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四十五】

第六章　俗化、教會的自衛以及多元主義（1870年至1939年間政治社會中的教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過四年的慘烈殺戮和破壞，終於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以簽署"凡爾賽和約"而結束。戰勝一方的協約國在和約中表現的態度是報復的心態濃於修和的精神，所以，"凡爾賽和約"非但沒有解決和消除戰爭的仇恨，反而為日後一場更可怕的災禍埋下了火種。

意大利雖然是戰勝國之一，但是戰爭的結束沒有給它帶來它所期望的，而且戰後經濟蕭條，社會動亂不安，共產主義有乘虛而入之勢，於是法西斯主義應運而生，給未來的世界埋下了禍源。

即使戰勝的意大利都無法平安地過戰後重建的日子，更何況戰敗和負債累累的德國。於是一種反抗的強烈民族意識逐漸在德國人民中形成共識，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千千萬萬被失業和貧窮所困的人是不難結成一股洪流，矢志為打破困境而效命的。

一九二Ｏ年一位原籍奧地利的德國年青軍官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加入了德國極右派的"德國工人黨"。因著他的加入，這個政黨便改名為"德國工人國家社會黨"，簡稱為"國社黨"（PARTITO NAZISTA），也就是通稱的納粹黨（PARTITO NAZISTA）。這個政黨一直都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所以戰敗歸咎於外在因素，這些因素就是猶太人，社會黨人，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寫了一本書，名叫"我的奮鬥"（MEIN KAMPH），他以這本書作為納粹黨的思想和行動綱領。書中大肆宣傳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基督信仰的思想。這種思想一傳開，便受到德國主教們廣泛的譴責，他們聲明說：「一位基督信徒不能是個納粹黨人」。但是處在經濟危機中的德國對天主教主教們的警誡能聽入幾分是很有疑問的，何況天主教徒在德國必竟不是大多數，也因此，希特勒對主教們的譴責不太在意。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被德國總統興登堡（HINDENBURG）任命為總理，次年，興登堡去世，希特勒進一步接掌國家元首職務，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儼然以日耳曼民族救星的姿態出現在國人眼前。面對這樣的時代強人和時代局勢，德國天主教徒實在不願意因為反對希特勒的政治思想，而被其他佔多數的非天主教徒視為不好的國民。另一方面，當時的天主教徒也實在沒有選擇，因為他們更害怕共產黨，權衡之下，可能納粹黨的害處比較小，而且納粹黨的產生也在某種目的上是為打擊共產黨的。於是，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份子都開始接受希特勒。

至於希特勒，他之所以能夠在選舉中得勝，掌握政權，是得力於"天主教中間黨"選票的支持，因為單靠納粹黨他無法獲得超過半數的國會席位。為了酬謝和安撫天主教人士，希特勒找了天主教中間黨一位保守人士馮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9-1969）擔任副總理，並在掌握政權後不久，便與梵蒂岡展開商談，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簽署德國與梵蒂岡協定。

其實，梵蒂岡對希特勒並不存有幻想，但是簽署協定總比拒人千里之外更好，而且德國天主教會面對納粹政府總有些法律條約上的依賴。果不出所料，協定簽署不久，希特勒便取消國內一切政黨和工會組織。幾個星期後，天主教中間黨也勉為其難地結束活動，主教們也廢除了先前對納粹黨的禁令。

從表面看，德國與梵蒂岡簽署的協定對天主教似乎很有利，事實上協定的內容非常模棱兩可。德國天主教以為有了協定，便可高枕無憂，即使出了問題，也有協定可憑。然而，協定對天主教所產生的卻是一種催眠作用，讓天主教徒的良知失去作用。難怪後來有些天主教徒埋怨說：「這項協定把我們給腰斬了」。的確，天主教的各種組織運動接二連三地被解散了，對神職界造謠誹謗的話也此起彼落了，種族歧視的行動開始擴散。我們也不能否認，德國某些天主教徒是反對猶太人的。不過，一般而論，自從納粹主義誕生之際，德國的基督信徒，不論是天主教徒或誓反教徒，都抱著不聞不問，不知可否的消極態度，等到災難臨頭才恍然大悟。

一九三四年，在瑞士誓反教神學家卡爾．巴爾特（KARL BARTH, 1886-1968）和德國牧師神學家馬丁．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的啟發之下，德國一些誓反教徒秘密地在伍珀塔爾（WUPPERTAL）成立一個名叫"懺悔的教會"（CHIESA CONFESSANTE），發表一篇反抗納粹主義的"信經"。這個團體的人數不多，但其中有很多人成了納粹黨的犧牲者，最有名的便是神學家迪特里希．朋諤斐爾（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他在一九四五年被納粹黨絞死。他的著作在死後出版，對後人有重大影響，其中流傳最廣的便是"獄中書簡"（LETTERS FROM PRISON）。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納粹德國頒佈法律，規定全國青少年，除了家庭及學校的教育外，無論在物質、精神或道德上，都必須按照納粹黨的精神，接受希特勒式的青年教育。這項法律一出，羅馬庇護十一世教宗實在無法忍受，於是開始撰寫一道天主教對納粹主義的立場的通諭。這道名叫"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諭用德文寫成，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署名，用避過德國警察監視的方式在德國全境傳開，而且在三月二十一日聖枝主日當天，在德國所有的天主教堂內宣讀。

教宗庇護十一世在這道通諭中說：「種族或民族，國家或國家的形式，乃至權力的掌握者或人類團體的任何基本價值，這一切在現世的秩序中都佔有必要和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如果有人把這些概念從它們應有的價值體系中取下，加以神化，當作偶像來崇拜，他便是顛覆和假造了天主所創造和所安排的秩序。…每個人擁有得自天主的權利，這些權利必須昭然存在於眾人之前，不受到任何企圖否認它們，廢除它們或忘卻它們的人的破壞。」

這道"極度關切"的通諭有一部分是由當時德國慕尼黑的總主教福爾哈伯（FAULHABER）起草的，另一部分則由當時聖座國務卿，也就是後來的庇護十二世教宗，巴切利（PACELLI）樞機主教撰稿的。通諭嚴厲譴責了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國家偶像崇拜，並且控告納粹政府侵犯了它和聖座在一九三三年所簽的協定。但是這道通諭並沒能改變希特勒的態度，他已在積極地為即將來臨的狂風暴雨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