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六十八】

第九章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39－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公教進行會又開始活躍起來，在社會中擔當使徒傳教的工作，這個組織在不少傳教區國家的教會中也建立起來。

天主教公教進行會（AZIONE CATTOLICA）是個聯合地方教會內所有在俗教友使徒工作團體的組織，但在各國各地的性質或工作範圍恐怕也不盡相同。例如在意大利，這裡的公教進行會是個結構很緊密，幾乎是中央集權，並由意大利主教團指揮的機構。在其他某些地方，公教進行會則和聖母軍結合在一起。聖母軍在一九二一年源於愛爾蘭，一九四五年起在世界各地開始發展，它的宗旨在從事直接的使徒傳教工作，是純宗教性的活動，毫不在乎社會與經濟背景與環境。

在法國和不少國家中，公教進行會是個訓練有素的教會組織，它很強調向生活週遭的環境傳播福音，並努力設法改善社會的生活條件。這些訓練有素、學有專長的公教組織在一九五Ｏ年以後的十年間，在法國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九五Ｏ年，法國主教們成立"勞工公教進行會"（ACTION CATHOLIQUE OUVRIERE），目的在劃清公教進行會與當時社會上各種帶有政治和社會運動色彩的民眾組織的界線。法國主教們的意思是：公教進行會參與教會使徒傳教的使命，所以就是參與主教們的使命，這個組織肩負著教會當局託付的使命，它與政黨和工會的屬性有別。當然，公教進行會的有些成員也負有現世事務的職務，不過，類似的職務都是交付給個別的人，而不是公教進行會本身的真正使命，因為法國主教們寄託在這個組織身上的首要工作是傳播福音。

前三次我們曾經提到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天主教當局為了向本國重新展開傳播福音的工作，先後成立了"法國傳教修院"和"巴黎傳教會"，又有戈丹（GODAN）和達尼埃爾（DANIEL）兩位神父聯合出版一本名叫"法國，傳教區國家嗎？"的書，而當時巴黎總主教敘阿爾（SUHARD）樞機也在一九四七年發表了一篇論"教會的進步或衰退（ESSOR OU DECLIN DE EGLISE）的牧函。以上這些創舉和著作文字都在強調一件事：需要向法國社會失落基督信仰的環境，特別是勞工界，重新展開牧靈的工作。

然而，由於一般神職人員很難與勞工界人士接觸，更無法進入勞動的場所，因此"工人神父"都來自法國傳教會修院和巴黎傳教會，或某些修會。他們的人數雖然有限，但到一九五四年已有一百位左右，當時法國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吉爾伯特．塞斯布龍（GILBERT CESBTON, 1913-1979）在一九五二年寫了"聖人下地獄"（I SANTI VANNO ALL' INFERNO）這本小說，以工人神父的生活經驗為主題，讓社會大眾認識他們，結果激起很大的共鳴。這種經驗改變了司鐸生活的方式，使司鐸們不再以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召開特里騰（TRENTO）大公會議時，便已經完全固定下來了。這些工人神父不穿長袍，不住在本堂區和修會會院，而是租公寓，經常和非基督信徒或共產黨徒一起勞動工作。

話說回來，工人神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人都喝采的，所以引起不少爭論。這些爭論不但來自思想保守、傳統的基督信徒，甚至也來自"勞工公教進行會"的成員，這些成員不了解工人神父這種非常直接的使徒工作方式，他們甚至認為司鐸們越俎代庖，取代了在俗教友的使徒工作。

一九四六年法國天主教"愛德之子"修會會士米紹諾（MICHONNEAU）神父在巴黎郊區的牧靈工作顯示：一個本堂區是可以變成為一個傳教的團體的。一九四七年，另一位名叫勒米利厄（REMILLIERX）的神父則以教會的禮儀為出發點，把他的本堂區改變成一個有活力的團體。部分人士以為勒米利厄神父的作法稀奇古怪，因為他為教友所作的婚配聖事和聖洗聖事的事前準備都不尋常。還有，他舉行彌撒時是面向教友，而不是背向信眾，面朝設在聖堂內部盡頭靠牆的祭台。不過，勒米利厄神父的作風卻逐漸為所有的本堂區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的要理教學運動也開始活躍起來，這個運動早在一九三Ｏ年代便由馬里耶．法爾格（MARIA FARGUES）和弗朗索瓦．德爾凱納（FRANCOISE DERKENNE）兩人發起。這時候則由法國全國宗教教學中心主任約瑟夫．科隆（JOSEPH COLOMB, 1902-1979）神父負責領導推動。他當時強調要理教學內容和方法的不足，主張宗教教育應該多重視聖經和禮儀材料，並使信仰和兒童的生活經驗連結起來。這就是說：要理教學必須是漸進的，應該和每個人的成長階段經驗相配合，而且所用的言語也要符合聽者的接受能力。因為約瑟夫．科隆神父的推動，法國成立了不少要理教學研究機構，培育了許多專業的要理教師和義務傳道員。

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方殷之際，庇護十二世教宗頒佈了"天主聖神的啟發"（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諭，鼓勵天主教友多研讀聖經，於是翻譯聖經之風大盛，其中以"耶路撒冷聖經"的問世最為轟動。這都証明天主教徒確實重新發現聖經的重要性。當時教友們，尤其是研讀聖經的人，都把聖經當作天主的話來研究，來看待，而不只是神學言論引經據典的根據而已。

隨著聖經研讀風氣的盛行，天主教聖經註釋專家的著作也紛紛出籠，成為一套一套的叢書。不少有關聖經歷史的著作顯示神學並不是超越時空的學問，許多關於禮儀和教父的經典之作都被翻譯出版，並附帶評論。在這種評論和研究潮流沖擊之下，教會的禮儀逐漸更新，注重基督學和教會學的成份和意義。

談到基督學，不能不提一下法國耶穌會士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神父。這位曾在中國北方參與考古工作，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現"北京猿人"的地質和古生物學家，他的神學思想在本世紀上半葉算是很先進，因此，他的有關教會信仰的作品生前都無法正式發表，僅能暗暗地流傳，只有在他去世後才問世，一時舉世轟動，洛陽紙貴，其中最為人所樂道的是"人的現象"（LE PHENOMENE HUMAIN）和"神的氛圍"（L'AMBIENTE DIVINO）兩本體積不大，但見解極具革命性的書。許多學者專家認為德日進神父的神學思想是"汎基督主義"（PANCRISTISMO），是"宇宙神秘論" （COSMOMISTICA），是"基督宇宙中心論" （COSMOCRISTOCENTISMO）。根據他的見解，物質含有精神能力，在這種能力背後可以發現基督。德日進神父主張：整個宇宙都朝著"原始點"（PUNTO OMEGA）運轉，一切的存在都向原始點集合，回到基督那裡。這個主張獲得不少學者的支持。

至於教會學，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已經有所發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繼續演進下去。當代幾位著名教會學家如德蒙舍依（DE MONTCHEUIL），孔加爾（YVES CONGAR, 1904-1995），德呂巴克（DE LUBAC）等人，都努力把教會神學值根在歷史中，並且不把教會當作一個好像基督已經設計齊全，巨細無遺，萬無一失的完美團體來介紹給世人，而是把教會當作恩寵的奧蹟，當作人和基督相會的場所來看待。

這種回到教會根源，並重視教會在歷史中的意義的新觀念，大大有助於信仰基督各教會團體和各宗派之間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