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二十三】

第三章 十五到十八世紀的世界傳教工作

天主教第一位進入中國正式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恐怕非義大利人方濟各會士若望．孟高維諾總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莫屬。他受尼各老四世（NICOLA IV）教宗派遣，攜帶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信札前往北京。抵達後，元世祖忽必略剛去世，繼位的皇帝是成宗。這是公元一二九四年的時代，此後，
孟高維諾得以在北京建立聖堂，傳播福音，並獲得良好的成果。

元朝覆亡，明朝建立後，不知為何，天主教在中國竟然銷聲匿跡，似乎未曾存在過一樣。這一消失便是將近三百年，直到公元一五八二年，才有耶穌會士重新踏上中國土地。

話說一五五七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的時候，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澳門定居。九年之後，澳門也設立了一個耶穌會的會院，過不久，這裡又有了一位主教。當初，葡萄牙人在澳門傳教時，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剪去長髮，並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

一五七八年，耶穌會東方傳教區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前往日本視察途中來到澳門。這位知識淵博、深具遠見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在澳門住了八個月，深得當地中國人的敬重，於是決心立刻著手向中國人傳揚福音。他深深以為過去傳教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準備，對中國語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認為：與其使中國人葡萄牙化，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要中國化最重要的就是學習中國的語言和風俗。

於是，范禮安神父先召來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士羅明堅（RUGGIERI）神父，要他先學習中文。隨後，又從印度召來另一位年青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充當羅明堅的助手。他們兩人於一五八二年出發，進入中國內陸，設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羅明堅神父於六年後，即一五八八年回歐洲，擬請求教宗派遣使節到中國，但沒有成功，他也沒有再回中國。因此，中國的教會事務完全落在利瑪竇身上。而利瑪竇則苦心孤詣，經過無數次的嘗試與計劃，終於分五個行程步驟，於一六Ｏ一年抵達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於一六一Ｏ年去世。

利瑪竇一進入中國之後，首先到了肇慶，他逢人便稱自己是來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徑，剃髮為僧，穿袈裟。利瑪竇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種種行程活動皆以抵達北京為最終目標，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廣結善緣，為自己的前途鋪路。

抵達肇慶後，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人的社交生活相當成功，他們便趁這樣的良機，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紹給中國人。從肇慶又輾轉來到江西的韶州，在這裡，利瑪竇終於發現中國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侶，出家人在日本當時的社會中身份和聲譽都很高，但在中國則不盡然。所以，他當初效法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風，以僧道人士與中國社會來往接觸並不理想，於是去袈裟，開始蓄髮留鬍，改穿絲綢長袍，帶方巾，一切習慣舉止都以中國士大夫為典範，儼然像一位儒者。利瑪竇之所以作這外表改變，因為他在中國住久了以後，發現中國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響，社會上真正受重視、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學士。所以，為能受到中國人的接納，尊重和聽從，利瑪竇非以儒者學士姿態出現不可。當然，利瑪竇並不是冒牌或掛羊頭賣狗肉的人，他切切實實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國語文、古典文學與思想，進而與士大夫和官宦人士交往論學。他終於發現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義，而向士大夫階層的人士傳揚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傳教效果，因為中國人以讀書人馬首是瞻，讀書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

就這樣，利瑪竇一方面把西方的科學知識傳授給中國文人學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義介紹給他們認識。他在文人朋友的協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名叫"天主實義"的書，後來發現大受歡迎，又印了數千本分發。就這樣，天主教教義在中國開始傳揚開來。

此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關鍵。其次，用什麼文詞來表達教會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義和中國其他的宗教教義混淆，這也是當時很困難的事情。還有，怎樣培育中國的神職聖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這都是問題。

一六一五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後第五年，保祿五世教宗批准把聖經和教會用的禮儀書籍翻譯成中文，但是禮儀中國化從未出現過。此後，西方耶穌會博學之士如湯若望（ADAM SCHALL）、南懷仁（F.VERBIEST）等人都相繼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職，成為溝通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橋樑。

十七世紀末年，中國已有二、三十萬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傳教士。不幸的是禮儀之爭和葡萄牙保教權與羅馬傳信部之間的管轄權之爭，令中國皇帝感到厭煩，終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宮廷供職的耶穌會才學之士得以倖免。

以上是十六世紀末年到十七世紀間天主教在中國初步傳教的大致情形。
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與基督福音接觸的經過。

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上半葉天主教在日本遭到殘酷的迫害後，不少日本教友逃亡海外，他們在安南、柬埔寨和暹羅一帶立足。從一六一五年起，耶穌會士開始對中南半島這個地區的傳教開始感到興趣，他們用拉丁字母拼音法寫出越南語。

當時有一位耶穌會士亞力山大．陸德神父（ALEXANDRE DE RHODES），原想步方濟各．沙勿略的芳蹤，前往日本傳教。他先抵達澳門，但因日本已經嚴閉海關，不准傳教士入境。在不得其門而入之後，上峰便派他前去安南，會同在當地傳教已有幾年的會士兄弟。

亞力山大．陸德神父之于越南，就像利瑪竇之于中國一樣。他熱心學習當地語言，了解那裡的文化與風土民情。這位傳教士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道栽培許多能幹信德堅固的傳教員。他雖然也得以進入宮廷，與朝廷人士交往、甚至使其中不少顯貴領洗奉教，但在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時，教會和信徒也經常成為打擊的首要目標。事實就是這樣，十七世紀上半葉的越南政局相當不穩定，陸德神父在那裡的黃金時間不過一年半左右，便走入動蕩的時期，教會經常處在風暴之中，他曾四度被迫離境。他不在時，都由他所栽培的傳教員來照顧新生的教會團體。

亞力山大．陸德神父對教會聖統制度有個非常重大的貢獻，就是促成"宗座代牧"（VICARIO APOSTOLICO）的建立。其實，在此之前，聖座傳信部曾為印度指定了一位宗座代牧，但因遭到葡萄牙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反對與阻撓，那位出身"婆羅門"（BRAHMANO）的主教終於敗興回到羅馬。

但是陸德神父一六四五年再度被驅逐，離開安南之後，便到澳門。在那裡，他被長上派為代表，回歐洲辦理傳教事宜。他取道印尼、印度、波斯等地，一路考察了五年之久，才抵達羅馬。他把亞洲傳教的經驗和計劃向教宗和樞機主教們陳明，指出葡萄牙保教權對傳教事業是一大阻礙，應該由傳信部指派主教，以宗座代牧身份前往亞洲傳教區，以羅馬聖座授予的權柄，治理和拓展教務，就地栽培本地神職，以免除外來傳教士受制於殖民國家的弊病，並使地方教會自立。
陸德神父的見解和建議很受到羅馬的重視與採納，但由於種種顧慮，羅馬聖座經過十多年才派遣三位宗座代牧赴遠東，其中兩位到安南，兼管中國南部地區的教務，另一位則指定為南京宗座代牧，但還沒走馬上任便去世了。

陸德神父在安南傳教二十年（1625－1645），闡精竭力，為建立地方教會和保證地方教會的延續而費盡心思，向羅馬建議設立宗座代牧。與他同時期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朝鮮的開教。昔稱高麗的朝鮮原是中國的保護國，每年都遣使到北京進貢，因此得以認識北京的耶穌會士，並獲得天主教的書籍。公元一七八四年，一位姓李的學者隨使節團到北京，在那裡受洗，聖名伯多祿。他回國後，以儒家思想編撰了一套神學，並且組織教會團體，甚至在同胞的要求下，為他們付洗，彼此辦告解，舉行彌撒。但後來，這位李伯多祿覺得這種作法不妥當，便向北京主教請示，要求派遣神父到朝鮮傳教。一七九五年，一位中國神父周文謨進入朝鮮，發現那裡已有四千教友。但不久之後發生教難，周神父和三百位教友都英勇致命。這是一個由教友建立的奇異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