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三十八】

第五章　歐洲與教會的重建及自由主義（1815年至1870年）

　　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上半葉，在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下，法國接二連三地爆發幾次革命。這些革命對日後歐洲各國，尤其對天主教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在那前後大約八十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的政治、社會和教會局勢處境交互為用，彼此消長。

那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很不穩定的時期，時代處在巨大的轉型期中，並朝著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演進。教會是個不分國籍的大團體，它有個固定的領導方式和領導中心，也因為如此，在面對各國教會的需要和應付各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變化上，經常疲於奔命，而且幾乎都處在劣勢不利的地位。怎樣能在現世的風暴中保持教會的尊嚴和超然立場，這便是教會領導中樞的最大挑戰。

話說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的幾次革命給歐洲不少國家帶來了政治上的啟發，意大利半島上的幾個王國因此更熱衷於政治上的統一運動。這個運動獲得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事支持，但拿破崙三世為了不得罪國內天主教徒對羅馬教宗的擁護，所以不願意看到意大利政治統一的軍事行動威脅教宗對羅馬一帶地區的統治權。於是，他一面派兵支持意大利的薩地尼亞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爾二世對抗奧地利，以爭取意大利半島的統一和獨立，一方面又出兵羅馬，保護教宗的羅馬不遭到意國統一份子的侵佔。

法國天主教徒固然擁護教宗，不願意羅馬被意大利統一軍佔領，但是他們對羅馬庇護九世教宗所深惡痛絕的自由主義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強硬派者卻認為教會應該識時務，走實際的路線，接受現實，不能妄想回到過去那種唯我獨尊的時代。

就在那個時期，歐洲思想界也不甘寂寞：德國大哲學家康德聲稱人的理性無法了解天主；法國實證哲學家孔德則否認超性事物的存在和意義；另一位法國實證主義作家勒南，在他寫的"耶穌傳"中，完全只從人性的角度來看耶穌這個"人"。

面對這種種複雜又矇矓的時代局勢和現象，庇護九世教宗決定召開一次大公會議，與教會全體主教共商對策。會議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在梵蒂岡召開，是為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當時全球一千多位在職的主教中，有七百四十七位出席。由於歐洲以外的地區大都還屬於傳教區，所以當地的主教仍都由歐洲派去的傳教士擔任，因此，出席大公會議的教長清一色是歐洲籍的。

會議籌備者為這次大公會議所擬定的目標有些含糊不清，內容泛泛，不過出席會議的主教們都直覺到會中討論的重點必定是如何來確定"教宗不會錯誤"的道理。會議進行四個半月後，於一八七Ｏ年四月二十四日投票通過"天主之子"憲章（COSTITUZIONE DEI FILIUS）。這道憲章的主要目的在指出理想主義，泛神論，以及唯信主義的種種錯誤，同時闡述人固然需要借助天主的啟示才能認識天主，但是人憑借著天主賦給他的理性，也能承認一個一位格的天主（DIO PERSONALE）的存在的道理。這就是說，理性與信德彼此不應該有衝突。

出乎與會主教們意料之外的，就是大公會議議程中並沒有把"教宗不會錯誤"的問題列入"教會體制"的事項中來討論。於是大部分的主教都要求討論這個問題，只有少部分反對，他們認為此時此刻討論教宗不會錯誤的問題不合乎時宜。反對者大都為德國與法國的主教，其中包括法國奧爾良教區的主教迪龐盧（DUPANLOUP），他是支持自由主義者，但也為庇護九世教宗譴責自由主義的立場作比較圓柔的解釋，不使自由派人士與教會的關係惡化。

一八七Ｏ年七月十八日，參加大公會議的教長們對"永恆的牧人"（PASTOR AETERNUS）這道有關教宗不會錯誤的憲章進行投票表決，那些先前反對討論這項問題的主教中，有五十五位在投票之前便離開羅馬返回本國，他們以為這樣才不會令教友生氣，才不會給他們立壞表樣。雖然如此，大公會議仍然在一片歡呼聲和爭吵聲中通過了有關"教宗不會錯誤"的憲章。

這道"永恆的牧人"憲章的主要內容在肯定羅馬教宗的首席權和不會錯誤的特恩。關於羅馬教宗的首席權，憲章說：「我們教導並聲明羅馬的教會對其他地方的教會享有正式的首席權，而羅馬教宗的這種真正屬於主教性質的管轄權是有即時效用的」。關於教宗不會錯誤的特恩，憲章說：「當羅馬教宗以他的職權，即以全體教友的司牧和最高導師的名義發言，依據他至上的宗徒權力，裁定關於信仰或道德的道理時，享有不會錯誤的特恩。」

一八七Ｏ年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大公會議通過教宗首席權和享有不會錯誤特恩的憲章次日，爆發了普法戰爭，德國與法國宣戰。法國節節敗退，無奈，把駐守羅馬保護教宗的軍隊撤回，支援其他地方。一個半月之後，法國戰敗投降，拿破崙三世被俘，意大利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爾二世的軍隊乘虛而入，佔據羅馬，以此為王國的首都。

進行得正熱烈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遇到德法宣戰和教宗的羅馬城淪陷，只好在匆忙中收場，許多沒能來得及討論的問題只好擇期再開會討論。這一等待便是九十二年後，於一九六二年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決議，一般而論，普遍獲得支持，只有德國南部慕尼黑一帶有些大學知識份子拒絕接受，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名叫"老天主教會"的小團體。不久，這個團體便與荷蘭烏得勒支（UTRECHT）的揚森派裂教結合。

不過，這次大公會議也給人有點不平衡的感覺，因為會中只談教宗的問題，卻因為缺乏時間而沒能談主教的問題。也許這也是天主聖意的安排，因為在那個時代要談有關主教團的神學似乎還不是成熟的時候。事實上，在當時確定教宗不會錯誤的特恩所帶來的影響，不會比確定教宗首席權來得大，因為羅馬教宗只在一九五Ｏ年宣佈"聖母升天"為當信的道理時，才使用一次"不會錯誤"的神權而已。可是大公會議肯定的教宗對普世教會享有的首席權卻是即時全面生效的。這個首席權在教宗因為羅馬被意大利王國佔領，而喪失了一切現世的權力之後，反而增加了教宗的威信與聲望。這也是世人始所未曾料到的。唯一有待深入討論和確立的，是教宗在普世教會的首席權與各地主教權柄之間的協調問題。這個問題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終於獲得圓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