切民族主义。各族人民应因着真正的博爱精神聚集在基督内，如同一个大家庭。亦如早期基督徒所说的：「团聚在慈母教会的怀中」。

本笃十五世教宗已看到传教士的民族主义，是阻碍本地神职的成长及晋铎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指出存在於传教活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危险之後，又继续嘱咐对本地神职的牢固培养。他写道：

宜地培养教育本地的神职人员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效果，给他们的裁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传教士的助手，却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

对上面这段话，《天主教的文明》评论说「它是对传教士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最严厉的谴责」。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感到教宗的召唤，但他们也遇到了许多困窘的情况，因为存在着其他一些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阻碍着本地神职的晋升。

二. 国籍司铎晋升的重重困难

这些困难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属于法律的范畴，另一个属于文化的范畴。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困难。中国的福传事业可分为叁个不同的时期，最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两位方济会士：若望．柏郎嘉宾和古列莫．卢伯里克，他们将东方一个被称为"震旦"的大民族的讯息，带回了欧洲。而在中国第一个传教团的创始人则是另一位名叫若望．孟高维诺的方济会士。他於一二九四年到达北京，元世祖刚去世，继位的皇帝是成宗。若望向他呈递教宗的书札，颇蒙优礼， 并准备在皇帝的庇护下开始福传工作。他在一位意国商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圣堂，又组织了一个有一百五十人的唱经班，他们所唱的额我略调圣咏颇受皇帝的赏识。到一叁00四年，在北京已有六千人领洗入教，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是中国人。一叁O七年七月廿叁日，教宗克莱孟五世任命若望为北京的第一位主教及「震旦」的总主教。同日又祝圣其他六位方济会士为主教，派往中国，他们负着祝圣若望为主教的使命，并扩展若望的权限及於全国。他们中只有叁位到达了北京，并於一叁O八年祝圣若望为主教。第一个时期中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成功，并没能持久，由於蒙古的被侵和明王朝的崛起，孟高维诺在中国所建立之教会，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中国福传事业的第二阶段，是以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特别是以一六O一年利玛窦到达北京为起始点。这次的福传事业是以葡萄牙的「旗号」展升的，就如同时代的西班牙「保教权」。这是当时传教活动的一个特点。在「保教权」的制度下，身为天主教徒的葡萄牙国王，有责任供给传教事业的所需，圣座则任命他赏识的人为主教作为报偿。那时代，这样的庇护人曾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基督信仰，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其效果却微乎其微。实际上，葡萄牙没有能将其殖民势力扩展到小小的澳门半岛之外，因此，它并不能为在广大的中国地域上传播福音，提供有效的支持，以建立足够的教区，并任命相应的主教。根 德礼贤神父的数字，在一OO八年，全中国不超过六位主教或宗座代牧。
从一八四四年，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笠定了数项条约，形势发生了迅猛的变化。对於新的形势，礼德贤神父写道：

教会被重新整理，传教区被划分为 定的小区域，披称为宗座代牧区，由一位传教的主教管理。这样划分的区域，在一八OO年有六个，一八四四年有十个，一九OO年有叁十九个，一九二O年有五十二个，一九二六年有七十六个。每十区都由一千大修会来管理。一人四九年，在中国有五十修会，一九OO年有十个，一九二六年有廿一个。自一八七O年起，外籍传教士的人数的增长了六倍，在一八七O年为二百叁十人，到一九二六年为一千八百七十四人，来自十五十不同的国家。如此展示了教会大公性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展示教会大公性的特徵」，正危险地步入西方列强声称的「门户开放」政策下的境况。虽然中国政府被强迫接受了这政策，中国人民却始终不赞成，因为这是破坏了他们领土的完整。

除了上述属于法律范畴的困难之外，还存在着属于文化范畴的困难，它阻碍着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和晋铎。首先，中国社会传统上是儒家社会。在儒家社会中，宗教的地位是卑微的。利玛窦对此曾有过亲身的 验。因此，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以获得中国人及士大夫们的接纳。他的後继人也效法他的榜样，他们也曾尝试将教会的一本弥撒经典译成中文，他们还将 经、日课、礼仪书以及圣多玛斯所着的"神学概要"的第一和第叁章翻译成了中文，此外还有一些"伦理神学"摘要。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培养一位不懂拉丁文的二等教士，而是为了在当地的文化中，培养一位博学的教士，以应付中国这十多元化传统社会的需要。

这种局面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改交，多次的失败教育了中国要尊重西方科学上的 势。传教士们没经过什麽磨难，便突然得到了 越的地位，现在他们虽不懂当地的语言，也能自由地在中国的上层社会中活动。他们皮肤的颜色和浓密的胡须，代替了初期耶稣会士们为学习中文所要经受的辛劳。而中国的教士们，不管是教区的或是修会的，却处境欠佳，他们中的一些人精通拉丁文，其他一些人也获得他们神长的器重，但在他们同胞的眼中，他们只是二等教士，缺乏使人服从的必要权威，没有在教会内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格。假如没有来自圣座的直接干预，一九二六年就不可能有六位中国人，披晋升为主教。然而，这不能说是西方传教士的过错。

叁. 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的意义

圣座已经决定促进中国本地神职事业。早在一九一九年，即《夫至大》通谕刚刚发表之後，盖布利昂蒙席就受托走访中国所有的传教。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帮助建立地区修道院，以改善中国司铎的培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圣座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在中国成立一个宗座代表团。这是件棘手的事情。以下便是德礼贤神父对这段复杂历史的概述：

梵蒂冈曾不只一次地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直接的关系，但每次具体建议的进展，都被一些既不是来自罗马，也不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干预所阻碍，在教宗良十叁世时是如此，在本笃十五世教宗时也是如此。在一九一八年，驻北京的教廷使节和驻罗马的北京大使的任命，已经被半官方化地公开了，但在最後一刻，叁分之一势力的抗议占了上风，结果协议被取消了。然後，在本笃十五世教宗去世後，梵蒂冈仍然坚持派遣宗座代表团，为避免政治势力的阻挠，便决定以宗座代表的名义而非大使的名义，派遣刚 毅主教到中国。刚主教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达中国，从那时起，他便努力在中国人的中国建设教会。

一九二五年是圣年，其间在罗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传教展览，在这取得巨大成功的展览之後，教宗比约十一世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护布了《教会事务》通谕，通谕中以朝气蓬勃的词句重新确认了，他的前任教宗本笃十五世，曾嘱咐过的教会古老的惯例，他指出：「从古代基督信仰的文学遗稿可以看出，由宗徒为每一个信友团体所任命的领导人，并不是来白外部，而是从他们生长的国家中拣选的。」 这是教会初期的惯例，因此教宗命令将修道院，向本地人开放，不应视本地神父为传教士的简单助手。教宗总结道：「如果指示得以实施，将来将不会缺乏能够管理堂区、教区的本地神职，而这将是天主所悦乐的。」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位教宗欣喜地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庄严地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卡里斯都斯德雷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的重大意义，他在评论教宗给全国中国人民的讯息时写道：

教宗比约十一世，通过在中国的宗座代表刚 毅总主教，发给中国人民的讯息，大家觉得十分满意。从此以後，谁也不会再怀疑教宗的立场，知道他不但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且更同情和关怀中国。他说，他为中国祈祷，求天主赏赐中国基於仁爱与正义的持久的和平。他说，他祝望这个国家的权利与期望，受到各国的完全承认和尊重。他的话在无数在世界各地为人类服务的善心人的心中引起了回应。教宗对中国所表示的祝愿，自有其实际的意义。因为教宗享有精神和道德上影响力，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和平、进步、强盛的理想的实现。他不但可促进人遵守法律、服从权威，更可引导人履行道德。为国家的安定，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今天，经过了多年的社会动荡，道德价值降低到消失的地步了，这样的支援尤其难能可贵，不宜轻易错过。

如前所述，存在着阻碍中国神职的培育和晋升的实际困难，教宗比约十一世以在罗马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的行动，不仅显示了他对中国人民正当渴望的尊重，而且对克服上述的困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教宗在梵蒂冈亲自祝圣六位中国主教也是向阴谋与干涉的一个挑战，它明确地呼吁圣座，在天主教会的管理上的自由。六位主教的人选，显示了教宗评价外族文化的能力，并已预示了後由梵二大公会议所确认和批准的：「在信仰和博爱的合一中，教会允许文化的多元化」这一论点的开端。因此，这位教宗被称为是"传教之教宗"，并不是偶然的。

从在罗马祝圣六位中国革教至今己经六年了。回顾历史，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大胆的先见之举。早在一九二六年，当中国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叁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教宗就已在呼吁教会的宗教自由的同时，祝望了中国民族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