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神父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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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國教會傳教工作的導師
公元一五八三年,利瑪竇的師友羅明堅神父首先敲開了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門,引領利瑪竇踏入中國土地,走進中國社會,深入中國文化。而後利瑪竇神父率領會友同志遍遊中國境內的三川五嶽,結交中國社會裡的士農工商各界人士,尋找天主教在中國傳教工作的有效方針。
他們的足跡,上自南北兩大京城,下至各省各地的窮鄉僻壤,遠至邊陲重鎮的肅州(現今的甘肅省酒泉縣)。他們的朋友,上自皇帝自己,中有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無所不包。
他們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涉獵中國經典書籍,觀察中國風土人情,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由於這些勇力,他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的優點長處,也真正體會到中國缺乏的東西。於是他們引介西洋頂尖的科學知識及文物給中國朋友,同時也將中國特有的精神文明,以西洋文字著述傳注歐洲,激起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欽慕嚮往。他們真正引發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工作很努力,生活卻很清苦,尤其嚴守耶穌會會士應守的齋期。長期克己苦身的結果是未老而髮鬚先白,未至花甲卻感精疲力衰。公元一六一O年,利瑪竇才五十九歲,是年五月偶得流行性感冒,這本來是不值大驚小怪的小病,一般人常常可不藥而癒,可是體弱的利瑪竇神父竟因此百症齋發,連皇帝御醫診斷後所開的藥方都失效了。五月十一日傍晚,利瑪竇神父終于為中國傳教事業的開創而鞠躬盡瘁,在自己寓所的房內,慢慢閤上雙眼,安然交付自己的靈魂,把自己尚未完成的路,尚未實現的理想和使命,交給會友同志繼續奮鬥了。
神宗皇帝聽到這位西方至友的逝世,非常悲痛。親白派遣朝廷大員前往致祭追悼,並且欽賜柵欄墓地以供安葬。當時,外國人中除了貢使,中國人中除了功名顯赫的大臣,任何人都得不到這項特殊哀榮的。可見利瑪竇神父在中國人跟中的地位有多崇高,在皇帝心中有多重要了。
在利瑪竇神父的墓園上方,立著當時順天府尹黃吉士所贈一塊方匾,上書「慕義立言」四字,這正是利瑪竇一生的最佳寫照。「慕義」,說出了利瑪竇神父修會生活的一面。他遵循耶穌基督福音勸諭對他的要求,終身忠實地在貧窮、貞潔,服從三聖願的指導下修身養性,活出基督門徒應有的仁者風貌,並追求天主聖意在自己身上的圓滿實現。這是渴慕天上義德的完美表現。「立言」,不只是用來形容某人著作等身而已,更是說這人在某一方面的言行作為足以成為普世表率,堪當做為後世的導師。不錯,以一位福音傳佈工作者而言,利瑪竇神父真正足以堪當「中國教會傳教工作者的導師」。
他有遠見,看到文化交流的全面效果。不採用直接在大眾廣場上大聲呼喚式的宣講方式;反而採用間接、緩慢,而更深入中華文化的交談態度,藉以發掘中華文化裡深藏著的啟示種子及其發出的根苗,從而給予適當的養料,從旁助其自然成長,絕無「揠苗助長」的情事。
他知道迎合時代的需要,適時引介西方科學進入中國。他機智隨和,以無比的耐心打進中國的官場,透過太監與朝臣的影響力,向皇帝呈上貢物,與皇帝成為至友。他為了福音的緣故,愿意變成任何人,做一切事;起先穿上僧衣自稱僧人,後來改換儒服自稱儒士。他盡力培植中國籍的傅教人員及教友,希望中國人的傳教工作;有一天可由中國人自己來做,他還看清了文字傳教在中國的重要性,所以寫了「天主實義」「畸人十篇」等多項作品,廣為流傳。他尊重中國風俗習慣,不阻止教友敬孔祭祖,反而闡述其積極意義。
凡此種種的精神特征,不但是利瑪竇神父自己傳教工作成功的因素,而且也是中華教會四百年來成長茁壯,在各式各樣的教難下,愈挫愈勇的根本動力。
普世教會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光照下,已更深切地體會出利瑪竇神父的這種傳教精神,是教會面向異教文化傳教的正確態度和方針。在羅馬也有人開始發起活動,為「利瑪竇列聖品」之事奔走。世界各地大學及學者們也相繼組織學術研討會,紀念利瑪竇及其會友同志在中國的傳教成果,相信一九八三年,在利瑪竇神父在天之靈的庇護下,會是中國教會再次復興,重獲信仰自由的轉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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