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我已經廣泛地談了我在修院中的經驗，因為無疑地，它在我的司鐸培育過程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更完整地看，我清楚地發現，還有許多其他的環境和個人對我產生過積極的影響；正是藉著他們，天主讓我聽到了祂的聲音。

家庭

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在修院接受神職準備之前，在家庭中，父母已經以其生活榜樣為我提供了初步的準備。首先要感謝的就是我那位過早失去妻子的父親。母親去世時我才九歲，還未開聖體。因此，雖然母親對我的宗教教育的貢獻一定很大，但我對此卻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母親去世不久，哥哥也過世了，家中只剩下我和父親；他是位極虔誠的教徒，我看到他每天過著簡樸的生活。父親以前是職業軍人，母親去世後，他過著一種經常祈禱的生活。我曾經在半夜醒來，看到父親正跪著祈禱，就像他常常在教堂中跪著祈禱那樣。雖然我們之間從沒有談過司鐸的聖召，但就某方面來說，他的表樣是我的第一個修院，是一所家庭修院。

　　少年時期之後，博雷克法雷奇(Borek Falecki)碳酸氫鹽工廠的採石場和淨水廠成了我的修院。它不像是瓦多維采家中那樣的備修院。對我生命的那時刻而言，這工廠是一所真正的修院，雖然是隱秘的。我是在一九四○年九月開始當採石工人的，一年後我轉到了淨水廠，我的最終決定也就是在那幾年中日趨成熟的。一九四二年秋天，在索爾韋做工的同時，我以波蘭語言及文學的舊生的身分，開始在地下修院學習。當時我並未體認到這段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後來，我當了神父，到羅馬學習，比利時公學的同伴們讓我認識了有關工人神父、天主教職工青年運動(JOC\AS)的問題，那時我才真正地理解到，與勞動世界的接觸對西方教會和神職界來說，是何等重要。幸好我已經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了。
　　 實際上，我的經驗是 "工人修生" 的經驗，而非 "工人神父" 的經驗。在勞動中，我知道勞動工作意謂著什麼。我每天都與從事粗活的人在一起，很了解這些人的生活環境、家庭、興趣、人性價值和尊嚴。我親身感受到他們對我的善意。他們知道我是學生，也知道一旦環境允許，我將重操學業。他們從未因這個緣故而對我懷有敵意，也從未對我帶書上班表示過反感。他們對我說： "你儘管讀書，我們會替你放哨！" 尤其是值夜班時，他們經常對我說： "你休息吧，我們會提高警覺的。
　　我與許多工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時他們會請我到他們的家中作客。後來，我以神父和主教的身分為他們的兒孫付洗，為他們的婚禮祝福，並主持過他們中許多人的葬禮。這使我看到他們內在那深邃、祥和的宗教情懷以及生命的大智慧！即使在德國的佔領結束之後，我仍與以上這些人保持密切的連絡，直至我被選為羅馬的主教為止。至今，我仍與他們中的一些人藉書信保持連繫。

　　在此，我還要再回顧一下進修院前的那個時期。我不能不提一個特別的地方，在那裡有一個人，我從他那裡得到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堂區，位於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它是奉獻於聖達義•葛思佳(Saint Stanislaus Kostka)的。教堂由慈幼會的神父管理。有一天，他們全部被納粹送進了集中營，被拘禁在達毫(Dachau)，只留下了一位老神父和省區的一位視察員。我確信，在我聖召的培育過程中，慈幼會的神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這堂區，有一位與眾不同的人，他就是若望•泰拉諾夫斯基(Jan Tyranowski)。他的職業是職員，卻選擇了在父親的裁縫店中工作。他說當裁縫使他易於發展內在生活。他是位內修極深的人。在那困難時期，慈幼會的神父們以極大的勇氣更新他們對青年的牧靈工作。神父們委派若望•泰拉諾夫斯基一項任務，要他建構一個所謂的 "活玫瑰經團"，而與年輕人接觸。他將此任務付諸實行，但他不讓自己局限在組織工作上，他還關注所遇到的青年們的神修培育。就這樣，我學會了自我培育的基本方法，後來，這些方法在修道院的教育過程中得到了證實和發展。若望•泰拉諾夫斯基以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的著作為自己神修培育的基礎，他也幫助我讀這二位聖人的作品，雖然這樣的作品並不是我這種年紀的人常閱讀的。

　　我曾對聖衣會的神修精神懷有濃厚的興趣。在克拉科夫的拉科夫斯卡街(Rakowicka Street)有一所跣足聖衣會神父(Discalced Carmelite Fathers)的修院。我常去神父們那裡，也曾在痛苦之母良神父(Fr. Leonard of Our Lady of Sorrows)的引領下，與神父們一起作避靜。 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考慮加入聖衣會。但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為我解決了這個疑惑，他簡短地對我說： "應該先把你已經開始的事做完"。

　　那幾年，我的聽告解神父和神師是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Fr. Kazimierz Figlewicz)。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瓦多維采上中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時他是瓦多維采堂區的助理司鐸，教我們宗教課。多虧他的引導，我愈來愈接近堂區，我當了輔祭，並負責組織輔祭班。當他離開瓦多維采，去到座落在瓦維爾舊皇家城堡(Old Royal Castle of Wawel)的克拉科夫主教座堂後，我仍與他保持連繫。我還記得在中學五年級時，他邀請我去克拉科夫參加聖週三下午開始的三日祈禱，那次經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畢業後，我和父親遷居到克拉科夫，這使我與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的交往變得更加密切了。他那時是主教座堂的副本堂，我常找他辦告解；在德國佔領期間，我也經常去拜訪他。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那天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我到主教座堂去辦告解，堂裡卻空無一人，也許那是我最後一次自由地進入那座大堂，因為隨後它就被關閉了。瓦維爾皇家城堡變成納粹的漢•弗蘭克將軍(Nazi Governor-General Hans Frank)的總部。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是唯一仍能做彌撒的神父。在德國警察的監視下，他每星期可以兩次在關閉的主教座堂舉行彌撒。在那段困難的時期，以下這一切為他更具清晰深遠的意義：主教座堂、王室的陵墓、聖斯塔尼斯勞主教和殉道者(St. Stanislaus, Bishop and Martyr)的祭壇。他常常教誨我要熱愛這座後來成為我的主教座堂的大殿。直到去世，他一直忠實地守護著這教會和民族的特殊祭壇。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我被祝聖為神父。第二天，在主教座堂的聖良地下陵墓(Crypt of St. Leonard)，我舉行了第一台彌撒，當時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就在我身旁指導。這位虔敬的神父已去世好幾年了。只有天主能回報他為我所作的一切好事。

　　談起我司鐸聖召的來源，自然不能忽略 "瑪利亞路線"。敬禮天主之母的傳統，來自我的家庭和瓦多維采堂區。我記得在教堂的側面有一個小聖堂，這小堂就是獻給永恆救援之母的。每天上課前，或下午放學後，總是有許多同學到那裡去向童貞聖母祈禱。
　　另外，在瓦多維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聖衣會的修院，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聖拉菲爾•卡利諾夫斯基(St. Raphael Kalinowski)時期。城中有很多居民經常到那裡去祈求，這一敬禮從加爾默羅聖母聖衣的廣為流傳，便可見一斑。我也得到一件聖衣，那時我大概十歲，直到今日我仍帶著它。人們去聖衣會也是為了辦告解。就這樣，從童年、少年，直到中學，堂區以及聖母聖衣會慢慢培養了我對聖母的熱誠。
　　當我在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時，在慈幼會的堂區中我參加了 "活玫瑰經團"。在堂區，還有一種對進教之佑聖母的特殊敬禮。當我的司鐸聖召正在形成的時期，在若望•泰拉諾夫斯基的影響下(這我已經在上文提及了)，我對敬禮天主之母的理解方式有了改變。過去，我已確信瑪利亞引導我們走向基督，但在那個階段，我開始懂得基督也引導我們走向瑪利亞。曾有一段時期，我對聖母的敬禮有所疑惑，因為我認為，對瑪利亞的過度敬禮會危害對基督該有的至高崇敬。聖葛利寧•蒙福(St. Louis 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的一本名為 "敬禮聖母的真諦" (Treatise of True Devotion to the Blessed Virgin)的著作幫助了我，解答了我的疑問。瑪利亞真的帶領我們更接近基督，因為如果我們按她在基督內的奧蹟去生活，那麼她必把我們引向基督。雖然聖蒙福的論述可能稍微受到它那辭藻過於華麗的風格的影響，但書中所蘊含的基本神學真理卻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是位著名的神學家，他的聖母學思想源於天主三位一體的奧蹟以及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真理。
　　於是我明瞭教會為什麼每日三次誦唸三鐘經，也理解下面這段禱文的關鍵意義："上主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喜，她因聖神受孕*.我是上主的婢女，請照你的話，在我身上完成*.天主聖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 " 這些話多麼有力！它們表達出人類歷史中最重大事件的最深邃核心。
　　下面我解釋一下全是妳的(Totus Tuus)的出處。這個片語源自聖蒙福，是信靠天主之母這個句子的縮寫。完整的句子是這樣：我全是妳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我把妳當作我的一切，請把妳的心給我，瑪利亞。
　　就這樣，得益於聖蒙福，我開始以嶄新的觀點去發掘虔敬聖母的無窮寶藏。例如，從小我就聽人們在本堂的聖堂裡唱 "童貞瑪利亞無原罪始胎的日課經"，但直到後來我才真正體會到它們在神學和聖經中的豐富內涵。大眾化的民歌也是如此，例如波蘭的聖誕歌和在四旬期所唱的凸顯出與痛苦之母的心靈對話的基督受難哀歌。
　　 以上這些神修經驗是構成我祈禱與靜觀的旅程的基本要素，而這祈禱與靜觀的旅程引領我逐步走向鐸職，並繼續在我日後生命的所有事件上引導我。從兒時起，尤其是後來成為司鐸和主教，我常常到卡爾瓦利亞•則布羅茲多夫斯卡(Kalwaria Zebrzydowska)朝聖。卡爾瓦利亞是克拉科夫總教區重要的聖母朝聖地。我經常獨自一人沿小路步行到那裡去，在祈禱中，我把教會的各種問題獻給上主，特別是在奮力對付共產主義的困難時期更是如此。回顧過去，我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休戚相關的：今天如同昨天，我們被同一奧蹟的強光照射著。

　　有時我自問，聖修士雅伯對我的聖召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他的名字叫亞當•赫梅洛夫斯基(Adam Chmielowski)，並不是神父，但所有波蘭人都知道他是誰。在我熱衷於戲劇和藝術的那個時期，這位因參加一八六四年的 "一月起義" 而失去一條腿的勇士，深深地啟發了我。雅伯修士曾是一名畫家，在慕尼黑學過畫。他遺留下的藝術作品顯示出他出眾的藝術才華。後來，他放棄了藝術的道路，因為他理解到天主召叫他去做更重要的事。當他獲悉，位於克拉考夫斯卡大街(Krakowka St.)，被稱為﹁取暖所﹂的公用宿舍是克拉科夫貧苦人聚集的地方之後，便決定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不是做一個施捨者，從上面發送禮物，而是獻出自身為窮人服務。
　　這啟發人心的自我犧牲榜樣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在雅伯修士身邊聚集了許多人，兩個致力於為窮人服務的修會於是誕生。這一切都是在本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生的。
　　雅伯修士於一九一六年聖誕節去世，未見到波蘭獨立的日子。雖然修士已去世，但他的志業將隨著亞西西的聖方濟及聖十字若望的足跡繼續下去，成為波蘭代代相傳的徹底福音理想主義的表達。
　　 在波蘭的神修歷史中，聖修士雅伯佔有特殊的地位。對我來說，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在最終選擇了司鐸聖召，而遠離藝術、文學和戲劇的過程中，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特別的精神和榜樣。在教宗任內，我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將這位克拉科夫身穿灰色長袍的卑微修士，列入聖品。首先，在一九八三年波蘭之行期間，我在布羅涅•克拉考夫斯基(Blonie Krakowskie)將他封為真福；之後，又在值得紀念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羅馬將他列入聖品。許多波蘭作家以他們的文學作品頌揚雅伯修士永垂不朽的形象。在眾多的藝術作品、小說、劇本中，值得一提的是康斯坦蒂•米哈爾斯基神父(Fr. Konstanty Michalski)為這位聖人所寫的專論。當我在克拉科夫的聖弗洛里亞諾教堂(St. Florian's Church)擔任助理司鐸時，我也為他寫了一部戲劇，劇名是 "我們天主的修士"。我就以這種方式償還我對他感恩之情的債。

　　如前所述，我司鐸聖召的最終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佔領期間。這只是巧合，或者在我內與外在所發展的歷史事件之間有一更深的關連？這問題很難回答。當然，在天主的計劃中，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發生的。只能說，戰爭的悲劇對我的逐步選擇聖召的過程是有影響的，它幫助我從新的角度領悟聖召的價值和重要性。面對惡勢力的蔓延和戰爭的暴行，我對神職的意義和它在世界上的任務，認識得更加清晰了。
　　 戰爭的爆發使我遠離了學業和大學。在那期間我失去了父親，他是我身邊最後的一位近親。客觀而言，所有這一切使得我愈來愈遠離原先的計劃；就某方面而言，我的人性有如被人從它所成長的土地上連根拔起。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消極的過程，實際上，一道前所未有的光開始照亮我的良心：上主願意我成為一名司鐸。有一天，我非常清晰地體會到這召喚，就如一內在的光，它帶來另一種召喚的喜悅和確信，這瞭悟使我的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平安。
　　 這一切發生時，在克拉科夫我的四週、在波蘭、在歐洲、在全世界，都滿佈著恐怖事件。我所直接體驗到的，只不過是我的同胞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所體驗到的的一小部分而已。我特別想到瓦多維采那些與我一起畢業的同齡人以及我親密的朋友們，其中有些是猶太人。他們中有少數人在一九三八年就開始服兵役。好像第一個死於戰場的是班上最年青的一位。之後，我籠統地得知其他人的大致消息，他們或死於不同的前線，或死在集中營裡，或在圖布魯格(Tobruk)和蒙特卡西諾(Montecassino)戰役中陣亡，或被遣送到蘇聯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我先是慢慢地知道這些消息，然後，一九四八年我們一班在瓦多維采的畢業十年的聚會上，我才較完整地得知這些事情。
　　 在那殘酷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算是非常幸運的了。每天我都有可能被人從家中、從採石場、從工廠中逮捕，並送進集中營。有時我自問：為什麼這麼多同齡人都失去了生命，而我卻沒有呢？現在我知道這不是偶然的。在那勢不可擋的戰爭邪惡之中，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指向聖召所構成的善。我不能忘記在那困難時期人們對我的善意，無論是我的家人、同事或相識的友人，他們都是天主在我的道路上所安排的。

　　這裡要說的，是我聖召獨特而重要的另一面。在波蘭被蘇聯和德國東西分治的時期，有許多波蘭神職人員被逮捕並送進了集中營。單在達豪(Dachau)就有約三千人被關進了集中營。當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集中營，例如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戰後第一位列聖品的司鐸聖瑪西米利亞諾•瑪利•柯爾貝(St. Maximilian Maria Kolbe) - 涅波卡拉諾(Niepokalanow)的方濟會士 - 就是在那裡為基督獻身的。在達豪被監禁的還有弗沃茨瓦維克(Wloclawek)的主教米哈烏•科扎爾(Michal Kozal)，我懷著喜樂的心情於一九八七年在華沙)Warsaw)將他列入真福品。戰後，一些曾在集中營中受監禁的司鐸被晉升為主教。至今，卡濟梅爾茲•邁丹斯基總主教、亞當•科茲洛夫斯基總主教(Archbishops Kazimierz Majdanski and Adam Kozlowiechi)，以及依納爵•熱茲主教(Bishop Ignacy Jez)仍然在世，他們是達豪死亡集中營的最後三位主教證人，他們很清楚那經驗在許多司鐸的生命中意謂著什麼。為使畫面完整，也應該加上當時在集中營之中遭受同樣命運的德國司鐸。我有幸將他們中的一些人列入真福品：先是慕尼黑的魯伯特•邁耶神父(Fr. Rupert Mayer)；然後，在最近的德國牧靈訪問期間，又將柏林主教座堂的本堂伯恩哈特•利西滕伯格蒙席(Monsignor Bernhard Lichtenberg)和明斯特(Munster)教區的卡爾•萊斯納神父(Fr. Karl Leisner)列為真福。最後這位神父是於一九四四年在集中營內領受鐸品的，晉鐸後他只舉行了一次彌撒聖祭。
　　我們應該特別紀念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和蘇聯其他地區殉道的司鐸們。在眾多被關押的人中，我記起塔德烏什•費奧多羅維奇神父(Fr. Tadeusz Fedorowicz)，他在波蘭很著名，是一位讓我受惠良多的神修導師。費奧多羅維奇神父，這位雷奧總教區(Archdiocese of Lwow)的年輕司鐸，自願向總主教請求去陪伴一隊被流放到東方的波蘭人；特瓦多夫斯基總主教(Archbishop Twardowski)同意了他的請求，他就這樣在那些被流放到蘇聯，特別是哈薩克的同胞中展開了他的司鐸職務。最近，他在一本有趣的書中描述了這些悲劇性的事件。
　　當然，我在這裡所提及的有關集中營的事，只不過代表我們這個世紀的一部分悲劇性的 "末日啟示" (Apocalypse)而已。我所以提出此事，為的是要強調，我的鐸職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由無數我同時代人的偉大犧牲所促成的。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我免受這些最艱苦的經驗，但這更加重了我對那些知名或更多不知名人士的負債感。正是這些不分國籍和語言的人，以他們在歷史大祭台上的犧牲，促成了我司鐸聖召的實現。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他們將我引上了這條道路，他們藉自己的犧牲，為我彰顯出基督鐸職的最深刻及最基本真諦。

　　前面我曾說過，在戰爭的困難歲月中，我從人們那裡接受了很多的善意照顧。在佔領期間我認識了許多家庭，其中我特別記得一家。我和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Juliusz Kydrynski)先在採石場一起工作，後來又一起在索爾韋的工廠工作。我們都被分派在學生工人組，小組中還包括了沃依切赫•茹克羅夫斯基(Wojciech Zukrowski)、沃依切絲的弟弟安東尼(Antoni Zukrowski)，以及維斯瓦夫•卡奇瑪其科(Wieslaw Kaczmarczyk)。 戰爭開始前，我和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一起學習第一年的波蘭語文及文學。戰爭使我們之間的友誼更加親密了。我認識他的母親，她是一位寡婦，我與他的弟弟妹妹也很熟。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當我失去父親時，猶利烏斯•基德林斯一家給我許多關懷和照顧。我非常清晰地記得那一天：下班回家後，發現父親已經去世了。當時，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一家人對我的情誼，是我極大的安慰。之後，友誼擴展至其他的家庭，特別是住在克雄奇亞約瑟法街(Ksiecia Jozefa St.)的斯考斯基(Szkochi)一家人。得力於住在他家的亞德維加•萊瓦耶太太(Mrs. Jadwiga Lewaj)的幫助，我開始學習法文。斯考斯基先生的大女兒名叫索菲亞•波茲尼亞克(Zofia Pozniak)；她的丈夫被關在集中營，她曾邀請我們參加在她家舉行的音樂會。就這樣，那由詩歌和音樂所散發出的美麗光輝照亮了黑暗的戰爭時期及被佔領階段。以上這些都是我決定進入修院之前所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