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五十叁】

第七章　十九、二十世纪基督信仰的世界化

天主教会自从耶稣基督创立至今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在世海的浮沉中设法向前划行，时而乘风破浪，一帆风顺，时而波涛汹涌，惊险万分。一般而论，教会的逆境比顺境多，而且为了实践基督托付给它的使命，始终付出惨重高昂的代价。昔日，基督草创教会时，便给他所选立的十二宗徒之长伯多禄说：「阴间的门决不会胜过它（教会）」（玛十六，18）。天主教会就是凭着这个信心披荆斩棘，走过了二十个世纪。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人间的事业、工程或见事不妙，早已主动收场，或被动地遭时间洪流淹没，惟独两千年前由巴勒斯坦十几个凡夫俗子承担下来的福音事业至今仍然健在，并朝向公元第叁千年代大胆进发。它的前途如何，没有人敢预卜，但它过去两千年来所累积的经验是走向未来的一个可贵的指南针。

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所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教会的传教工作是一大打击，许多修会的年青会士受徵加入战事的行列，其中绝大多数一去再没有复返。除了传教人手失落一大部分外，其他必要的资源也大为减少。更严重的是德国的殖民地一旦被法国和英国人占领後，境内的德国传教士或被驱逐出境，或遭软禁，再也无法传教。这样的事件发生大洋洲和非洲的喀麦隆与多哥，德国着名多才多艺的医生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在非洲加蓬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天主教徒之间因为各自的国家彼此交战而导致不再互 相合作，不再互相关怀的现象，在那些新奉教的人眼前污染了传播福音的崇高使命；而殖民地军队彼此的对峙也令殖民地的百姓对基督信仰的文明感到怀疑。这场战争一打，无意中也唤醒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为日後的独立埋下了种子。

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打下来所造成的变化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当时教宗本笃十五世非常担忧，於是在一九一九年所颁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中，大胆有力地表明教会的态度。这位教宗为教会作了自我批判，他对传教士所持的民族意识感到伤心，因为传教士把天主的事业和自己本国的政治取向混在一起，把他们的传教地区视为自己的狩猎专有区，而且在传教已有几个世纪的国家中，竟没有一位本地神职人员，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本地教会。

本笃十五世教宗这种教会自我反省批判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教宗更把前任教宗有关的一些渴望付诸实行。他在一九二六年所颁布的"教会事物"（RERUM ECCLESIAE）通谕中明确指出教会的观点和立场，强调教会的使命超越政治。为了贯彻这种思想，庇护十一世教宗加强了罗马圣座领导全球传教工作的权力，同时把这样的权力表现在由汪劳松（VAN ROSSUM）枢机主教担任部长，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担任 书长（次长）的传信部的职权上。

除此之外，这位教宗为了表明教会的独立自主，於是派遣不具有外交人员身份的宗座代表和视察员巡阅各国教会。他更在一九二二年就职之初便把设在法国里昂的"传信会"（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迁到罗马，以表明这个传教的善会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组织，而是普世教会的传教善会。一九二五年正逢圣年，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举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教传博览会。次年，又在罗马的"拉特朗"宫内开辟了一个各民族传教博物馆。同一年，这位教宗又制定每年十月份的第叁个星期天为世界传教日。又过了一年，一九二七年，他隆重宣布圣女小德肋萨为第二位传教主保。在这一年，庇护十一世也在传信部设立"信德通讯社"，为给全球社会传播机构提供有关传教工作的正确消息。

方才我们提到本笃十五世和庇护十一世两位教宗都非常关心如何在传教区设立由本地神职负责的完整地方教会，以便在外籍传教士离开後，自己能够站立起来。庇护十一世的思想和作法很受到两位对中国颇有认识和同情的人的影响，一位是曾担任宗座驻华代表的刚恒毅枢机主教，当时他还未晋升枢机，另一位是比利时籍的遣使会会士，一生献身中国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神父。

一九二叁年庇护十一世任命印度一位耶稣会神父为当地主教；一九二六年又在刚恒毅总主教推荐之下，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六位中国主教，礼仪隆重，场面浩大，极一时之盛；一九二七年为长崎教区任命第一位日本籍主教；一九叁叁年任命第一位越南主教；一九叁九年又任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黑人主教。在这同一年，传教区中有四十八个教区托给当地本国籍主教负责领导。

在这些年中一连串任命本地籍主教的同时，庇护十一世教宗也非常重视培养本地籍神职人员的工作，他要求传教地区的修生要和其他国家的修生一样，受到完整的培育。也因此，在传教区广设了区域性的大修院，直属圣座管辖。那时，罗马宗座传信公学受到极大的鼓舞，来自传教区的修士荟萃一堂，接受深造，建立未来地方教会和罗马的熟悉与良好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二十年间，教会特别注重天主教适应地方文化，尤其是地方传统艺术的问题。当时圣座传信部 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在一九叁七年曾发出一道相关的训令，推动传教区发展教会与地方文化艺术融合的工作。但是这项训令并没有产生实质的效果，在远东地区一般只见教堂屋顶的四个角落屋檐向上翘起来而已。

问题可能在於"适应"（ADATTAMENTO）这个名词相当含糊，执行起来令人有些顾忌，扎足不前。於是，所有的出发点仍然是以欧洲模式为依据。然而，也有不少人以为基督信仰必须以每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文化资源为出发点，来表现各民族对基督的信仰。当时有两位神父可以说是持这种见解的典型人物，一位是比利时籍遣使会会士雷鸣远神父，一位是法国里昂的朱尔．蒙沙南（JULES MONCHANIN, 1895-1957）神父。

雷鸣远神父在二十世纪初年抵达中国後，发现中国教会有很多品学兼优，聪明能干的人才，却没能够在传教工作上负责重要的职务，这很令他伤心，也更激起他对中国人民由衷的敬重。雷神父知道报章杂志对传教工作的作用很大，於是先创立了"广益报"周刊，後来又创立了中国天主教第一份日报"益世报"。雷神父的作为和计划多少令当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不满。一九二Ｏ年他调回欧洲後，创立了"辅助传教会"（SOCIETA AUSILIARIA DELLE MISSIONI），是由教区神父在传教区为地方主教服务的团体。再度回中国後，雷鸣远神父又创立了国籍的"耀汉小兄弟会"要求会士在会院中为苦修士，在会院外则为传教士。他自己则加入中国籍，彻底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中，雷神父又率领会士组织救护队，为伤兵服务。

雷鸣远神父始终意识到教会决不可以成为西方列强渗透中国的工具，所以大力推动教会福音中国化的工作，为日後所谓的福音本地化（INCULTURAZIONE）开了先河。

至於法国里昂的朱尔．蒙沙南神父，他对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非常好奇和喜爱，对天主教教义和印度思想的接触尤其感到热衷。一九叁八年，他以雷鸣远神父所创立的"辅助传教会"会员的身份前往印度。抵达後不久，便和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本笃会会士亨利．勒索（HENRI LE SAUX）神父共同设立了一所隐修院。他们两人都度默观的生活，设法肯定并发挥天主教隐修生活传统和印度独修生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