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四十四】

第六章　俗化、教會的自衛以及多元主義（1870年至1939年間政治社會中的教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由戰勝的協約國和德國簽署和約而正式結束。在戰爭爆發不久，本篤十五世教宗曾勸阻意大利不要介入戰事，但無效。當戰爭延續了三年多，各方都疲憊不堪的時候，教宗又向參戰的各方發出修和的呼籲，不要太爭執於物質表面的得失，以和為貴，但這項呼籲沒有得到良好的反應，法國尤其不以為然。結果，"凡爾賽和約"內容顯示報復的心態多於修和的精神。也因此，種下了人類日後更悲慘的一場禍患的根源。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終於應運而生，無神共產主義也因此得以坐大，把紅色革命推銷到世界各地。

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意大利天主教徒開始參與了政治生活。一九一九年斯圖爾佐（LUIGI STURZO, 1871-1959）神父創立了"義大利人民黨"（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這是日後意大利基督民主黨的前身。然而，這個天主教徒組成的政黨還沒來得及鞏固基礎，墨索里尼和他所創立的法西斯黨便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掌握了政權。斯圖爾佐神父因為公開反對法西斯主義，所以不得不流亡在海外。

意大利雖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是並沒有從"凡爾賽條約"中獲得原來所期待的，因此，民族自信心和國家意識受到相當的挫折。戰後的意大利經濟蕭條，罷工現象嚴重，社會秩序混亂，又擔心"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滲透和煽動，於是一大群從大戰結束、解甲歸鄉的人，一方面懷念昔日的榮耀與秩序，一方面不忍國家民族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在墨索里尼振臂高呼之下，紛紛加入法西斯黨。這些黨員大都出身平凡、但反對教會和神職的人，卻也樂意接近天主教會中的保守派人士。這些保守人士一方面害怕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對尚未穩定可靠的民主政治又不放心，所以對新興的法西斯主義並不厭惡。一般而論，天主教徒輿論中有一部分是偏向於墨索里尼的，因為他有意和梵蒂岡聖座解決有關"羅馬問題"的紛爭。也因為這樣，雖然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解散意大利全國所有的政黨，天主教徒也不太在意。後來，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九年初與聖座簽署了"拉特朗條約"之後，他的聲望在教內外更達到高峰。

從此以後，法西斯黨越來越專制獨裁，它甚至要控制國民的整個一生，把人生的每個階段都納入黨的各種組織中。墨索里尼曾說：「人一出生，我便把他接收過來，直到他臨死為止絕不放手，臨終那一刻的事就留給教宗去管好了」。就因為法西斯黨有這種控制人的一生的野心和企圖，所以教會中的任何組織運動都被黨政當局視為競爭者。

一九三一年教會的一些場所遭到法西斯黨人的破壞，教會的青年組織也被解散。庇護十一世教宗對這種蠻橫的態度忍無可忍，終於在那一年六月發表重要的通諭，名為"我們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在這道通諭中，教宗向國家集權主義提出強烈抗議，強調教會必須擁有推行教育的工具，而且宣稱把國家當偶像來崇拜，把少年、青年和成年人據為黨政機構差遣使用，這與家庭的自然權利和教會的超性權利背道而馳。通諭進一步指出；如果有人要求教會和教宗只能管宗教表面的事，例如作彌撒和施行聖事，其他一切有關教育的事都該當全歸國家來安排，這種想法與天主教教義完全不相容，天主教徒無法接受。

庇護十一世教宗頒佈"我們不需要"這道通諭後，並沒有進一步和意大利法西斯黨政府作直接正面的衝突，但是他要求公教進行會不要參與任何政治、工會和體育活動，因為這些活動都由黨政所控制，而法西斯黨正是指控公教進行會具有政治意味者。

一九三二年以後，在法西斯黨黨魁墨索里尼的領導之下，意大利已經生活在專制獨裁政體中，在這種政體的薰陶下國民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情緒自然高漲，即使對法西斯政府已沒有好感的天主教徒也不例外。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發動埃塞俄比亞戰爭，派遣駐紮在鄰近厄立特里亞的軍隊侵佔埃塞俄比亞。由於埃塞俄比亞一點也不提防這項陰謀，所以毫無戒備，於是很快地被意大利併吞了。這項侵略戰爭給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的意大利國民帶來了心理上的滿足，就連天主教徒也與有榮焉，歡欣雀躍不已。面對這種恃強欺弱的不合理侵略行動和全國歡騰的氣燄，庇護十一世教宗也不敢予以正面的譴責，只有透過梵蒂岡官報"羅馬觀察報"指出：即使為了"生存空間"（SPAZIO VITALE）的需要，也不能不擇手段地發動不合理的征服戰爭。所謂的"生存空間"，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納粹政府對外發動侵略，擴張領土和勢力範圍的一種地緣政治學說。這種學說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很有吸引力。

眼看軍隊一批一批地離開本土，開往非洲，意大利主教們也降福出征的軍隊和他們手上撐著的國旗，教宗實在有口難言。好在埃塞俄比亞戰爭很快便在一九三六年結束，教宗為了當地又恢復和平而感到欣慰。意大利傳教士從此在東非這塊廣大的地方紮實地從事傳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