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训导源起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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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教宗良十叁世之後,教会当局便颁布了一系列大量的社会训导文件、通谕、告诫、临时牧函、宣言或讲道20。我们在重温其中最重要的几部文件的同时,还必须首先指出它们对教会的训导所做出的新的贡献。尽管我们的调查因缺少篇幅,不能对这些文件的全文做出分析,然而,调查本身却符合我们当前的目标,亦即:观察教会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中,其训导工们如何继绩发展。
在《新事》通谕颁布後的第四十年,教宗比约十一世颁布了《四十年》通谕(1931年)。在通谕中,比约十一世推广良十叁世的训导,讨论他那时代的各种棘手问题,诸如:垄断资本、失业、国家干预、工会角色、私有财产对个人和对社会的意义、阶级斗争的迷梦和国家权力的专擅滥用。教宗比约十一世宣称,要改革社会秩序就需要所有阶级本着公正和博爱的精神彼此和睦,互相合作。这位教宗强调辅助性原则,主张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应该享有处理各自问题的权利。他在《四十年》过谕中审慎但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干预经济领域的合法性。那时,主张政府介入社经领域的凯因斯理论21(John
Maynard Keynes)尚未风行。这个理论後来深深影响了国家经济生活的结构。
《四十年》通谕曾赢得当时好几位领袖人物的喝 ,例如:国际劳动局局长汤玛斯(Allert Thomas),美国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德国经济学家颂巴特(Werner
Sombart)。教宗比约十一世还就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撰写了其他训导文件22:论和平的《奥秘何在》通谕(Ubi Arcano,1922年)论教育的《教育》通谕(Divini
Illius Magistri,1929年),论家庭的《圣洁婚姻》通谕(Caeti Connubii,1930年)论法西斯主义的Non Abbiamo
Bisogno(1931年),论纳粹主义的Mit brennender Sorge(1937年),论共产主义的《赎世主》通谕(1937年)。
在纪念《新事》通谕发表五十周年之际,教宗比约十二世在1941年五旬节发表了一筒重要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数度呼吁光荣和平,并制定公正互赖的世界的重建原则。比约十二世没有撰写任何专论社会问题的通谕,但是,他的第一封牧函----《崇高的教宗职位》(1939年)却是以基督信仰的观点对世界形势做了一番彻底的剖析。他的若干主要讲辞到今天仍广受引用,并被视为对教会的社会训导深具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历年发表的圣诞节文告(1939年~1957年),可说是一个社会训导的文集。
在《新事》通谕发表七十周年的时候,教宗若望廿叁世颁布了(慈母与导师》通谕(1961年)。在这部通谕中,他再次肯定了前几任教宗的训导,同时还涉及了几个新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私人和公共机构开创新局的角色,着眼於相互依存和彼此担待的「社会化」新趋势,工人的合理报酬及其在企业结构中应享的地位,社会与经济发展,私有财产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妇女在今日社会中日益增长的角色。《慈母与导师》通谕更详细地分析了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紧张形势:即乡村与工业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或国家之间,人口增长与本地或全球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之间以民族独立运动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之间的紧张形势。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需要以尊重人性尊严、自由、道义责任,和精神渴望为原则的解决方案。一切心怀善意的人们,都应一本正义与仁爱共同努力。
1971年,《新事》通谕发表八十周年之际,教宗保禄六世颁布了一封重要的公函----《八十周年》该公函肯定了个人在国家和政党面前所应享有的自由;此外,还讨论了最近的社会和政治思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潮。这一文件提出切实的建议,帮助我们分辨与评价各类社会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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