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 发射台报讯天使铜像

107　 到耶斯去讲话

　　一个多月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托我找一位中国神父、修女或在俗教友到耶斯去讲话。因为找不到别人，结果我自己去了。去了回来，坐在火车里，回忆事情经过，发现一个误会。误会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打电话给我的人。他怕我不敢答应，把讲话的事情说得过於简单，使我认为那是一个堂口的热心教友想请一个外国人谈谈传教地区的教友生活。这样的事情，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曾屡次担任过。另一方面则是我自己。那时正好有几家通讯社报导我们国内几位神长被捕的消息。被捕的神长当然属於地下教会。在转载这条消息时，各种报纸又依据各自的立场，对我们国内的教会提出一些描述和评议。有一位新闻记者更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徵求意见。我们当然无可奉告，但是接到电话，总是觉得心烦。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动身到耶斯去的。到达时已是傍晚，在一个隐修院的客房过夜。次日是星期日，我上午去教区修道院礼堂讲话，中午在修院小堂与在场神父们共祭，下午回礼堂答覆听众的问题，直到晚上七点钟乘火车返回罗马。

　　当我在修院礼堂讲话时，我看见的不是修生，而是神父、修女和男女教友。後来知道他们是来自附近几个教区的代表们。他们前来，是为参加一个研讨会，一同研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近发表的"新千年伊始"牧函，并在这牧函的指示下共同讨论各教区今後的传教方针。耶斯城属於玛尔科行政区，这地区富有传教士圣召，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这里的传教士多数去非洲和南美州传教，很少到亚洲去的。为此，这次研讨会的重心在亚洲，原来计划邀请一位越南籍的枢机讲话，因为没有成功，才来找我们中国神父。我因为事先不知道这个事情，擅自拟定了一篇讲话，与研讨会的主题并不相关。

　　我的讲话的题目是在中国的教会，内容分四段，分别叙述在中国的教会的起源、发展、危机和瞻望。我讲了一个小时。因为我是外国人，听众很有礼貌，安静地听，并不回驳。但是到了下午，情形便不同。这是因为在午餐时大家有机会就我的讲话交换了意见。所以午後一回到礼堂，便有人，接连不断，向我提出疑问。其实，我的讲话并非针对他们。在准备这篇讲话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像他们那样的一批听众。我当时所关心的，是国内神长被捕的消息传开後，新闻记者的电话在我信中所引起的困扰，我所以想到在中国的教会的起源、发展、危机和瞻望，无非是为清理自己的思想，平息自己的心情。但是既然讲出了自己的思想，表示了自己的心情，便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们所以一问一答，一共费了两个多小时。研讨会的组织人向我说，我下午讲的，比上午好得多。

　　对我最大的责难是一位传教士提出的，但是他最後发言，没有留给多少时间让我辩白，其实我也无从辩白，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研讨会那件事，是在返回罗马时，坐在火车里，我回忆事情经过，才发现误会，明白那位传教士的责难。

　　那麽，那位传教士责难我什麽呢？他说，他们来耶斯举行研讨会，原来是为遵照教宗在"新千年伊始"牧函的指示，振作本地教友的传教心火，特别引起他们推进对亚洲地区传教的兴趣，而我的讲话的结论，则是中国并不需要外国传教士！这果然是我讲话的结论吗？当然不是，但是这的确是我讲过的话，不过我讲这话时，并未想到他们的研讨会，我的话并非针对他们研讨会的主题而言的。

　　我在返回罗马，坐在火车里，发现这个误会，同时便联想到我在上次《听众来信》节目里所发表的感想。这是因为我们梵蒂冈电台华语节目对国内主内兄弟姐妹们的服务，与外国传教士对在我们国内教会提出的贡献，有类似的积极作用，也有类似的缺陷和限制。由於这两种类似，我混淆了我们的广播和赠书与外国传教士去中国的传教。我读了两封听众来信，发现我们的广播和赠书在国内遇到的困扰，因而推想到我们不应该将我们国内教会的前途寄托在那不可靠的服务上，而必须将它建立在国内主的内兄弟姐妹们的共同努力和奋斗上。我以为这是我的心得。在耶斯的讲话中，我无意识地将这个心得，移植到外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的问题上，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被人责难的话，愿所有外国传教士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