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 六十九】

第九章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39－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災難，使無數的人在痛苦中相遇，這些人的生活、語言、文化和宗教背景或許不同，甚至彼此對立，但是基督信仰的惻隱之心使大家產生同舟共濟的精神，互相支援、照顧和解難。戰爭帶來了難以計數的難民，更有千百萬的人遭受迫害，猶太人便是其中最不幸的一群。這些巨大的痛苦和災難激起天主教和誓反教徒和衷共濟，協助難民和遭迫害的人。這種在基督的愛德中共同出力，援助受苦的人的經驗，是個日後彼此努力，走向合一的良好基礎。

一九四八年，誓反教部分教會團體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基督教會大公委員會"（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慢慢地，幾乎所有的誓反教各宗派和東正教都加入這個組織。根據"基督教會大公委員會"的基本原則，任何宗派的教會團體，只要宣認信仰"耶穌基督是天主和人類的救主"就可以加入這個組織。這個組織並不是超越和高於任何教會的教會，而是一個提供給每個教會團體互相聚首，彼此聆聽、交換意見的場所，也可以說是個處在期待中的團體。這個團體定期在世界某個地方舉行大會，討論特定的題目。

天主教當局當初對基督信徒的合一運動一直持著保留和緘默的態度，而且有兩種意見互相對立：有一派人士主張教會要統一，也就是說分裂出去的誓反教或東正教弟兄應該回到真正教會"羅馬天主公教會"的懷抱。另一派人士則主張天主教會可以和分裂出去的誓反教和東正教各宗派平起平坐，彼此對話交談，走向合一。

當"基督教會大公委員會"誕生之際，羅馬天主教當局不但拒絕加入，而且還禁止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一起舉行宗教性質的聚會，天主教徒也不可以參與別的教派的聖餐祭禮。

兩年後，一九五Ｏ年，羅馬的態度有了重大的改變，當時的"信理部"，也就是今天的"教義部"，發出一道訓令，承認大公合一運動是一件"美好的事業"，是天主聖神的果實。信理部同時授權各地主教准許天主教徒和誓反教及東正教徒舉行宗教聚會，也可以和他們一齊誦念天主經。法國里昂著名的庫蒂里耶（PAUL COUTURIER, 1881-1953）神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早已經為文大力推動基督信徒的合一運動，他強調：各不同教會團體的信徒都應該承認自己的教會團體在歷史上所鑄下的，違反教會合一的錯誤；要是每個教會團體都忠於自己的傳統，都真心祈禱，天主必不會拒絕基督所祈求的，而且，基督本身也為他們而祈求的合一。

庫蒂里耶神父的見解和主張獲得東正教、誓反教、聖公會、以及天主教的接納。一九三七年起，這位神父在法國棟布（DOMBES）的熙篤隱修院成立一個小組，每年邀請誓反教牧師和天主教神父聚會，度幾天類似大公合一性質的退省，增進彼此的認識和了解。隨後，在他的大力推動之下，每年一月下旬的八日合一祈禱終於成為大公性的合一祈禱。

當基督信徒大公合一運動有令人滿意的進展之際，教會內部又發生某些問題，致使局勢呈現緊張的危機狀態。這都是一連串彼此不了解和恐懼所造成的結果，也是事態演變到極限，不能不產生困境的自然現象。

一九五Ｏ年八月，庇護十二世教宗頒佈"人類"（HUMANI GENERIS）通諭，就某些足以動搖教會信仰基礎的思想言論表明立場。這道通諭指責那些所謂的"新神學"的虛偽見解威脅教義的根基。這種新神學乃是一種適合於當代人思想觀念的神學反省，這些反省很重視歷史的因素和份量。然而庇護十二世教宗要求整個教會在哲學和神學上回到聖多瑪斯的神哲學思想正統。至於信仰基督各教會團體信徒之間的關係，庇護十二世在"人類"通諭中表明他對大公合一運動的某種憂慮，他擔心有人不謹慎，以調和主義（IRENISMO）來混淆大公合一運動的真義，只為了尋求彼此的合一而犧牲教義的本質。

"人類"通諭中並沒有指名指姓地批評，也沒有列出"新神學"的種種錯誤，但從字裡行間可以隱約看出哪些神學思想和哪些神學家受到指責。比方說，通諭指出人類多源論（POLIGENISMO）和教會有關宇宙人類受創造及原罪的當信道理不相容。這種立場顯然是針對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而表明的，因為德日進神父主張人類有多種起源，並非單由亞當和厄娃兩人傳衍下來的。

為"人類"通諭付出代價的是一些耶穌會的神學家，他們的思想激起了自然和超然，歷史與信理之間的爭論。當時名噪一時的神學家如德呂巴克（DE LUBAC），加內（GANNE），布亞爾（BOUILLARD）等人，都被迫放下教鞭，也不能出版著作。一九五四年，因為與"工人神父"的問題發生關係，幾位道明會的神學家如孔加爾（CONGAR）和舍尼（CHENU）等人也不准再教書。

一九五Ｏ年十一月一日，庇護十二世教宗隆重宣佈"聖母靈魂肉身一同升天"為教會當信的道理。這件盛事令舉世天主教友歡騰，卻在基督信徒大公合一運動上，在誓反教徒和東正教徒之間激起了存疑。

方才我們提到道明會幾位知名的神學家因"工人神父"的問題而被迫放棄教席。"工人神父"之所以在法國誕生，理由在於要向貧苦的人士傳播福音不能不顧慮到法國大多數勞動界人士都加入共產黨的組織，工會或政黨。，某些天主教人士以為：為了關懷社會中貧苦的人士，天主教徒可以成立一種"進步基督徒聯盟"（UNION DES CHRETIENS PROGRESSISTES），與共產黨配合。當時，法國一位思想先進的神父蒙蒂克拉爾（MONTUCLARD），在一九五一年寫的一本名叫"事件與信仰"（EVENEMENTS ET LA FOI）的書中表示：社會的改變必須先於傳播福音。然而羅馬聖座信理部禁止天主教徒與共產黨徒合作。不久之後，聖座開始擔憂工人神父的生活方式和他們所從事的社會工作。庇護十二世教宗認為工人神父已不再是屬於度靈性生活的人，而且他們的生活與工作已使在俗教友的行動特性發生問題。的確，工人神父的生活風格已經俗化，而庇護十二世教宗則設法維護司鐸生活職務的完整性，他期望看到的是具有傳教心火的神職人員，而不是一種新形態的司鐸職務。

雖然經過法國樞機主教們的從中週旋，那一批工人神父仍然必須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放棄他們在工廠的全時工作。一百多位工人神父中，有一半聽從教會當局的指示，另一半則繼續已往的工作，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和勞動階級人士分不開，而且教會似乎對勞動人士不關心。他們的態度激起不小的反響，法國主教們重新改組"法國傳教修院"，也創立了"工人傳教會"﹙MISSION OUVRIERE﹚，協調勞工牧靈工作。這一切都意味著法國天主教決不放棄教會傳教與牧靈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