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三十九】

第六章　俗化、教會的自衛以及多元主義（1870年至1939年間政治社會中的教會）

　　公元一八七Ｏ年對羅馬天主教和對歐洲來說，都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那一年夏天，普魯士王國與法國宣戰，法國不支，撤走防守羅馬城與保護教宗的軍隊去支援前線，意大利王國軍隊乘虛而入，佔領教宗的羅馬，並定都於此。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面對戰爭險惡的局勢，不得不草草收場，而庇護九世教宗孤力無法扭轉乾坤，自我囚禁於梵蒂岡城內，不再踏入羅馬半步，以示抗議。不到兩個月，法國投降，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乘勝餘威，統一德國，自立為日耳曼帝國皇帝。歐洲局勢從此進入新的紀元。

在這時代的巨大轉變之後，歐洲各地普遍淪入俗化的浪潮之中，人民的生活逐漸與教會脫節，而各國政府也開始企圖控制原來由教會所負責的種種社會工作與事務，例如國民的教育，生死婚嫁的登記，社會慈善救濟服務等等。

在這種政教的對立和衝突中，教會深深感到被遺棄，陷入孤掌難鳴的境遇中。一些熱愛教會的天主教徒決意挺身而出，設法挽回不利於教會生活的政治行動與思潮，同時重建與國家機構平行的組織，來制衡俗化社會的浪潮。

但是這樣的努力並非在短期內可以奏效，它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使雙方認識彼此的分別所在，尊重對方的職權，了解自己不能超越的權限，各自安分守己，不侵擾對方，和睦相處。

現在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從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一八七Ｏ年結束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四十五年間，天主教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中的艱苦奮鬥過程：

首先來看意大利的狀況。庇護九世教宗在一八四六年當選後，立刻有一番作為，馬上贏得民心，但意大利人民進一步希望他出面領導對抗奧地利，進而推動統一半島的企圖卻落了空，於是自由主義者開始圍攻他，並謀殺了他的左右手佩萊格里諾．羅西（PELLEGRINO ROSSI），教宗大夢初醒，對義大利人感到失望。以後接踵而來的教會和歐洲種種正面與負面的事務，使這位教宗的聲譽浮沉不定。在動蕩的局勢中，這位教宗在位之久竟打破歷史記錄，長達三十二年。晚年時，他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覺得自己在不少經驗上被教友大眾所神化，另一方面又為教會的許多險惡遭遇感到極度的憂悶。

一八七八年庇護九世教宗去世，他的繼承人良十三世教宗雖然是個堅守原則的人，但個性隨和，不堅持己見，關心時代的大問題。良十三世教宗在位也相當長，達二十五年之久。一九Ｏ三年七月二十日去世後，樞機主教們群集羅馬，選舉新教宗。奧地利政府表態，不支持樞機主教們推選蘭波拉（RAMPOLLA）樞機主教為教宗，因為奧國政府認為這位樞機傾向法國。於是，樞機們選舉了朱瑟佩．薩爾托（GIUSEPPE SARTO）樞機為教宗，取名號庇護十世。這是歷史上最後一次政權干預選舉教宗的現象。

庇護十世教宗出身清寒家庭，晉升司鐸後從事各種實際的牧靈工作職務，直到擔任威尼斯的宗主教。就任教宗後，極力關心教會的生活，尤其注重兒童的領聖體，教會的聖樂和禮儀，重整修院的教育等等。他就任後的教會處境仍然很艱困險惡；他雖然厭惡政治，卻不得不面對時代的局勢，當時法國社會俗化現象非常嚴重，共和國執政人士企圖借政教分離之名，沒收教會的一切產業，並把教會置於政府管轄下，教宗不得不據理力爭。此外，現代主義（MODERNISMO）也正猖獗，這個主義假借使教義和時代思想協調之名，行顛覆信仰之實。所以，庇護十世教宗不能不正面予以譴責。

這位教宗生性良善純樸，贏得教內外大多數人的敬愛，大家都公認他是一位真正有信德的人。在位十一年的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幾天便去世。三十七年後，一九五一年被冊封為真福，三年後，又被列入聖品。

在這段經歷四十五年，共三位教宗的時期中，羅馬教宗和意大利王國之間的關係不但沒有獲得改善，甚至有每下愈況的危險。自從意大利王國單面佔領羅馬後，教宗便以"政治俘虜"身份自囚於梵蒂岡城內，以示抗議，並禁止天主教徒參與政治活動，既不許參加政治選舉，也不許作政治候選人。這項痛苦的決定和禁令正好給反對教會的人有利可乘的機會。那些執政者因此放心大膽地欺負教會，他們禁止教友舉行教會禮儀上的遊行，禁止教友作朝聖活動，沒收修會會院，予以充公等等，一言難盡。說也奇怪，在那種幾乎可以說是教難的局勢之下，鮑思高神父所創立的新修會，慈幼會卻一枝獨秀，沒有遇到阻礙地快速發展。

在那個時代，意大利教友實在有進退維谷的困難，他們在愛教會、擁護教宗和愛國家之間不知如何選擇。於是，他們把精力投在創設和發展宗教性的慈善與社會公益事業上，並在一八七五年聯合成立一個名叫"會議的事業"（OPERA DEI CONGRESSI）的組織。這個組織對增進教友的信仰意識和宗教培育有相當的貢獻。

雖然如此，仍有部分教友和神職人員對教會當局的保護和限制感到侷促不安，這在庇護十世教宗的時代最為顯明，他們甚至要求教會使教友在現世的事務上能獨立自主，能自由決定是否參與政治活動。

現在，我們來看日耳曼地區的教會處境。一八七一年普魯士國王統一了全日耳曼地區，建立日耳曼帝國，自封為威廉一世皇帝。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全是誓反教徒，以俾斯麥為宰相。所以居少數的天主教徒深深感到不自在。他們並不示弱，彼此團結起來保護自己的傳統和信仰自由。他們每年舉行聲勢浩大的"天主教日"大集會（KATHOLIKENTAG），討論教會內部重大問題，決定重要方向，並成立了一個政黨，名叫"中間黨"（ZENTRUM）為對付"國家自由黨"的攻擊。此外，天主教友們還有更積極的表現，他們擬定非常前進的社會工作計劃，在美因茨教區凱特勒主教的領導下，有許多建樹。

當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斷定"教宗不會錯誤"的當信道理時，日耳曼境內的誓反教徒很不以為然，而日耳曼地區的天主教徒對普魯士王國統一日耳曼各邦，建立帝國一事保持沉默的態度，又很令宰相俾斯麥憤怒。這些天主教徒倒是希望由奧地利來統一日耳曼民族。此外，普魯士王國統治波蘭，一心一意把波蘭日耳曼化的行動也很令日耳曼境內的天主教徒反對。基於這種種政治上的因素，帝國政府開始攻擊天主教，並發動一個所謂的"文化鬥爭"運動（KULTURKAMPF），來打擊官方捏造的天主教愚民政策。於是，耶穌會士和其他修會的會士都被驅逐出境，德國本地籍的神職人員只能留在本國內接受教育，凡是批評政府的教會人士，都遭迫害。雖然處境險惡艱困，日耳曼境內的天主教徒卻越挫越勇，教區主教和本堂神父都空缺了，教友也不灰心。這一切使得宰相俾斯麥不知如何是好，教友的"中間黨"在國家各種選舉中節節獲勝，帝國政府有些茫然。

那時候，社會主義正在興起，俾斯麥認為社會主義比天主教更危險。等到良十三世教宗一當選，日耳曼帝國內的政治與天主教之間的關係便慢慢好轉，那些因著"文化鬥爭"之名而定的法律也逐漸取消。到了一八八七年，政府反對教會的法令措施完全絕跡，只不過耶穌會士還不能在日耳曼帝國內出現，而教友仍然需要舉行公証結婚而已。到此，天主教友已不再有反對政府的理由了。

除了意大利和日耳曼之外，在奧地利和瑞士也發生類似日耳曼境內的"文化鬥爭"的仇教運動，教會學校完全俗化，國民不許舉行宗教婚禮，修會會院遭關閉。這些敵視天主教的行動於一八七九年便在奧地利平息了下來。瑞士日內瓦的宗座署理主教梅爾米約（MERMILLOD）關心社會問題，竟被趕出本國，流亡法國。十年流亡期間，他在法國很活躍，終於在一八八三年回瑞士擔任弗里堡、洛桑和日內瓦的主教。

在比利時與荷蘭，天主教與政府間的衝突大都與學校教育問題有關。不過只要對教會友善的政黨與人士執政，教會便能獲得令它滿意的有關公教學校的立法。

在西班牙與葡萄牙，教會和政府的關係時好時壞，起伏不定，大都要看執政者的態度如何。例如一九Ｏ九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費雷爾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隆納被判死刑，竟導致聖堂和修會會院的遭破壞，以及一些神父的被殺害。隨後幾年，修會遭攻擊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在葡萄牙，一九Ｏ八年國王遇害，新成立的共和國政府強烈反對教會，攻擊修會，宣佈政教分離。

在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天主教發展蓬勃，教友人數大增，名人輩出，由英國國教歸依天主教，並被良十三世教宗擢升為樞機主教的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0-1900），便是最好的例子。與他同時代，也是由英國國教歸依天主教的西敏寺總主教曼寧（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1892）樞機，也是那個時代的教會杰出人物，他非常關心工業所帶來的問題，曾多次在英國的社會糾紛衝突中擔任調解人。

至於愛爾蘭，這個島嶼在當時非常貧窮落後，向外移民很多，那裡的教會很同情同胞的處境，極力關懷他們，在人民爭取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這件事情上，雖然羅馬教宗保持緘默，但愛爾蘭的天主教會是支持同胞爭取政治獨立的。

一八七Ｏ年之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歐洲天主教的一般處境大致如此，唯有法國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下回將專門談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