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教宗良十叁世的《新事》通谕（发表於1891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是有史以来一位教宗首次在其训导文件中针对当代的社会问题提出完整的观点，并且根据工人们的特殊情况，试图制定解决问题的原则。《新事》通谕开创了一种新的作风，因为教会透过与新的工业世界的对话，直接向人民和有关人士发出呼吁，而不是仅仅限於提醒民政当局履行职责。《新事》通谕是在一批国际专家的协助筹划下拟成的，它吸取了教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思想和行动的成果。
教宗良十叁世提醒世界去关注如此众多的男女和儿童所不应遭受的苦难。他建议教会、国家和民间社团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必须迅速找到某种补救方法，以解决强行压在广大工人阶级头上的痛苦和不幸。」他声称：「教会具有推动正义的道德权威，国家有义务通过法规保护工人并捍卫工会的权利。国家应扮演补充、支援的角色。以工人和实业家共同或分别组成的社团是促进各方，特别是穷人利益的恰当途径。」
《新事》通谕严厉批评并谴责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当时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梦想。教宗良十叁世这部文献是教会社会训导上划时代的作品。十九世纪未，它在教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杜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夸张的笔法写道：教会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自《新事》通谕发表之日起，每隔一段时期，教会都要举行该通谕的周年纪念活动，人们从中可以看出它的历史重要性。
在本书的第二辑中，我们将会发现，教宗良十叁世以後的历任教宗就发表了许多宣言，在天主教的训导和社会创举方面，这些教宗都追忆了《新事》通谕所带来的益处。这里，洛许比亚（Marie Louise Rochebillard,1860-1936）的经验值得一提。他本人就亲自受到了《新事》通谕的鼓舞，在法国首创了颇具影响的妇女工会16。
在长达廿五年的教宗生涯中，良十叁世还发表了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其他文件；论社会主义的Quod Apostolici Muneris (发表於1878年）；论民选政府的《日久》通谕（Diuturnum，1881年），论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天主的不死者》通谕（Immortale Dei，1885年），论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自由》通谕（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1888年），论天主教公民观点的Sapientiae Christianae (1890年) 等等。尽管这些文献谈论十九世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们所提出的指导方针，却推动了教会社会训导的发展，为日後训导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基础，并在梵二大公会议中达到了顶峰17。
在教宗良十叁世的许多社会训导文献中，《新事》通谕可谓出类拔萃，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是教会社会训导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就《新事》通谕的全部重要性而言，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开始，而是多种经验积累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样。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譬如梵蒂岗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1870）曾隆重颁布了某项有关「社会问题」的文件，但由於罗马的沦陷，未能完成其计划18。
然而，这绝不减损《新事》通谕的价值。反而，更突出了这部通谕本身丰富的训导思想的实际背景。它的价值与独特性仍然广受全球公认。直到今天，《新事》通谕仍是深入探讨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参考资料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