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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自豪和喜悦的庆典
十月的"宣圣"引起北京政府的剧烈抗议。关于这事香港和台湾的天主教刊物都有详细报导，并且也登载了几篇答辩或评论。我们最欣赏其中柯毅霖神父的一篇评论。柯神父在香港任教传教神学，并香港教区的圣神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们曾在东南亚通讯节目里播送了他那篇评论，在这里不妨再重复一遍。
册封中国圣人是令人自豪和喜悦的庆典柯毅霖
「今天的庆典并不是为那些历史时期作批判的适当时候，这些判断可以和应该留待其他场合作出。今天，藉着这庄严的宣圣，教会 希望确认那些殉道者都是我们勇气和坚持的典 ，他们使尊贵的中华人民受光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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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册封一百二十位中华殉道者并不代表教会要对他们处身的境况作历史或政治的判断，而是要纪念他们的圣德。册封也不表示教会就某些历史纷争或这些圣人所作的历史抉择作有任何立场，而是促请世人尊崇他们，学习他们的芳表。传教士在中国并非要实践帝国扩张的梦想（首位殉道者早於一六四八年逝世），而是 为传播福音。
他们都热爱中国人民，且为他们作出至大的牺牲。这些殉道圣人因暴力无辜受害，也是在最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徒劳持久的暴力的有力见证。
一八四零至一九一一年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贸易和军事扩张，从这弱势的「极乐帝国」中获取利益。欧洲列强在自己国内反对教会和教宗，却无耻地利用宗教事件来自圆其说。他们假装保护教会的利益，强行要求「自由」传教。
这一百廿位殉道者显示出欧洲帝国主义及义和团的盲目暴力是徒劳无功。事实上，中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视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运动并非真正的爱国运动，而是一个暴力、极端、本土和团党，被慈禧太后朝政利用来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推崇义和团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型态却指晚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政府封建和贪污。
中华殉道者为误解和那些在他们以前早已存在、与他们无关的问题付出代价，例如导致在十七至十九世纪基督宗教在中国没落的礼仪之争。十九世纪中国基督徒面对的困境可以从这些在无法预计的情况受害的殉道者的传记中显示出来，他们从未放弃自己传教的权利和活出福音的精神。
法国人利用马赖（AugusteChapdelaine）神父之死，与英国人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马赖神父来华两年，一八五六年，两个官员就如何对待基督徒持相反意见，他被牵涉入两人的斗争，并折磨至死，他与一同被杀的忠诚勇敢的基督徒白小满同於十月一日被封圣。
马赖神父受册封圣人，表扬了这位中国人朋友为福音作见证。他必定反对这以他的死为藉口的恐怖战争。这次封圣表扬这位圣人和他的见证。这位善人当然并非向中国发动战争国家的公民。奇怪的是，被德国用作藉口侵占华东山东省的两位殉道德国传教士却并未在封圣的殉道者之列。
并不是所有在中国遇害的基督徒（单在义和团运动中就有叁万基督徒被杀）都被封圣。教会调查每一位候封者生平，而非整体尊崇他们。对教会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不论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程度，因着他们的德行和见证变得尊贵，而不是因他们活出福音精神时所处的政治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百廿位殉道者是分别在七个时间列品真福的：五人是在一八九叁年（教宗良十叁世在任期），十叁人是在一九零零年（良十叁世在任期），十四人於一九零九年（比约十二世），廿九人於一九四六年（比约十二世），一人於一九五一年（比约十二世），五十六人於一九五五年（比约十二世），两人於一九八叁年（若望保禄二世）。我重申教会对每一位殉道者的生平都个别作出详尽的调查，且经过七个不同的过程，历时长达一百二十年。对这些候选者个人德行的调查并不会考虑中国的政治变动。事实上，首叁批殉道真福是在中国还是实行帝制时被列品的，而大部分殉道者均是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列品真福的。在这七次的宣福庆典中，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表示不满，为何现在却忽然出现种种抗议。
难以置信的是有人认为教会是仓卒地进行封圣，好像这是在没有适当的调查下举行的，又或封圣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在台湾主教团的压力下成事。台湾的主教都是中国人，他们来自台湾并没有贬低他们的地位和资格。此外，他们也非唯一促请封圣的中国主教。大陆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不能一方面批评教廷并没有就此事谘询他们，而同时宣称按章来说他们是独立於教廷和普世教会。
十月一日封圣的并非主要是英勇的传教士，还有大部分淳 的信徒，有妇女、青年和儿童。他们处身於阻碍他们有权成为基督徒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中，他们都是受害者， 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杀害。忠於一个普世宗教不能构成罪行。他们不应为他们所处的复杂和可悲的时代负上责任。反之，他们勇敢地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慷慨就义。为此他们应该获得所有人的赞扬和尊重。事实上，「杀身成仁」也是儒家思想中最大的德行。
众所周知，天主教信仰并不是与殖民主义同时传来中国的，而是由方济会士孟高维诺（JohnMontecorvino）总主教（一叁零八年）及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神父传来的。我想指出的是，自十九世纪起，教会一直试图摆脱欧洲列强窒碍的「保护」枷锁。 中漫长复杂，困难重重。一八六零年，全力反对欧洲诸国霸权计划的教宗比约十一世致函中国皇帝，希望建立直接的关系，并希望能给予中国基督徒有效的「保护」。教宗良十叁世在任期间，亦持守这方向。他一直寻求教廷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却被法国否决。
教宗本笃十五世後来也尝试这样做，但也遭到类似的阻碍。不过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比约十一世在位期间，教廷於一九二二年获准派遣教廷大使刚 毅（CelsoConstantini）总主教到中国；他不接受欧洲势力的保护，在远离使馆的地方居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宣圣礼刚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举行，被视为有政治意义。大陆政府视之为对抗，而（相当难以置信）台湾有些人视之为取悦北京政权的不合理的妥协。更不幸的是有些教会内的人士亦认为选择这天封圣是对北京政权的挑战。但是，这些所谓的挑战和妥协都不存在。按早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出版的二千禧年日程表，十月一日已被定为封圣的日子，当时仍未决定哪些人会被封圣，後来决定为这批中华殉道者、非洲嘉诺撒会柏姬达（JosephineBakhita）修女，以及两个修会的创办人玛利亚．若瑟．桑乔．德格拉（MariaJosefaSanchodeGuerra）修女和加大利纳．德雷克塞尔（KatharineDrexel）修女。
容许我再补充一些具体事实：若今年的十月一日并非主日，封圣的日子会不同。不过十月一日是最接近九月廿八日中国真福殉道者瞻礼的主日，也是十月传教月的第一天，及备受爱戴年轻的隐修圣人传教主保圣女小德兰的瞻礼。为何不视封圣日为美好的巧合，一个为中国和普世教会引以为荣和喜悦的庆典？我们很高兴相信就是在这种精神下，教宗於十月一日把一百廿位中华殉道者册封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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