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 发射台报讯天使铜像

258 情况与东欧不同

在上星期的《不是听众来信》节目里，我们介绍了一篇记者贾尼、瓦伦特访问韩德立神父的记录。访问是在特里乌焦的圣心别墅召开的第七届“欧洲天主教中国研讨会”的机会上进行的。记录登载在九月份的《叁十天》月刊上。在同一份的月刊上，还有一段专门报导第七届“欧洲天主教中国研讨会”的话，也是记者贾尼、瓦伦特写的。他说，有140人参与那次会议，其中40个中国人，包括香港的助理主教汤汉和梵蒂冈传信部的公务员金神父在内。据他的报导，在会议上最为大家所欣赏的是两位年轻中国神父的演讲。一位是张士江神父，河北信德社的社长。他指出目前在中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教区划分，这给中国国内教会造成了极大混乱。圣座至今仍坚持比约十二世在1946年规定的教区划分，而今日，实际上，中国国内的教区已经是依照国家行政区的分界而划分的了。另一位是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的主任陈瑞雪神父。他报告了中国天主教的修会和教友团体，在海外天主教慈善机构的资助下，在陕西省境内所展开的种种社会服务工作。

《叁十天》是义大利语的月刊。法语的《中联通讯》双月刊上也有关於评述会议的报导。该双月刊的主笔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沙百里神父。他是那次会议的与会人士之一。他在他的报导中说：

我们先聆听中国人自己讲话，他们的见证很令我们感动。

《中联通讯》登载了几篇中国人自己的讲话，张士江和陈瑞雪两位神父的讲话也在内。在其中别的几篇讲话中，我选读了高夏芳修女讲的《修会生活在中国穿上的新衣服》。梵蒂冈华语节目的听众们大多听到过高夏芳修女。沙百里神父这样为她介绍说：

她是撒拉爵会传教士，在罗马、香港和中国各修道院教授圣经学。她的新约圣经课讲义在渖阳出版。

高修女讲述她在中国国内所认识的修女们说：

大多数的修女属於新的修会。她们的修会是本地主教创立的，与过去没有关系。因此，缺乏一些修会生活的传统，明确的神恩，特定的传教任务 和肯定了的灵修精神。但是却是非常活跃，很有影响。

高修女以为，

今日中国的修会生活须要有普世教会的圣德遗产来补充、滋养。应验植根于传统，然後再凭它的本色从新开头，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新的灵修经验。

高修女肯定在今日中国教会中修女们的重要贡献。

今日中国的修会生活须要有普世教会的圣德遗产来补充、滋养。应验植根于传统，然後再凭它的本色从新开头，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新的灵修经验。今日中国的修会生活须要有普世教会的圣德遗产来补充、滋养。应验植根于传统，然後再凭它的本色从新开头，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新的灵修经验。 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在公共生活上权威不像男性那样被人看得认真。因此修女不像神职人员那样会惹宗教事务公务员的注意。这样她们能比神父们更直接联络平信徒。她们能在，社会服务上，为基督宗教优点作见证：彼此相爱，帮助有须要的人。

修女并不隐瞒今日中国修女的弊端。她说：

今日在西方男女中间盛行着一心追求职业上成就的活动主义。这样的病菌也传染到了在中国的教会和修会团体里。许多修女承认她们对默想和祈祷觉得厌倦。因此她们不把她们的工作看作一种天主派给她们的使命，而把它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活计。外面的活动是应该有内心的灵修生活来调节的。

高修女又说：

在中国修女们生活上的另一个问题是领导。她们大多不了解修会生活中的权威和服从。她们的长上往往不具备在人性和灵修方面的适当条件。在中国教会和修会团体中年轻一代的长上们应当记住：教会和修会中的职权与权力、特权和荣誉无关，与它有关的是十字架的奥迹。

《叁十天》月刊和《中联通讯》双月刊都没有提起一位越南籍的段安神父。他是耶稣会东南亚参赞区的参赞员。以前曾是耶稣会越南地区的区会长。曾经历过当地教会遭遇的严厉考验，并度过长期的劳役生活。他参加了在特里乌焦的圣心别墅召开的第七届“欧洲天主教中国研讨会”，大概没有被邀在会议上讲话，但是我知道，他曾发言，表示过他的意见。他的发言可能并未引起许多传教士的兴趣。但是在场有几位中国神父曾向他表示赞同。

由於他在罗马耶稣会总院里担任的重要角色，段安神父与梵蒂冈有些接触，多少理会那里的光景。在那里谈到中国和越南教会的问题，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以前东欧地区的教会情形。段安神父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在特里乌焦讨论的是中国教会问题。段安神父便在那里的会议上解释中国的情况与以前的东欧不同。东欧以前的共产政权是苏联入侵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是在中国本土，有相当程度的反殖民主义、爱国情绪的成分。他认为，在讨论今日中国教会的问题时，大家应当认清这一点，才是。我十分赞成段安神父的观点。所以特地把它提出来，用来结束这次的《不是听众来信》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