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二十四】

第三章 十五到十八世紀的傳教工作

從十六世紀歐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起，羅馬天主教也直接或間接派遣傳教士，隨著殖民者開出來的路，前往殖民地傳播福音。殖民者所起的經常是開門的作用，傳教士一進了門，他們所到之地，所遇的人，以及所見所聞，絕非外人所能想像。他們不斷向歐洲寫傳教生活報告，其中有些寫得非常生動入目，簡直是傳教生活的報導文學。這些書信報告在歐洲獲得極熱烈的回應，內容膾炙人口，吸引了無數人的興趣與好奇。從一五四九年到一六一九年，用法文出版的有關日本的著作就有九十八部之多，有關中國的著作則更是不勝枚舉。僅是耶穌會所發行的兩個期刊，即"新佛蘭西年報"（LE RELAZIONI DELLA NUOVA FRANCIA）和"有益與新奇書簡"（LE LETTERE EDIFICANTI E CURIOSE），就擁有廣泛的讀者。

這些報導作品中有一部分，特別是耶穌會士寫自中國的那一部分，經常具有極大的學術和科學價值，有助於增廣歐洲人的地理、歷史、文化知識。這些傳教士發現中國的文化非常悠久，文明非常高雅講究，與歐洲的大異其趣。當時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茲（G. W. LEIBNIZ,1646-1716）看到歐洲和中國有朝向彼此伸手開放，互通有無，相輔相成之勢，心中感到無比的興奮。他在一六九七年寫說：

「我想由於特別關懷命運的緣故，促使人類最具文明的那個地方與我們歐洲大陸結合在一起。也許歐洲和中國這兩個最有文化素養的民族在朝向彼此伸手開放之際，會慢慢地使存在於互相間的一切獲得改良，臻於完滿的地步。我擔心在各方面我們會很快地不如中國人，也許我們需要接受他們的傳教士，以便了解如何使用自然神學，就像我們派遣傳教士去教給他們啟示的神學一樣。」

傳教士寫回歐洲的書簡信函報告，慢慢地使歐洲的基督信徒對遠方的教外人有另一種新的了解與認識。有些耶穌會士甚至以為中國人保存了原始的啟示的某些基本成份。於是無意間形成了一種看法，認為其他宗教難道不能被視為走向基督的鋪路，被視為基督宗教的預像嗎？這種看法曾經使十六、十七世紀不少歐洲神學家感到困惑。但是我們本世紀的梵二大公會議已經有了類似的見解。

十六、十七世紀傳教士所寫的報導幾乎形成了一種文學體裁，這種文學竟成了某些思想家和學派攻擊教會的武器，這些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弗爾泰（VORTAIRE），盧騷（ROUSSEAU），以及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E）的人。他們發覺中國人的寬容與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不寬容成了對比；他們發現中國人既然早已經有倫理道德思想觀念，可見天主的啟示並非絕對必要；中國人的紀年法所推算的年代要比聖經所記載的年代還久遠。再說，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盛行的不人道販賣黑奴行為，也令歐洲某些有識之士深惡痛絕，他們以基督信徒假仁假義來自我諷刺。

除了傳教士所寫的報導文學在歐洲竟然也引起意想不到的負面作用之外，當時在遠東地區，葡萄牙以保教權所任命的主教與聖座傳信部所選派的宗座代牧之間，也不斷發生管轄權上的摩擦，彼此不把對方的決定當作一回事。有了這些摩擦，自然對傳教區的工作產生極不良的影響，消耗教會的元氣。

摩擦中最嚴重的莫過於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就是對傳教士在傳教區的傳教方法，以及天主教會面對各地不同文化的態度反應所發生的爭執。這種爭執起因於傳教士之間，特別是不同修會之間，對地方文化及風俗習慣是否與基督信仰相行不悖的立場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又告到羅馬，請求聖座裁定。但聖座的裁定又惹起傳教士所在國家的君王或皇帝的不滿，並因此，導致傳教士的被驅逐，甚至引發教難。

在印度和在中國，外來傳教士對如何用本地語言來稱呼全能的造物主一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教會禮儀上，是否必須採用西方禮節呢？在傳統風俗習慣上，基督信徒是不是可以敬祖呢？是不是可以保持種姓階級呢？這些都是教會內部禮儀之爭的問題。在中國和印度的耶穌會會士大致傾向於廣泛接納本地的風俗習慣。道明會、方濟各會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則以為接納地方的風俗習慣無異崇拜偶像，接受迷信。

事實上，修會之間有關傳教區禮儀問題的爭執，經常是葡萄牙保教權和聖座傳信部之間對傳教區轄權的衝突的轉化和表面化而已。再說，發生在東方的禮儀之爭，在歐洲也引發了神學界的爭端，耶穌會士攻擊揚森派人士，寬容主義者攻擊嚴厲主義者，不一而足。

中國的禮儀之爭起於十七世紀中葉，到了這個世紀末年發生了嚴重的逆轉。當時的福建宗座代牧，法國籍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顏璫主教（MON.CHARLES MAIGROT）於一六九三年下令，禁止教區內的傳教士使用耶穌會的中文詞彙"天"和"上帝"來稱呼天主，也禁止中國教友敬孔敬祖。耶穌會為此向顏璫主教陳述，但不被接受，顏璫主教甚至把他的禁令送到羅馬，請求聖座作最後的裁決。但這同時，耶穌會士奏請清朝康熙皇帝，請他就敬孔敬祖的真正含義作個解釋說明。康熙皇帝乃於一七ＯＯ年十一月三十日批示說：「敬孔敬祖為敬愛先人和先師的表示，並非宗教迷信。」

耶穌會士認為問題到此該當解決，於是也把皇帝解釋說明的相關文件呈送羅馬。不料，羅馬信理部的樞機主教們認為：在有關信仰問題上，神學界比中國皇帝更具權威。信理部的批示經過四年，也就是一七Ｏ四年才抵達中國，但當時教宗克萊孟十一世（CLEMENTE XI）已經預料到羅馬的決定在中國實行起來必有困難，於是在宣佈決定之前，便派鐸羅總主教（CARLO MAILLARD DE TOURNON）為特使，到東方說明聖座的意旨，並就地解決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紛爭。鐸羅總主教先到印度，後到中國，在兩地禁止教會採納地方語言和風尚習俗。康熙皇帝一聽說這位羅馬特使來中國的目的，便把他遣走，甚至禁閉在澳門。他在澳門又遭葡萄牙當局的敵視，終於抑鬱而終，客死當地。

克萊孟十一世教宗為挽救局勢，於是另派一位特使嘉樂總主教（CARLO MEZZABARBA）到中國。他於公元一七二一年對羅馬的命令稍作八點調整。有限度地放寬禁令，但根本的問題沒有獲得任何解決。可是在一七二四年和一七四四年，中國和印度的禮儀又再度被羅馬聖座所嚴禁。經過了兩百年，才於一九三九年遭解禁。

十八世紀初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海外殖民勢力逐漸衰退，被英國所取代，也因此，天主教的海外傳教工作大受影響。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迫解散後，三千多位在歐洲以外傳教區服務的耶穌會士終於完全罷手，放下他們兩百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傳教事業。其他修會或教區司鐸能夠遞補耶穌會遺缺的必竟很少。因此，許許多多的教友終於成了無牧之羊，陷入自生自滅的絕境。不久，法國又發生大革命，傳教的財力和人力資源完全中斷。又由於英國掌握了海上霸權，天主教傳教士的海外航行旅途變得相當困難，在英國的誓反教傳教組織應運而生，他們隨著英國的艦艇船舶，前往世界各地，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地，誓反教得以順利建立傳教基地，快速拓展教務。

總而言之，十八世紀對教會來說，特別是對聖座負責傳教區傳教事務的傳信部來說，是個充滿挫折、令人沮喪的時代。教會內外受困：外有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爭霸，直接影響教會在傳教區的工作；內有耶穌會在歐洲各國被逼得走投無路，以致被教宗克萊孟十四世忍痛予以解散，以及在印度、日本、中國等地發生的禮儀之爭和所引發的大小教難。這一切使羅馬聖座心力交瘁，一籌莫展，教會普遍感到無能為力，西方世界已經放棄使東方皈依基督的宏圖。

不過，在這種不幸和挫折中，教會必竟成了普世性的教會，許多因為羅馬教會與各地不同文化文明的接觸而衍生出來的問題，固然沒有獲得解決，卻也讓教會當局和各修會團體知道以更審慎、更長遠的眼光來看福音與地方文化接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