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六十三】

第九章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39－1958）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引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捲入戰亂的歐洲國家的基督信徒和教會發生重大的影響，在有些國家中，基督信徒甚至遭到嚴重的打擊，致使人人捫心自問：面對戰爭，基督信徒應該作什麼抉擇？

從另一方面看，當然這是事後的觀察，戰爭也是使人類成熟，令人深思熟慮的時期。事實上，不少戰爭期間孕育出來的希望，都在戰後幾年間逐一地實現。在天主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也是促使教會革新神學，發展多種原始經驗的時期。這些革新和發展在庇護十二世教宗任內最後幾年中也遇到某些困難。

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納粹德國以閃電術快速地佔領了四分之三的歐洲。這種戰術當然是以最短的時間進行致命的打擊，使對方失去招架還手的能力。因此，破壞和殺傷力可想而知。面對巨大的破壞和殘忍的屠殺，基督信徒的良知該作什麼反應？該作什麼抉擇？面對侵略國和它的軍民又要採取何種態度？是不是應該服從佔領者和受佔領者支配的政權？對猶太人的被屠殺可以抱著消極、不反應的立場嗎？為了解救自己的國家而以牙還牙，以暴易暴，這從教會的信仰方面來說，合法嗎？其他有關的疑問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總之，面對戰爭，歐洲各國基督信徒採取什麼態度呢？不一而足，因國、因地區、因人而異。我們可以逐一地簡要談一下：

例如波蘭西部瓦爾塔河流域整個地區被德國併吞後，德國企圖使這個地區完全德國化，於是對當地的波蘭天主教採取迫害的手段，使教會失去法律地位，因此聖堂和修會會院被查封，禁止教會任何團體活動，神父們都被拘禁起來。因此，許多當地波蘭人民都被迫逃往華沙政府管轄的地區，而這個地區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那裡的猶太居民都被關在華沙的猶太人住區裡面。為了這些不幸，波蘭天主教徒向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求救，但是這位教宗擔憂如果他出面為波蘭人說話，波蘭人的處境恐怕只會惡化。

在這次戰爭中，波蘭喪失了六百萬人，其中最有名之一便是方濟各住院會的柯爾貝神父（MASSIMILIANO KOLBE, 1894-1941），他是奧斯維茨（AUSCHWITZ）集中營最著名的受害者，已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先後列入真福品和聖品。

在俄羅斯，納粹德國的手段又是另一套"德軍所到之地，只要當地的東正教會宣佈脫離莫斯科，便可以恢復宗教信仰活動，也可以建造教堂。也因此，屬於羅馬天主教的烏克蘭東方禮教會得以重新組織。正當納粹德國對俄羅斯東正教網開一面的時候，蘇聯政府則鼓吹俄羅斯東正教傳統的宗教情愫，以增強愛國意識，為能共同對抗德國的侵略。也因此，先後又讓俄羅斯東正教選出謝爾蓋（SERGEI）和阿列克謝（ALEXEI）兩位莫斯科的宗主教。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俄羅斯東正教的處境完全改觀，蘇聯政府又恢復迫害教會的行動。

中歐地區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三九年春天被希特勒併吞了西半部的波西米亞地區之後，東半部的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策略下，享有獨立的政體。這裡的政府由天主教一位名叫蒂索（TISO）的蒙席領導，這位蒙席若要使自己的政府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眼前，就得跟隨希特勒的外交路線和種族政策，參與納粹黨消滅猶太人的行動。於是在講話中，這位神職都設法使基督信仰的教義和專制獨裁的政治並行不悖。

東南歐的克羅地亞在一九四一年被德國佔領後，也扶植了一個類似蒂索在斯洛伐克所領導的假獨立的政府。這個政府由安特．帕韋利奇（ANTE PAVELIC, 1889-1959）主持。由於安特．帕韋利奇是克羅地亞反對塞爾維亞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創始人，而克羅地亞人又大都是羅馬天主教徒，與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不和。因此，安特．帕韋利奇固然傾向納粹德國，但在克羅地亞許多天主教徒看來卻也是對塞爾維亞人雪恥報復的機會，於是克羅地亞人開始對塞爾維亞人展開暴力復仇的內戰行動。當時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的總主教斯特皮納奇（ALOJZIJE STEINAC, 1898-1960）的處境很困難，他一方面愛自己的國家民族，一方面反對同胞以暴力侵害塞爾維亞人。

北歐挪威誓反教路德派的主教貝格拉夫（BERGGRAV）原是一位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一九四Ｏ年納粹德國佔領挪威後，扶植當地一位支持納粹主義的政界人士維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1945）出來主政。由於德國企圖透過吉斯林來控制挪威的路德教會，引起貝格拉夫主教的反對，於是這位主教由和平主義者轉變為抵抗納粹者，他領導教會反對納粹迫害猶太人，反對政府徵用勞工為納粹效力，也反對政府派遣軍官領導和監督青年學生。

西歐的荷蘭遭德軍侵入後，當地天主教主教們在一九四一年發佈禁令，禁止荷蘭天主教友參加荷蘭納粹黨的活動。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間，荷蘭天主教徒更和基督教徒聯合抗議納粹黨人搜捕猶太人的行動。納粹黨為了報復，於是把拘捕的範圍擴大到猶太裔的基督信徒，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便是德國現象哲學大師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高足，加爾默洛會的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1942）修女。於是，荷蘭天主教主教們又要求荷蘭政府官員不要助紂為虐，把猶太人和工人充軍到集中營或外地作苦役。

在那個時候，荷蘭鄰國比利時的馮．羅伊（VON ROEY）樞機主教則採比較實際的態度，他希望救亡圖存，只要可以妥協的，就妥協，以便挽回和拯救那些沒有必要犧牲的一切。也因此，這位樞機主教不太公開向入侵的納粹抗議。他當然反對比利時的納粹黨徒，但也反對劇烈的抵抗，只採取緩慢的措施行動，希圖反對納粹把猶太人帶走。

至於比利時鄰國的法國又如何呢？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出兵侵略波蘭後，英法兩國隨即向德國宣戰，德軍繞道荷蘭及比利時乘虛而入，在一九四Ｏ年六月十三日攻下巴黎。許多法國人認為法國之所以吃敗仗，理由在於國家世俗化，輕視宗教，而遭到天主的懲罰。當時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名將貝當（HENRI-PHILIPPE-OMER PETAIN, 1856-1951）元帥以現代"聖女貞德"的姿態出現，在法國中部的維希城（VICHY）建立與德國妥協的"維希政權"（REGIME DI VICHY）。在這個政權下，教會的修會會士修女可以重新穿著會服，耶穌聖體瞻禮當天可以舉行聖體遊行，到各朝聖地朝聖的人士越來越多，教會學校可以得到政府的經濟補助。因此，法國天主教會喜歡維希政府，當時的法國主教中又有許多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他們支持貝當元帥主持的"維希政府"，認為這是天主所要的合法政權。

佔領法國北部和巴黎的納粹德國很快也在佔領區和非佔領區施行種族歧視的政策，當時法國教會領導人士對德國這項行動並沒有表示任何正式的反應，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納粹黨大肆逮捕猶太人送往德國境內之後，他們的態度才轉變。那時，圖盧玆（TOULOUSE）的薩利埃熱（SALIEGE）主教和蒙托邦（MONTAUBAN）的泰阿斯（THEAS）主教都對德國的蠻橫感到不齒，也發表嚴重的抗議。其他地方的主教，如里昂的熱利耶（GERLIER）樞機主教，也對德國感到憤慨，卻因為他們本人也擁護與德國合作的"維希政府"，在道德和政治上言行不一致，以致處境比較尷尬。至於法國青年被送到德國從事義務勞動這件事，主教和教會內部各組織之間的看法都很分歧。

一般而論，法國的主教們不讚成抵抗德國，因為他們反對暴力，反對不服從當時的"維希政府"，也因此，教友們只能按照個人的良心和責任，決定自己的政治行動，並發行反納粹的地下刊物。

最後，我們來看看德國境內的教會狀況：在德國，反對希特勒的聲勢行動很有限，因為反對希特勒政權無異在促使國家戰敗。不過，面對希特勒的種族政策，誓反教路德派信徒很快便採取反對的立場，他們中有很多人被送往集中營，並死在獄中，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便是德國著名的神學家迪特里希．朋諤菲爾（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一般而論，德國大部分基督信徒都因為害怕，而對政府採取不表示意見的消極態度。定期在富爾達（FALDA）舉行會議的德國天主教主教團無意公開譴責政府侵犯人權和違反道德的政策與行動，只用一些不痛不癢的文字，輕描淡寫地表示惋惜而已，一九四三年九月發表的"論天主十誡的集體書信"（LETTERA COLLETTIVA SUL DECALOGO）便是顯明的例子。唯一少數例外的便是明斯特（MUNSTER）的主教馮加倫（VON GALEN），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發表嚴正聲明，譴責政府對殘障者和精神不正常者施以安死術。還有一些神父和教友，他們也仗義執言，批評政府的不是，結果都犧牲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