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五十三】

第七章　十九、二十世紀基督信仰的世界化

天主教會自從耶穌基督創立至今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中，一直在世海的浮沉中設法向前划行，時而乘風破浪，一帆風順，時而波濤洶湧，驚險萬分。一般而論，教會的逆境比順境多，而且為了實踐基督託付給它的使命，始終付出慘重高昂的代價。昔日，基督草創教會時，便給他所選立的十二宗徒之長伯多祿說：「陰間的門決不會勝過它（教會）」（瑪十六，18）。天主教會就是憑著這個信心披荊斬棘，走過了二十個世紀。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有多少人間的事業、工程或見事不妙，早已主動收場，或被動地遭時間洪流淹沒，惟獨兩千年前由巴勒斯坦十幾個凡夫俗子承擔下來的福音事業至今仍然健在，並朝向公元第三千年代大膽進發。它的前途如何，沒有人敢預卜，但它過去兩千年來所累積的經驗是走向未來的一個可貴的指南針。

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所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教會的傳教工作是一大打擊，許多修會的年青會士受徵加入戰事的行列，其中絕大多數一去再沒有復返。除了傳教人手失落一大部分外，其他必要的資源也大為減少。更嚴重的是德國的殖民地一旦被法國和英國人佔領後，境內的德國傳教士或被驅逐出境，或遭軟禁，再也無法傳教。這樣的事件發生大洋洲和非洲的喀麥隆與多哥，德國著名多才多藝的醫生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在非洲加蓬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天主教徒之間因為各自的國家彼此交戰而導致不再互 相合作，不再互相關懷的現象，在那些新奉教的人眼前污染了傳播福音的崇高使命；而殖民地軍隊彼此的對峙也令殖民地的百姓對基督信仰的文明感到懷疑。這場戰爭一打，無意中也喚醒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為日後的獨立埋下了種子。

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打下來所造成的變化和對未來的可能影響，當時教宗本篤十五世非常擔憂，於是在一九一九年所頒佈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中，大膽有力地表明教會的態度。這位教宗為教會作了自我批判，他對傳教士所持的民族意識感到傷心，因為傳教士把天主的事業和自己本國的政治取向混在一起，把他們的傳教地區視為自己的狩獵專有區，而且在傳教已有幾個世紀的國家中，竟沒有一位本地神職人員，更沒有培養出真正的本地教會。

本篤十五世教宗這種教會自我反省批判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他的繼任者庇護十一世教宗更把前任教宗有關的一些渴望付諸實行。他在一九二六年所頒佈的"教會事物"（RERUM ECCLESIAE）通諭中明確指出教會的觀點和立場，強調教會的使命超越政治。為了貫徹這種思想，庇護十一世教宗加強了羅馬聖座領導全球傳教工作的權力，同時把這樣的權力表現在由汪勞松（VAN ROSSUM）樞機主教擔任部長，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擔任祕書長（次長）的傳信部的職權上。

除此之外，這位教宗為了表明教會的獨立自主，於是派遣不具有外交人員身份的宗座代表和視察員巡閱各國教會。他更在一九二二年就職之初便把設在法國里昂的"傳信會"（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遷到羅馬，以表明這個傳教的善會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的組織，而是普世教會的傳教善會。一九二五年正逢聖年，庇護十一世在羅馬舉辦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教傳博覽會。次年，又在羅馬的"拉特朗"宮內開闢了一個各民族傳教博物館。同一年，這位教宗又制定每年十月份的第三個星期天為世界傳教日。又過了一年，一九二七年，他隆重宣佈聖女小德肋薩為第二位傳教主保。在這一年，庇護十一世也在傳信部設立"信德通訊社"，為給全球社會傳播機構提供有關傳教工作的正確消息。

方才我們提到本篤十五世和庇護十一世兩位教宗都非常關心如何在傳教區設立由本地神職負責的完整地方教會，以便在外籍傳教士離開後，自己能夠站立起來。庇護十一世的思想和作法很受到兩位對中國頗有認識和同情的人的影響，一位是曾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剛恆毅樞機主教，當時他還未晉升樞機，另一位是比利時籍的遣使會會士，一生獻身中國的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神父。

一九二三年庇護十一世任命印度一位耶穌會神父為當地主教；一九二六年又在剛恆毅總主教推薦之下，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祝聖六位中國主教，禮儀隆重，場面浩大，極一時之盛；一九二七年為長崎教區任命第一位日本籍主教；一九三三年任命第一位越南主教；一九三九年又任命有史以來第一位非洲黑人主教。在這同一年，傳教區中有四十八個教區托給當地本國籍主教負責領導。

在這些年中一連串任命本地籍主教的同時，庇護十一世教宗也非常重視培養本地籍神職人員的工作，他要求傳教地區的修生要和其他國家的修生一樣，受到完整的培育。也因此，在傳教區廣設了區域性的大修院，直屬聖座管轄。那時，羅馬宗座傳信公學受到極大的鼓舞，來自傳教區的修士薈萃一堂，接受深造，建立未來地方教會和羅馬的熟悉與良好關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二十年間，教會特別注重天主教適應地方文化，尤其是地方傳統藝術的問題。當時聖座傳信部祕書長剛恆毅總主教在一九三七年曾發出一道相關的訓令，推動傳教區發展教會與地方文化藝術融合的工作。但是這項訓令並沒有產生實質的效果，在遠東地區一般只見教堂屋頂的四個角落屋簷向上翹起來而已。

問題可能在於"適應"（ADATTAMENTO）這個名詞相當含糊，執行起來令人有些顧忌，紮足不前。於是，所有的出發點仍然是以歐洲模式為依據。然而，也有不少人以為基督信仰必須以每個民族的內在精神文化資源為出發點，來表現各民族對基督的信仰。當時有兩位神父可以說是持這種見解的典型人物，一位是比利時籍遣使會會士雷鳴遠神父，一位是法國里昂的朱爾．蒙沙南（JULES MONCHANIN, 1895-1957）神父。

雷鳴遠神父在二十世紀初年抵達中國後，發現中國教會有很多品學兼優，聰明能幹的人才，卻沒能夠在傳教工作上負責重要的職務，這很令他傷心，也更激起他對中國人民由衷的敬重。雷神父知道報章雜誌對傳教工作的作用很大，於是先創立了"廣益報"週刊，後來又創立了中國天主教第一份日報"益世報"。雷神父的作為和計劃多少令當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不滿。一九二Ｏ年他調回歐洲後，創立了"輔助傳教會"（SOCIETA AUSILIARIA DELLE MISSIONI），是由教區神父在傳教區為地方主教服務的團體。再度回中國後，雷鳴遠神父又創立了國籍的"耀漢小兄弟會"要求會士在會院中為苦修士，在會院外則為傳教士。他自己則加入中國籍，徹底成為中國人。抗日戰爭中，雷神父又率領會士組織救護隊，為傷兵服務。

雷鳴遠神父始終意識到教會決不可以成為西方列強滲透中國的工具，所以大力推動教會福音中國化的工作，為日後所謂的福音本地化（INCULTURAZIONE）開了先河。

至於法國里昂的朱爾．蒙沙南神父，他對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非常好奇和喜愛，對天主教教義和印度思想的接觸尤其感到熱衷。一九三八年，他以雷鳴遠神父所創立的"輔助傳教會"會員的身份前往印度。抵達後不久，便和已經生活在那裡的一位本篤會會士亨利．勒索（HENRI LE SAUX）神父共同設立了一所隱修院。他們兩人都度默觀的生活，設法肯定並發揮天主教隱修生活傳統和印度獨修生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