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八】

第二章 十六、十七世紀間天主教的改革

十六世紀上半葉，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為主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中部、西部和北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之際，羅馬天主教內部也同時出現改革的火苗。這種火苗先是由一些修會的會士以及在俗教友燃起的，偶爾也有幾位主教支持推動，但都還屬教會底層的零星之火，似乎還沒能形成氣候。直到一五四五年保祿三世教宗才終於排除萬難，於百般艱難中，在意大利北部的特里騰(TRENTO)召開歷史上著名的特里騰大公會議，討論如何對付誓反教的威脅，以及如何推行天主教會內部的革新。大公會議雖然召開，卻不知道如何能結束，經過前後十八年的波折和數年中輟，好不容易才完成這次對教會未來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會議。

會議雖然有許多建議，但具體上卻推行的很慢，例如在法國，只有推延到十七世紀才見成效。在緩慢地推行特里騰大公會議決議過程中，教會內部還遇到無數的危機和衝突，令當時很多人為教會的前途擔憂。

沒有人會懷疑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由於宗教信仰的熱忱和對教會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才造成了某些人發動宗教改革運動，甚至与羅馬天主教決裂，另起爐灶，自立門戶。不過，也出於同樣熱愛教會，為教會前途擔憂的心情，另有不少人立意在教會內部展開救亡圖存，恢復生機的改革努力。這些有志之士在當時教會或社會中都不是顯赫人物。例如，方濟各會內部一些弟兄為了強調忠於修會原始的精神，而在一五二六年創立了一個新的修會家庭，叫作"加布遣會"(CAPPUCCINI)。另有一些熱心又有學問的神父和教友在羅馬團結起來，發起教會革新運動，組織了一個"神愛會"(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會員努力善度信仰生活，勵行愛德，樹立表樣，刷新內修生活。

"神愛會"成立不久，便在意大利許多城市得到熱烈的支持和響應，蔚為風氣。美中不足的是這個團體缺乏穩定的組織，難以對外發生影響作用，於是團體中有兩個人，一個名叫加埃坦諾•蒂內(GAETANO THIENE)，是位神父，另一個名叫詹愛羅•卡拉法(GIAMPIERO CARAFA)，他們共同創立了"泰阿蒂尼"(TEATINI)。這個修會的目的在激起教區的神職人員度神貧、貞潔和服從的生活，就像修會會士一樣，以便善盡教會的職務，作一位標準的神職人員。他們生活在教區的神職界中，自己以身作則，給其他的神職人員提供良好的榜樣，讓他們度更積極、更熱心的生活。這就是恪守修會規律的教區神職人員團體的開端，那是一五二四年的創舉。此後，最能表現這種司鐸新精神生活的，應該算是西班牙的依納爵•羅耀拉(IGNAZIO DI LOYOLA，1491－1556)在一五四零年正式成立的耶穌會。耶穌會和當時在意大利誕生的各種以革新教會為宗旨的教內團體的區別是：那些團體並沒有發展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區。而耶穌會則放眼全世界。

依納爵•羅耀拉確實是天主特別召選的器皿，他於一四九一年生在西班牙北部一個良好的天主教家庭。年青時醉心於名利，想從軍事這條路打天下。三十歲那年帶著一隻軍隊抵抗法軍，保衛潘普洛納城(PAMPLONA)，不幸中傷骨折，多次手術治療，效果不佳。養傷期間覺得無聊，要求家人找些消遣性質的讀物打發時間，家人給他帶來了耶穌和聖人行傳兩本書。沒想到這兩本書激發他的深刻反思，到底是繼續追求世間的榮華富貴呢?或是步武聖人的芳蹤？這場內心的交戰使他最後下定決心，要擺脫世俗，追隨基督，并為基督爭取更多的人靈。

依納爵自己深深知道要追隨基督，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第一個條件是要徹底革新自己的內心，於是便前往西班牙東北部著名的蒙賽拉(MONTSERRAT)本篤會聖母隱修院附近的小山洞，在那裡隱居了十個月，專心祈禱，作嚴厲的克苦与補贖，也蒙受天主特別的光照，悟出了一套靈修的方法，這套方法他書寫成書，就是鼎鼎大名的"精神操練法"通稱為"神操書"(GLI ESERCIZI SPIRITUALI)。

依納爵寫這本書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創立修會，只作為個人宣講基督的工具而已。後來他想，要使人真正得到神益，自己非讀神學不可。於是循序漸進，先讀拉丁文，以便讀用拉丁文寫成的神學；要讀神學，非先讀也是用拉丁文寫成的哲學不可。就這樣，以而立之年才開始研讀那些學問。最後，依納爵赴笈巴黎，在那裡又下了七年的工夫，終於完成學業。

在巴黎期間，他的聖德吸引了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他按照自己的"神操書"來指導這幾位朋友鍛鍊自己。一五三九年，依納爵和同伴們在羅馬覲見了熱心改革教會的保祿三世教宗後，便決意組成一個修會，取名"耶穌會"。他們的構想立刻獲得教宗的批准，終於在一五四零年正式誕生。這個修會除了和其他修會一樣，宣發神貧、守貞和服從三個聖願之外，還特別發了第四個聖願，即絕對服從教宗。為此，耶穌會士們隨時聽任教宗指揮派遣，不愧為一隻屬於羅馬教宗、調動靈活的福音"特遣"部隊。

談到天主教內部的革新運動時，很多人都以為：如果沒有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發動宗教改革，与天主教分裂，天主教或許不會主動進行內部的革新。其實，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因為在十五世紀末年和十六世紀初年時，教會內部有識之士已經在推動革新運動。也許我們可以說，馬丁路德等人發動的誓反教改革運動是一服催化劑，它刺激並加速了天主教內部的革新運動。

說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正當德國、法國、瑞士和北歐這片廣大地區的宗教改革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南歐的意大利半島似乎未曾遭到誓反教風暴的席捲呢?比較客觀的理由可以有四個：第一，羅馬教宗和他的幕僚都是意大利人，所以他們沒有德國人那種反對羅馬的情節。再說，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祥地，是歐洲人文主義思想的搖籃，這種文化背景所孕育出來的是一種樂觀的人生態度，与馬丁路德所代表的德國人那種極端的悲觀思想大異其趣。還有，誓反教運動在意大利嚴遭禁止，大家視它如洪水猛獸，如瘟疫，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第二，在誓反教聲勢浩大，橫掃中歐之際，羅馬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也大力取締誓反教份子，並處以重刑，因此，意大利境內為數極少的誓反教徒或是被捕 遭極刑，或是潛入地下，再不然便流亡意大利境外。說也奇怪，意大利這些為數很有限的誓反教徒固然不喜歡羅馬天主教的組織體系結構，對誓反教改革的體制也看不慣，所以他們到處流浪，好不容易在波蘭找到落腳安身之地，因為當時波蘭的國王斯德望．巴陶里(STEFANO BATHORY)認為："天主為自己保留了三件事，就是從虛無中創造宇宙天地，預知未來，以及判斷人的良知"。因此，這些來自意大利的誓反教徒得以棲身避難波蘭。

第三，意大利半島當時的居民沒有像年輕的馬丁路德那個時代的德國人一樣，被魔鬼或地獄的思想觀念折磨得那麼厲害，他們並沒有神經兮兮地焦慮不安。

第四，最後一個理由是早在十五世紀末年，意大利各地已經普遍存在或大或小的教會革新運動，這些運動比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發生得早，也比特里騰大公會議的召開提前數十年，它們都是天主教內部革新的種子幼苗。例如在一五一二年五月三日揭幕的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議中，就有這麼一句著名的開幕詞說："人必須受到聖潔的事的改革，而不聖潔的事要被人所改革"。

事實正是如此，十五世紀末年十六世紀初期這段期間，在天主教內部推動教會革新的人，就如創立"神愛會"，"泰阿蒂尼"修會，耶穌會和其他大小修會的人，無不以革新自己為革新教會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