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麼叫做"溫州模式"
教會要在某個國家生存和發展，必須在不違背信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與這個國家的國情相適應。清朝康熙皇帝時代，中國教會在祭祖祭孔問題上發生了"禮儀之爭"。中國自古以來對祖宗和孔子非常尊敬，有祭祖、祭孔的傳統。這種祭祀是中國人對祖宗和孔子表示敬意的方式，並無敬神的含意，與天主十誡的"一、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並無矛盾。康熙皇帝一再托人向教廷解釋，祭祖祭孔是中國傳統，不是敬神，但教廷偏聽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的報告，下令禁止祭孔、祭祖，違背了中國國情，結果激怒了原來對天主教非常友好的康熙皇帝，使他與天主教決裂，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造成以後一百多年的教難，使天主教在中國失去一個大發展的好機會。我們應該切切記住這個歷史教訓，今後一定要遵循主耶穌的"忠誠如鴿子，機警如長蟲"的教導，努力使中國教會，在不違背信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與中國的國情相適應，使聖教會能夠在中國土地上長期生存和發展。
中國解放前，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受盡了列強的欺侮壓迫。因此共產黨掌權後，非常重視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當蘇聯以老大哥自居，企圖對中國進行控制時，中國堅決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抵制蘇聯的控制，堅決走"自主"的道路，甚至不惜與蘇聯老大哥決裂！從此，獨立自主，就成了中國的基本國策。
這個基本國策，引用到宗教問題上，就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是中國政府不可動搖的方針政策，其目的是防止外國人利用宗教（不僅指天主教，也包括耶穌教、佛教、伊斯蘭教）干涉中國內政。因此，中國憲法第36條明文規定："宗教事務不受外國支配"。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耶穌把管理整個聖教會的權柄交給了伯多祿，伯多祿的繼承人是教宗。因此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必須受教宗一元化領導。這是天主教的"教情"。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使天主教的"教宗一元化領導"的教情，盡可能地與中國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宗教事務不受外國支配"的國情相適應，使天主教能在中國長期生存、發展呢？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政府要求教會的"獨立自主"。在八十年代初期，這個獨立自主，是指在信仰上獨立自主，否認教宗是教會元首。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特別是1989年後，政府的政策開始發生變化。目前政府要求教會的獨立自主，不再是信仰上的獨立自主，僅僅是"政治、經濟和宗教事務"上的獨立自主。在當信的教義，和當守的教規上，可以接受教宗領導。政治、經濟的獨立自主，與教義、教規毫無相干。只有"宗教事務"上的獨立自主，與教會原則有點抵觸。
那麼是否各國教會的一切宗教事務都不能獨立自主，必須樣樣經過教宗批准呢？那也不是的。在絕大部份的宗教事務，各國教會可以獨立自主，無須通過教宗。例如：開辦修院培養神職人員；祝聖神父；開辦修女院，或創立女修會培養修女；召開教務會議，選舉堂務管理人員，改革和健全教會財務制度；開展福傳工作，開辦教理學習班；出版教會書刊；建造聖堂，開辦醫院、敬老院；與國外開展宗教交流活動，主教、神父出國訪問；神職人員送國外留學……等等，在這些宗教事務上，各國教會可以獨立自主，不需要經過教宗批准。甚至教宗也希望我們在這些宗教事務上獨立自主，發揮地方教會的積極性、創造性，主觀能動性，把教會推向轟轟烈烈。因此我們不必一聽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就認為是脫離教宗，背叛教宗，靈魂不得救。因為各國教會在絕大部份宗教事務上，是可以和應該獨立自主的。主要的只有"主教必須教宗任命"，不能獨立自主。
這樣，天主教的"教情"與中國"國情"之間的矛盾，就可以縮小到"主教的任命"上面。主教必須教宗任命，是非常重要的教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
溫州模式就是在維護教宗在教理、教義、教規（包括任命主教）上的一元化領導的前提下，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其指導方針就是："以聖經聖傳為依據，遵循當信、當行的教義、教理、教規，本著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以伯多祿繼承人為首的聖而公教會的傳統精神，來辦好教會"。這就是"溫州模式"的基本精神。
二、 溫州模式的愛國會
溫州原來有一個五十年代留下的以陳達夫為主任，還俗的愛國會主教方志剛為副主任的反對教宗的愛國會。在文化大革命中，愛國會受到紅衛兵衝擊，方志剛被戴上高帽遊街，從此愛國會停止了活動。文化大革命後，1979年，愛國會恢復了活動。但參加的成員只有陳達夫、方志剛和林斌三人。從1979年到1998年的十九年中，全國各地的愛國會都先後進行五次換屆，愛國會成員經過五次改選，和充實。只有溫州愛國會，由於我們不理睬愛國會，拒絕參加愛國會，因此原封不動，仍舊是三個人。後來陳達夫死了，方志剛老得不能行動了，只剩下林斌一個人。於是由蔡叔毅神父把愛國會的權接過來，與林斌組成"二人愛國會"，其具體工作是落實教會房產政策，幫助教會從政府手中收回過去被占的教會房地產。從1979到1998的十九年中，溫州愛國會始終只有3人、2人，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單單從這點也可看出溫州公開教會對教宗的忠貞。由於"二人愛國會"太不象話了，1999年政府一定要我們把愛國會人員進行選舉，重新成立愛國會。並出動了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對全教區的教友做思想工作，非要我們重新成立愛國會不可。
開始時，我們拒絕成立愛國會，理由是：愛國會章程與天主教教義不符合。政府說，如果章程與教義不合，可以修改，但愛國會一定要成立。話已講到盡頭，再拒絕就顯得我們無理。於是我們決定成立擁護教宗的愛國會。
愛國會章程中，與教義抵觸最大的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因此我們要求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八個字刪掉。但宗教局的工作人員不敢答應，因?"獨立自主"是中國的國策（不單單在宗教問題上，而且在政治、經濟、外交上，中國都是實行獨立自主的）。於是在那段時間，我本人不斷地向國務院宗教局和黨中央寫信，要求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從愛國會章程中刪出去。並把給中央領導人的《公開信》，寄到全國各地教會（我為此被捕，與林主教及地下神父們關在一起），其他教友則在籌備成立愛國會的各種會議中，要求政府不要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放進《愛國會章程》。經過二個月的唇槍舌戰，最後政府終於讓步，同意我們把以下文字寫入愛國會章程："作為天主教信徒，保持天主教基本信仰原則，以聖經聖傳為依據，遵循當信當行的教義、教理、教規，本著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以伯多祿繼承人為首的聖而公教會的傳統精神辦好教會"。這樣，溫州愛國會就成了一個在"教理、教義、教規上（包括主教必須教宗任命）服從教宗領導"的前提下，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愛國會。
在愛國會成立大會上，政府同意我們先念《伏求聖神降臨經》，接著唱《偉大的教宗》歌。等宗教儀式完畢，才開始奏國歌，宣佈大會開始。
愛國會成立後，它的主要職責是管理教會的房地產，並從政府手中收回過去被占的教會房地產，無權管理教務。
以上就是溫州模式的愛國會。我相信這樣的愛國會，與天主教原則並無抵觸，參加這種愛國會的神父、教友，仍然是教宗的精神子民，與教宗及普世教會仍然共融。
三、溫州模式的新神父
溫州教區在最近十多年，不斷從教友中物色聖召青年，送到修院培植。1988年5月的《教廷八點指示》中的第六點規定："大陸忠貞教會因受環境因素無法自行培育聖職人員時，基於需要，允許進愛國會修院中修道。"我們根據這條指示，把聖召青年送到上海佘山修院讀書。
1992年7月，臺灣錢志純主教從教廷帶回一個新《八點指示》。其中第八點規定："忠貞教會的修士，得以到愛國會辦理的修院受教。至於晉鐸，盡可能請忠貞主教主持。如不能，則可由愛國會主教祝聖。"（摘自錢志純主教寫的《忠貞教會的見證及教廷的指示》，原載臺灣《善導周刊》1992年9月20日）。根據教廷這個指示，溫州教區先後培養出來的十一位新神父，都由上海愛國會主教金魯賢祝聖。總之在培養修士和祝聖新神父問題上，我們都是根據教廷指示執行，沒有違反天主教法典。這些新神父祝聖後，都非常擁護教宗。
以上是我個人對"溫州模式"的看法。溫州模式是溫州公開教會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所總結出來的經驗，是天主教要在中國土地上長期生存和發展的比較可行的途徑。在探索過程中，我們取得一些成績，經歷了許多失敗，也犯了一些錯誤。這是每個新生事物所免不了的。但我們正在不斷地改進，不斷地糾正。希望教內的兄弟姐妹，對這個溫州模式，不要橫加指責，打擊，更不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應該肯定它的成績，向它提出善意的批評，幫助它糾正缺點和錯誤，使它更加完善，更加附合天主教信仰，使它成為天主教能夠在中國生存、發展的一種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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