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上八】

8. 基督信徒對羅馬帝國誹謗者的答覆

　　第一世紀末年以後，基督的福音開始在羅馬帝國境內傳揚開來，基督信徒的人數也逐漸增加，形成社會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本來，人類社會始終存在著或多或少以及或大或小的不同力量；人多力量自然大，人雜力量自然分散；力量大，這對意見不同的那一方便構成對立的因素，這種因素的形成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在封建專制的社會中，它對統治者便構成阻礙。既然是阻礙，就必須消除，這是很合乎統治邏輯的事。

羅馬帝國是封建專制的社會，當初基督信徒人數慢慢增加之後，便形成一股無形的力量。由于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觀又與其他的人，尤其和權貴階級的人不同，自然而然不被看好。既然不被看好，就非及早予以消除不為快。于是種種謠言、誹謗和攻擊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迎面襲來，令基督信徒招架不住。這些為難有來自民間，也有來自學者，更有來自統治階級者。基督信徒無奈之餘，只有挺身而出，為自己的信仰辯護。他們之中有一些知識文化界人士，為了糾正社會輿論對教會的誤解，也為保護教友團體，便開始寫作立論，向帝國境內各界闡述基督教義的本質和信仰生活的內容，希望化解社會的誤會。這些著作通稱為'護教言論'或'護教論著'（Le apologie），顧名思義，就是在為教會的基督信仰辯護。

當時護教人士深深發覺，如果要使不贊同基督信仰的國民、知識份子、政府官員、立法人士和皇帝理解教會的信仰生活，就必須使用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思想表達方式。那時的文化思想是希臘拉丁文化，因此護教人士便設法使基督教義希臘化，同時又使希臘文化基督信仰化。從此，基督信仰正式走出孤立，得與羅馬帝國社會各層面接觸對話，而初期的神學也因此逐漸形成。

昔日護教言論的作家可能很多，他們的著作也許很豐富，其中大部分流傳至今的，只有他們的大名和一小部分的思想摘要而已，這些還都得力于第三第四世紀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的主教歐塞比（Eusebio di Cesarea,265-339）所寫的十大冊'教會歷史'，這部歷史留下了許多初世紀珍貴的史料。不過最重要的護教著作倒是留了下來。

第二世紀中葉一位名叫儒斯定（Giustino,100-165）的希臘文教友作家在羅馬開辦一所教授基督信仰哲學的學校，他極力維護基督信仰，反駁教外人士和猶太人對基督信徒的迫害，結果自己也殉道了。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護教作家寫了一篇很動人的言論，把基督信徒比作世界的靈魂。這個比喻很適合希臘人類學的觀念，因為希臘文化認為每個人有靈魂，而基督信徒就像世界的靈魂一樣，他們使世界生活，也賦給世界生活的意義。這位不知名的護教作家大約在公元二百年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寫了一篇名叫'致迪奧涅托'（A Diogneto）的文章，為答覆基督信徒與其他人的不同點在哪裡的問題，他說：「基督信徒在居住的地方、語言和衣著方面與別人沒有不同；他們並不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也不講別人不說的話；他們的生活和別人的無異；他們住在希臘的城市，也住在野蠻的地區，隨遇而安；在衣著、服飾、飲食等日常生活上，都入鄉隨俗，但就如眾人有口皆碑的，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具有令人敬佩的毅力；他們住在自己的家鄉，卻待己如外人；他們像任何市民一樣參與種種生活活動，卻像外來的人一樣忍受一切；他們視外地為家鄉，視家鄉為外地；他們既婚嫁，也生子女，但絕不丟棄嬰兒；他們一起吃飯，但不同床睡覺；他們雖然有肉體，卻不按照肉慾生活；他們住在地上，卻是天上的國民；他們服從確定的法律，卻以生活來超越法律；他們愛眾人，卻被眾人迫害；他們沒有被判罪，卻被判刑，遭處死，然而，也因此獲得了生命；他們貧窮，卻使別人致富；他們一無所有，卻一無所缺；他們遭輕視，卻在輕視中得到光榮；他們雖受詛咒，卻因此而為自己的公義作證；他們受侮辱，卻祝福侮辱的人；他們行善，卻被視為惡徒；雖然受懲罰，卻甘之若飴，有如獲得生命；猶太人打擊他們如外人，希臘人也迫害他們，卻說不出何以故。總之，基督信徒之于世界，就像靈魂之于肉體；靈魂充滿肉體的各肢體，基督信徒也分佈世界各城市；靈魂生活在肉體內，卻不屬于肉體；基督信徒也生活在世界內，卻不屬于世界；肉體克制飲食，則靈魂變得更清淨潔白；基督信徒雖然受迫害，人數卻日益增多；天主既然賜給他們如此尊高的地位，他們怎能輕易放棄！」

上面這位無名氏'致迪奧涅托'的文字確實把基督信徒的信仰精神刻畫得入骨。至於有名有姓、有稽可考的護教作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北非迦太基 （Cartagine）的戴爾都良（Quinto Sttimio Florenzio,160-220）。他原是個教外的律師，卻被基督信徒的勇敢所感動而皈依基督，于是開始發揮他的雄辯才能，致力于維護教會，約在公元一九七年所寫的'護教論'（L`Apologetico）這本書是古今最著名、也最有力的護教經典。戴爾都良被認為是西方教會拉丁文學作家中僅次于聖奧斯丁者。他在'護教論'中說：「我們也為皇帝、為他們的職務、為世間的國家、為所有的和平、為推延天災人禍而祈禱。可是正因為我們特別行這樣的愛德，就令某些人眼紅，並侮辱我們。他們說：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麼地彼此相親相愛！而他們自己卻互相仇恨。他們又說：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麼樂意為別人而死！而他們卻彼此殘殺」。

無論如何，那個時代的護教學者都一致指出控告基督信徒的不當，對基督信徒的宣判和處刑也不合理。他們一一地推翻所有的指控：有人控告基督信徒祕密聚會，護教人士便說"我們可以敘述我們舉行禮節儀式的種種內容。你們控告我們東藏西躲有如老鼠，現在我們到處可見。我們和你們有同樣的工作活動，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我們只不過不上你們的廟宇，不去看劇場的把戲而已"；古羅馬的人早有墮胎殺嬰兒的風尚，這些行為卻是基督信徒所不容許的，可是偏偏有人指控基督信徒生活不檢點，行為可惡，護教人士反駁說："其實是你們喜歡聲色犬馬，縱慾行樂，容忍交換婦女，敘述神明之間淫逸猥褻的故事"。戴爾都良雖然言鋒詞利，叫羅馬那些權貴受不了，卻也因此不容易得到他們的同情。

羅馬承受希臘文化哲學，講究理性思考，于是認為基督信仰違反理性。護教學者便把基督教義上溯到古經舊約時代，為指出基督教義遠比希臘哲學來得早，他們說：梅瑟比希臘思想家活得早，那些思想家只有研究梅瑟的份兒。有人指控基督信徒是無神論者，因為他們不祭祀帝國的種種神明，護教學者便反駁說："我們是無神論者，因為我們不相信你們那些虛假的神明"。

在初世紀時代，基督信徒認為所謂的國家是個模棱兩可的東西，那些重視聖若望宗徒所寫的'默示錄'的人都認為羅馬帝國是個混亂的世界，是個畜牲，因為它敬拜邪神，迫害教會，這個帝國將像用泥土作腳的巨人，很快就要崩塌下來。當然，我們也不能否任一種觀念和現象，那就是：當時的基督信徒專心等待基督很快地就要再度來臨，所以不把現世的事務放在心上。雖然如此，護教學者也遵照聖保祿給羅馬人的教導和聖伯多祿給小亞細亞北部地區的信友的勸勉，宣稱基督信徒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忠誠。第四任教宗聖克萊孟在寫給格林多城的教友的信中說：「我們雖然不認為皇帝是天主，但是我們服從他，也為他祈禱，我們是率先完糧納稅的人」。

初世紀的基督信徒對從軍和當官也是有所保留的，因為從軍不免要作戰殺人，當官不免要判罪處刑，而殺人判死刑都與違背基督信仰的原則。當時從軍並不是國民的義務，而基督信徒人數還少的時候，問題不大，可是信徒人數逐漸增多，而帝國前線又告急的時候，基督信徒不從軍、不殺敵人，這就成了帝國安全的嚴重問題。難怪第二世紀希臘哲學家切爾索（Celso）責備基督信徒說：如果人人都像他們一樣，帝國不是早就要垮台了嗎？所幸，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解除教難，恢復信仰自由，基督信徒不必在敬拜帝國的偶像，教友再也沒有出任公職的障礙，只不過從軍的教友如果殺傷敵人，事後必須懺悔殺人流血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