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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02 新聞報導 資料庫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波 蘭
教宗與聖座 教宗與聖座 教宗在克拉科夫的布沃涅公園冊封波蘭四位新真福，盛況空前
參禮的貴賓中包括波蘭總統和總理，立陶宛總統，斯洛伐克總統，匈牙利總理，波蘭前總統瓦文薩等等。與教宗共祭的有十三位樞機主教，一百五十位主教，其中五十位來自外國，四百位神父，另有一千五百位神父和七百位執事分送聖體，五百位神父聽告解，波蘭軍方派出一個八十人的軍樂隊演奏聖樂，一個四百多人組成的歌詠團帶領眾信友唱聖歌。為了安全，波蘭政府派出三萬警察、志工和消防隊員，一百四十位醫生，三十七部救護車，三架直昇機。
這台冊封新真福的彌撒的主題還是跟前一天祝聖天主慈悲新聖殿的主題一樣，"富于慈悲的天主"。選擇同樣主題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使教宗這次訪問有個連貫性，另一方面是使前一天無法參與祝聖新聖殿的人也能分享同一個意向，懷著相同的心情參禮。被冊封的四位新真福中，第一位是華沙的總主教西吉斯蒙德•什琴斯尼•菲林斯基，他生于一八二二年，死于一八九五年，他為了維護天主教信仰和人性尊嚴被俄國沙皇充軍西伯利亞二十年，他是瑪利亞之家方濟各修女會的創會人；第二位是揚•巴利茲基神父，他生于一八六九年，死于一九四八年，一生致力于聽告解，培育新司鐸，從事教育，知道如何使祈禱生活與牧靈工作結為一體；第三位是耶穌會士揚•貝茲烏姆神父，他生于一八五零年，死于一九一二年，四十八歲的時候遠渡重洋，前往非洲東南海外的馬達加斯加島傳教，為癩病人服務，減輕他們的痛苦；最後一位是聖齊亞•西姆科維雅克修女，她生于一九一零年，死于一九四二年，就讀大學的時候便嚮往成聖的生活，後來在波蘭的波茲南加入憂苦瑪利亞孝女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度著完全為他人服務的簡樸生活。
教宗十六日抵達克拉科夫時，在機場向波蘭總統和全國同胞說：「天主的慈悲必須反映在人的慈悲上」，昨天他所冊封的四位新真福就是在他們的一生中反映天主的慈悲的人。教宗在冊封真福的彌撒講道中，引用若望福音的話說：「沒有比為朋友捨掉生命更大的愛情。這就是天主的愛的尺度，天主的慈悲的尺度。當我們意識到這個真理的時候，我們就會了解基督邀請我們愛別人的時候，祂要求我們的就是這樣的尺度。我們感覺到受到某種力量的推動，藉著以慈悲對待兄弟的方式，一天一天地奉獻出我們的生命」。
教宗繼續向兩百多萬人說：「教會自從存在之初，就宣講天主的慈悲，這個慈悲是人的希望的保證和人類得救的泉源。今天似乎是特別需要向世界宣講天主慈悲的訊息的時候。二十世紀雖然在許多方面有無可否認的成就，卻特別留下罪惡神秘的痕跡。我們帶著這種善和惡的遺產進入了新的千年代。擺在人類眼前的除了是發展的新展望之外，還有未曾聽過的危險」。 甚麼危險呢？教宗說：「人經常生活得好像天主不存在一樣，甚至以自己來取代天主。人僭取造物主的權利，干預人類生命的奧蹟，企圖藉著遺傳控制來決定人的生命和死亡的期限。人拒絕天主的法律和倫理道德原則，公開破壞家庭，甚至以各種方式企圖使天主在人心中閉口無聲；人要使天主在文化中、在各民族的良心中消失。罪惡的神秘就這樣繼續在襲擊世界」。
教宗的道理越來越深入，越精闢，他說：「人類在經驗了這個奧秘之後，便生活在恐懼、空虛、痛苦和沮喪之中。也許正因為如此，耶穌才藉著謙虛的修女的見證而進入我們這個時代中，為清楚地指出安慰和希望的泉源，這個泉源就在天主永恆的慈悲中」。教宗強調：「必須用新的力量來發揚天主慈悲的愛的訊息，世界需要這個愛。現在已經到了使眾人都認識基督這個訊息的時候了」。 關于教宗主持這台冊封四位新真福的彌撒盛況，本台特派員德卡洛利斯從克拉科夫為各位寫了下面的報導： ********
"天主的慈悲"與滯留世界上的"不安寧奧秘"對立，有如一幅大壁畫中描繪的善與惡的搏鬥。18日上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再度談了聖女福斯迪納•科瓦斯卡的信息。他熱切的重覆說，人類認識和發現天主的慈悲是現代的一個記號，是在這個刻意將天主抹去的世界得到恩寵的重要途徑。聆聽教宗的話的有兩百萬人，他們匯集在布沃涅公園中參加教宗主持的冊封四位波蘭子女為真福的大典。這四位新真福是：西吉斯蒙德•什琴斯尼•費林斯基、揚•巴利茨基、揚•貝茲烏姆和聖齊亞•希姆科維雅克。參禮的信友不僅是來自波蘭本國各地的，還有許多是從遠遠近近的國家趕來的。大家在波蘭國旗和梵蒂岡旗起伏波動的一片旗海中，在洋洋的一片喜氣中，以最大的熱忱和教宗一同慶祝教會有了四位新的榜樣，也和教宗一起反思他前一天在祝聖新朝聖堂時所說的話。
匈牙利人、立陶宛人、斯洛法克人、捷克人、烏茲別克人、白俄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意大利人、法國人、德國人、挪威人，聚集一起參加彌撒。140名醫生，40多輛救護車和3架直昇機都隨時準備好為他們服務，城市的一些重要地區也駐守了3萬名警衛人員維持治安。夏日的太陽，趕上在教宗來到時探出頭來，令信友們能有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許多勇敢的信友冒著陰冷天氣捲土重來的危險，在前一天晚上便已經進入公園中露天而宿席地而眠。
教宗在講道時重談了前一天講道中的主題。他說，教會一開始便宣講天主的慈悲。雖然如此，似乎今天它更加有義務向世界宣講這個信息。教宗也解釋了天主為什麼選擇了我們這個時代。他說，也許因為20世紀有無可置疑的成就，卻特別受到"不安寧的奧秘"的折磨。教宗這樣說： "經常，人度的是好像天主不存在的生活，甚至以自己來取代天主。他竊取造物主的權而干預人類的生命。他想透過操縱遺傳而決定人的生命和限制死亡。他違反天主的法律和道德準則，公開地打擊家庭。以不同的方式來使人心中不再有天主的聲音，使文化和人的良知中完全沒有天主。'不安寧的奧秘'便繼續在世界上留下痕跡。"
對抗世俗化和物質主義帶來的弊病，基督信徒所用的武器是對天主慈悲的信仰和在他人面前為天主慈悲做見證。教宗說，天主的慈悲的最大恩典便是：將人帶到基督面前，讓人認識基督和品嚐愛的滋味。在1800年到1900年間的四位新真福度的正是這樣的生活。他們也在歷史的許多不安的時刻，勇敢地做天主慈悲的使徒，照顧窮人、支援聖召和神職、出外傳教。時代變了，但今天對這種"愛的目光"的需要並沒有減少。這愛的目光也關注21世紀的貧窮。教宗說： "需要有'愛德的想像力'才能從物質和精神上協助被忽略的兒童，才能在遇見被不同罪惡誘惑而陷入羅網不能自拔的青年是不轉身而去，也才能為那些開始與邪惡進行內心戰鬥的人提供意見、安慰和精神支助。"
聆聽教宗講道的信友們不斷地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他們願意按照教宗的話去做。教宗最後呼籲教會的所有子女，協助現代人體驗天主的慈悲。他祝望天主的慈悲拯救全人類。 稍後，教宗在帶領大家唸三鐘經時，特別將聖女福斯蒂納的信息交給青年們。他說，正如在舉行多倫多世界青年節時重溫了真福八端的信息，今天，大家要以天主慈悲的信息來回味這樣的經驗。教宗這樣說：
"每個時代都需要有以真福八端精神生活的人做見證。今天也一樣。我祈求天主。我希望你們按照這個要求而度的生活，能在我們時代做天主慈悲的有吸引力的見證。" 在三鐘經活動中，信友們大聲呼喊，請教宗留下來和他們在一起。教宗開玩笑說：好，好，他們在引我放棄羅馬哩。 一個以美妙的聖歌陪伴了彌撒禮儀的進行的400人歌詠團唱起了伯多祿的"船歌"，教宗告訴大家，23年前，他離開克拉科夫前往羅馬參加樞機會議選舉教宗時，正是這首歌送別他的。後來，當他聽到投票結果時，這首"船歌"在他耳邊縈繞。這許多年來，他從未和這首歌分開過，它像是從祖國吹來的一聲隱秘的氣息，也是教會的引導。
波蘭四位新真福生平簡介 天主的僕人西吉斯蒙德˙什琴斯尼˙費林斯基於1822年生在沃伍恩一個信仰虔誠的貴族家庭，他的童年很不幸：11歲時失去父親，5年後，他的母親由於從事愛國主義活動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因此他少年時又失去了母親。什琴斯尼後來在莫斯科和巴黎唸書，不到30歲時卻決定返回祖國，做一名司鐸。他在1855年被聖了神父，兩年後在聖彼得堡創立了瑪利亞之家女修會。1862年，庇護九世教宗任命他為華沙的總主教。費林斯基總主教以牧人的身份獻身於幫助窮人和培育司鐸的工作，在沙皇政權時期勇敢地捍衛教會。正是因為他效忠羅馬，1863年被放逐到俄羅斯。在20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全力以赴為天主教在俄羅斯帝國復興進行著努力。在聖座的介入下，費林斯基總主教於1883年獲得自由，但是不允許他回到他的華沙。他生命的最後12年是在西班牙度過的。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才獲允許返回祖國，1895年9月17日在克拉科夫去世。
揚˙巴利茨基神父1869年在熱舒夫出生，在一個十分虔敬的家庭中度過了童年。進入普熱梅希爾教區的修道院，後來又到羅馬，在額我略大學完成神學課程。回到自己的教區後，巴利茨基神父被任命為信理神學教授，從此，他的一生都致力於教育新司鐸的使命。1928至1934年間，擔任普熱梅希爾教區修道院的院長，1948年3月15日在那裡去世。
揚˙貝茲烏姆神父將整個生命獻給了幫助被遺棄的人的事業。他於1850年生在維爾凱，在基輔高中畢業後，進入斯塔拉維斯的耶穌會初學院，1881年在克拉科夫領受鐸職。48歲時前往馬達加斯加，在那裡不遺餘力地為痲瘋病人服務。貝茲烏姆神父日夜與這些病人和被遺棄的人一起生活，他獻身於這一先驅者的事業，成為今日照顧痲瘋病人的先鋒。在非洲的這個大島上至今還有一座由這位天主的僕人為治療痲瘋病人創立的醫院，名叫"琴斯托霍瓦聖母醫院"。貝茲烏姆神父於1912年去世，他為我們立下了熱心撒瑪黎雅人的光輝榜樣。 聖齊婭˙希姆科維亞克修女1910年誕生在今天的大波蘭地區奧斯特魯夫，從小在家裡接受了堅固的宗教教育。在波茲南讀大學的時候，聖齊婭積極參加聖母會的活動，但在1934年，這位年輕女孩的生命發生了根本轉變。那年夏天，聖齊婭去露德朝聖，在那次機會中，她決定做修女，將自己交在無染原罪聖母的手中。3年後，進入憂苦之母孝女會，這個修會也稱作"方濟各的修女"。戰爭爆發後，聖齊婭修女放棄允許她回家的機會，留在波茲南的會院，同其她修女一同在納粹黨人的迫使下，做沉重的工作。繁重的勞累使她的體力承受了艱鉅考驗，終於她患上嚴重的肺結核，1942年8月病逝，當時只有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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