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五十五】

第八章　現代化的負擔：面對經濟、社會當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一八四八年對歐洲，尤其對法國的社會改革，是個關鍵性的一年。那年二月，凡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人，包括共和黨人，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以及失業的工人，大家行動一致，在巴黎發動革命，罷黜王室，建立共和國。一時，全國興高采烈，以為國家從此可以走上自由、民主、修和與繁榮的康莊大道。

那知兩個月後所選出來的國會代表竟是一批保守派人士，他們對社會迫切的問題毫無所知，也缺乏改革的意志。當一大批一大批失業的工人湧向巴黎，希望在國家工廠裡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國家工廠又因為國會認為所需的經費太高，而不批准開業，於是失業工人於六月二十三日在巴黎發動一次比二月更嚴重的暴力革命。三天後革命被政府軍所鎮壓，死傷無數。

這場工人的暴力革命再度推動政府走向比以前更保守的路線。就因為這個緣故，法國天主教裡面一些比較開朗，支持自由、民主與改革的人士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便不再受到社會多大的重視。

雖然這些前進改革派的力量不再主導社會思想與行動，但這並不是說社會原有的問題再也沒有人關心，而是說關心這些問題的人已不再是自由派人士，反而是保守派的人。這些保守派人士以為導致社會貧窮悲哀的是經濟自由主義，因為這種主義摧毀了舊時代社會中那種家族父權體系和同業公會制度的運作方式，而造成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個人主義作風，整個社會再也不存在彼此關懷的義務精神。

基於這種看法，法國天主教保守人士認為必須推行反革命運動，回到過去，重建昔日的社會關係體制，讓關心貧窮的社會賢達把最貧苦的人納入同業公會的制度中。因著這種看法，一時有許多以守望相助為目的的民間社會組織相繼誕生，其中有些甚至在工廠裡面建立起來的，這些工廠的主人當然都是比較好的教友。

這種具有慈善互助性質的組織在一八七Ｏ年結合了巴黎五分之一的學徒工人，他們彼此形成一個大家庭，大家互相尊重，友愛，服務。不過，這些看來很富有人道和人情味的民間組織卻引起傾向社會主義的工人的不滿，這些人不喜歡那種仍帶有家族父權至上色彩的勞工組織。而事實上，這種出於自願，形式很簡單，很民間私人性質的工人結社團體，是沒有能力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的。當時法國天主教一位對社會工作非常活躍與關心的人阿爾芒．德默倫（ARMAND DE MELUN），在一八七一年承認這種團體組織的失敗說：「社會主義的想法之所以成功，不僅僅在於它們知道激動人的熱情，更在於把自己當作解決問題的途徑和完整的系統介紹給人，它們回應社會問題的難處，而我們在這方面沒有提出任何類似的方案」。

從阿爾芒．德默倫這段話，我們似乎看到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法國天主教保守人士主張的家族父權管理方式和同業公會體制，並不能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德國好像得到比較客觀與中肯的處理。

德國的工業發展在整個西方世界上來說，步調比較緩慢一些，但這種緩慢反而給天主教人士更充分的時間來思考和了解十九世紀工業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並不能憑私人或團體內部的彼此協助和愛德關懷來解決，而應該從根本下手，那就是重新建立社會經濟制度，並要求國家在這方面大力投資。當時德國美因茨（MAINZ）教區的主教凱特勒（KETTELER, 1811-1877）在建構這種新的社會思想上有相當的貢獻。

事實上，凱特勒主教的思想很少染有自由主義的色彩，他倒是很懷念中古世紀歐洲社會的同業公會組織，不過他已經看到社會結構改革的必要，這在他於一八六四年所出版的"勞工問題與基督教義"這部巨著中有深入的探討。他在書中指控「富有的人偷取天主分配給眾人的東西」。

凱特勒主教既反對自由資本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他們希望的是一種同業公會組織的社會，但他也要求國家干預同業公會組織的規則，例如規定工作的時數，星期日必須停工休息，讓工人分享生產的利潤，幫助在外勞動的母親等等的。

與凱特勒主教同時代的，德國還有一位著名的關懷勞工青年的神父，名叫科爾平（KOLPING, 1814-1865）。科爾平神父出身鞋匠，對重建工人的結社組織非常熱衷，他在德國全境創立了青年勞工團體，也希望勞工們在勞動場所之外組織起來，建立自己的團體。科爾平神父的見解和作法對法國那些主張家族父權主義的保守天主教徒並發生不了影響。

德國天主教為解決十九世紀工業發展所衍生出來的問題而倡導的社會思想訓導雖然比法國先進，但是法國天主教在這方面的努力並非全無可取之處。一八七一年二月法國人民選出一個以保守派為主的國會，這個國會企圖復辟，結果巴黎市民在三月十八日再度發動革命，並於二十八日建立歷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COMUNE DI PARIGI）。巴黎公社一成立，卻沒收教會的產業，拘捕巴黎總主教和神父們，他們都在政府軍向巴黎公社發動攻擊時，被公社殺死了。這次革命行動的本身和所引起的政府軍的反擊都非常劇烈殘忍，在這種可怕的血腥事件中，卻也反映出當時一些天主教徒的慷慨行為，其中以阿爾貝．德曼（ALBERT DE MUN）和勒內．德拉圖爾．迪潘（RENEDE LA TOUR DU PIN）最具代表性。他們兩人在一八七一年創立天主教勞工社團，同時表明他們反對革命，希望恢復君主體制的立場，不過也願意促使社會各方面的人士建立來往的關係，讓那些領導社會的人了解被領導的人的處境，進而為他們的生活著想。

這種天主教勞工社團形同今天的俱樂部，是大家消遣和聚談的地方。可是實際上出現在這種場合的工人很少，倒是資產階層的人士居多。雖然如此，總有助於資產階層人士進一步了解社會問題，也讓勞動階層人士知道資產階層人士為他們作了些什麼具體的事。例如當時在蘭斯（REIMS）一位工廠老板，名叫萊昂．阿梅爾（LEON HARMEL, 1829-1915），他是一位好教友，他把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則在自己的工廠裡面實踐出來，他的作法雖然仍帶有家族父權的作風，但總帶有民主的色彩，他願意工人參與工廠的經營。他曾說：「工人的益處是經由工人而來，並與工人同在，決不能反過頭來反對工人」。試想，在蘭斯那個地方，當時每位工人和家屬從生到死都受到工廠的照顧，工人沒有後顧之憂，他們的生活都獲得改善。

萊昂．阿梅爾甚至組織工人朝聖團來羅馬朝聖，他更和當時教宗良十三世就社會問題交換意見。

除了法國一些天主教徒對社會問題有這樣的關懷之外，當時奧地利維也納也有一位男爵名叫福格爾桑（VOGELSANG），他是德國美因茨主教凱特勒的學生，他在維也納創立了一份雜誌，作為奧國天主教徒關心社會問題的喉舌。福格爾桑男爵曾嚴厲批評自由資本主義，甚至被認為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基督信徒。他也要求國家介入社會勞動問題。

在瑞士也有一位名叫梅爾米約（MERMILLOD）的主教，他從一八八四年起，每年召集許多國家關心社會問題的天主教徒在弗里堡（FRIBOURG）開會，討論有關問題，這項集會活動便成了弗里堡天主教社會研究聯盟（UNION CATHOLIQUE D'ETUDES SOCIAL）。

此外，在十九世紀末年，在意大利有托尼奧洛（TONIOLO）教授大力推動探討社會問題；在美國有吉本斯（GIBBONS）樞機主教在一八八七年維護勞工騎士（CAVALIER DI LAVORO）的尊嚴和權益；在倫敦有曼寧（MANNING）樞機主教於一八八九年出面調解造船工人的罷工事件；在澳洲悉尼則有莫蘭（MORAN）樞機主教邀請天主教徒加入工會。

以上天主教在世界各地有關社會勞動問題的研討和採取的種種行動，都逐漸匯成一股趨勢潮流，終於促成良十三世教宗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頒佈了舉世聞名的、天主教有史以來第一道有關社會問題的通諭，"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