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終於決定進入處於秘密運作狀態的克拉科夫修道院。院長若望•皮沃瓦爾茲克神父(Fr.
Jan Piwowarczyk)接納了我。對此事，我極度守密，即使對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我開始在亞格羅尼卡大學的地下神學院研讀，但同時，我仍繼續在索爾韋工廠做工。
在佔領期間，大主教一直將修院秘密地安置在他的寓所內，這對教師和修生來講，時刻會招致德國當局的嚴厲鎮壓。我從一九四四年九月開始，住在這所不尋常的修院裡，與受人敬愛的大主教生活在一起；在那裡，我與我的伙伴們一直住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即解放日那天，更確切地說，是那夜。實際上，紅軍是在那天夜裡進入克拉科夫巿郊的。德國軍隊在撤退時，炸毀了登布尼奇大橋。我仍然記得那可怕的巨響，響聲將主教府的所有窗戶玻璃震得粉碎。當時我們和總主教正在小聖堂裡舉行禮儀，第二天，我們趕緊修理這些破損。
不過，我還要把話題拉回解放日以前的漫長歲月。如前所述，我和其他一些青年住在主教府中。從一開始總主教就介紹一位年輕的神父作我們的神師，他就是斯塔尼斯勞•斯莫倫斯基神父(Fr.
Stanislaw Smolenski)。他於羅馬得到博士學位，是位有很深內修的人，現在他是克拉科夫的輔理主教，已退休了。斯莫倫斯基神父負責為我們的領受鐸品作有系統的準備。我們的院長卡濟梅爾茲•克羅薩克神父(Fr.
Kazimierz Klosak)，從前曾當過監牧。他在魯汶(Louvain)完成了學業，並擔任我們的哲學教授，他的刻苦和善良讓我們欽佩、讚頌不已。他直接對主教負責修院的事務，而我們這些地下修生便直接屬他管轄。一九四五年暑假後，來自瓦多維采，戰前就已成為修院神師的卡羅爾•科茲洛夫斯基神父(Fr.
Karol Kozowski)接替了若望•皮沃瓦爾茲克神父的院長職務，科茲洛夫斯神父幾乎為修院奉獻了他的一生。
我的修院培育是這樣完成的。前兩年，我一邊工作，一邊在秘密的狀態下完成哲學課程。之後的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在亞格羅尼亞大學的課業日益繁重起來，雖然戰後的第一學年大學課程仍然很不齊全。到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這一學年，一切便恢復正常了。在神學院我有幸接觸到一些卓越的教授，像倫理神學教授瓦迪斯瓦夫•威克神父(Fr.
Wadysaw Wicher)，以及為我介紹神學中的科學方法論的信理神學教授依納爵•洛茲斯基神父(Fr. Ignacy Rozycki)。今天，我由衷地感激我所有的神長、神師和教授們，是他們在修院生活中培育了我。上主，請酬報他們的努力和犧牲！
第五年開始時，總主教決定送我到羅馬完成學業。就這樣，我先於我的伙伴們，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領受鐸品。那年，我們修生的人數不太多，總共七個人，現在還有三位健在。人少也有人少的好處，這使我們能加深彼此的了解，並建立深厚的友情。從某方面看，由於人少，我們也與那些在秘密學習期間或暫短的大學公開學習階段中的神長和教授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修生階段的假期
進修道院後，我找到一種新的度假方式。總主教把我派到克拉科夫附近的拉奇布羅維采堂區(Parish of Raciborowice)，那裡的本堂約瑟夫•亞羅茲神父(Fr.
Jozef Jamroz)以及堂區助理司鐸們，成為我這個地下年輕修生的終生朋友，我一直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特別記得弗朗西斯•西蒙內克神父(Fr.
Franciszek Szymonek)，在後來的史達林主義恐怖時期，恐怖當局為了威脅克拉科夫教會，竟然將他逮捕、審訊，並處以死刑。所幸，不久後他便獲得緩刑。我也記得亞當•比拉神父(Fr.
Adam Biela)，他是我在瓦多維采唸中學時的學長。藉著這些年輕司鐸的幫助，我才能熟識這整個堂區的基督徒生活。
不久之後，在拉奇布羅維采堂區的邊茲采村莊(Village of Bienczyce)附近，有一個名叫諾瓦•胡達(Nowa Huta)的大社區興起。在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年戰後，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假日。我經常流連於拉奇布羅維采的古老教堂中，這座教堂的歷史可追溯到若望•德魯考茲(Jan
Dlugosz)的時代。我也常在墓園中徘徊沈思，久久不去。我將課堂上所用的書籍：附有註釋的聖多瑪斯的一系列著作，帶到了拉奇布羅維采。可以說，那時我正從一個偉大的神學傳統的﹁核心﹂研讀神學。同時，我開始寫一篇有關聖十字若望的論文。以後，當大學重新開放時，我在克拉科夫大學教授依納爵•洛茲斯基神父的指導下，繼續寫這論文。最後，在加里古•拉格朗熱神父(Fr.
Garrigou Lagrange)的指導下，天神大學(Angelicum)完成這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