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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傳》收錄有劉宇聲編著《中華殉道先烈傳》自序中的一段：
說到教難的起因非常複雜－－清代初年的主要禍源，是中國禮儀之爭－－清朝末年主要是不平等條約所激起……接著歷數了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中美條約、中法條約、法國保教權、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直逼天津、天津條約、火燒圓明園、中俄北京條約……。僕以為教難的原因，在政府的判決書中和外教的詆譭書中都已指明，神父和信友只要放棄天主教信仰，即可活命，教難的原因，是要消滅公教信仰。指稱禮儀之爭，不平等條約是教難的原因，是劉鐸的偏執之詞。
劉鐸羅列的歷史事件，少了庚子教難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根源，即中日甲午海戰、馬關條約、午戍變法、百日維新、六君子殉國、康梁等出逃。外教人中的公正歷史學家，沒有把不平等條約和庚子教難連繫起來，而是說甲午中日戰爭，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梁變法、百日維新、西太后頑固守舊罷免光緒帝；圍使館教堂、庚子大變：這三個節段是一個事，是一個事的三個節段，是維新與守舊之爭，頑固守舊的大吏以為教會是站在維新一邊，所以對教會一同開火，加以殺戳；而劉鐸的序中對庚子教難的直接原因－－百日維新一字不提，於是連近代的大事，馬關條約也不提了，原來馬關條約上沒有護教的條文；但是清末的人提到國恥，就是不忘馬關條約，馬關條約把朝鮮、流球、台灣割讓給了日本，引致全國沸騰，於是百日維新，後黨復辟，光緒囚於瀛台，各國抗議清廷另立大阿哥，義和團奉召入京，庚子教難於然發生。劉鐸提了諸多不平等條約，因為上面有保護天主教的文字，實際是先有了教難，然後才有不平等條約上的護教條文；並不是先有了不平等條約，才發生了教難。劉鐸寫了中華聖人傳立了大功勞，然而他說教難的原因先是禮儀之爭，後是不平等條約。這原是現在的仇者的惡意，許多仇教者都採此說；而我自己的同教人不細讀清末的歷史，也如此說；真令人費解。
清末的維新人士在他們的著作中一致稱義和團為拳匪，康有為及梁啟超等的著作中都是這樣稱謂，現在不稱文革為革命，而稱浩劫；然而清末的歷史也應鐵筆直寫。再讀前文，馬關條約不在劉鐸的指責之中，馬關條約不保護天主教，然而馬關條約是最不平等的條約。為了馬關條約，我中國人才發奮圖強；直到辛亥革命，教會才平安了幾十年，新中國成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然並沒有廢除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各國的憲法，連同聯合國憲章都有保護宗教信仰之條文，可見所謂不平等條約上有了保護天主教的條文引來了教難實在是錯誤的看法，實際上是在當時不平等條約上寫了保護天主教的條文，而抑制了各地官員的仇教暴行，這是歷史事實，而法國駐京官員確是保護了各地的傳教士，不然教難會更加悲慘和繼續蔓延。
現代的一些對法國保教權深惡痛絕的人，指責法國用保教權擴大法國的勢力。勢力有多方面的：如政治勢力、經濟勢力等，如法國大革命，要根除天主教，也沒法根除了，法國的宗教勢力已然深入心，法國信友關心支援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權利，法國的外交官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保護了教士教民不受傷害。這樣的保教權是見義勇為，是應該表揚的，近代雷鳴遠神父指責法國的，是法國一些大人物的得罪和損害教會體面，以及壓制中國神父的事，其詳可參考《雷鳴遠神父傳》。可是連雷鳴遠這樣一位抗日愛國的神父，也被一些人列入帝國主義份子之列。現在已不提了，於此可見許多提法是不公正的，說中國教難的原因是禮儀之爭，和不平等條約帶來的，是為關閉自守的封建暴君開脫罪責。說禮儀之爭是教難原因的，有所謂的愛國會某位主教在海外的一次宗教會議上的發言有此謬論，那是禦用文人，由不得自己發言，而說教難是由不平等條約所引起，連共產黨的歷史學家也有不同意的。如文革時毛主席的高級助手陳伯達在他的《中國近代革命史》中所寫，長期受封建士紳壓迫剝削的農民為了擺脫壓迫而信了天主教，並且由於神父們的主持正義而打贏了官司；所以封建士紳非常憎惡教會，煽動他們控制下的義和團，攻擊和殺害天主教徒。(僅憑記憶，原文應從該書中錄取)。這一小段實際說明庚子教難的原因，乃出自無神論者之口，當更為可信。
再說法國保教權還是起到了保教的作用，以後教廷收回保教權，這五十年來全中國教會面對史無前例的困難處境，聽不見法國政府的抗議，似乎只作壁上觀，是中國教會受害，於法國人何干？如果各國政要能作一些表示，我國的困難或許會輕一些，當然我們首先祈求天主賞賜聖教平安。各國的大人物也應慷慨申張正義，為受苦的中國教會辯屈，聯合國有保護宗教的義務，各國也有這一條文，然而文革浩劫之後二十年，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在福州長樂市竟然拆毀了十多所大教堂，溫州囚禁了主教和所有的神父；聽不見聯合國來調查，來評判，於是乎各國都忘掉自己的憲法，這些教堂拆除的情形沒有喚起人心中應有的正義感，我們聽見教宗在廣播上提了一次，再無下文。法國呢，保教權取消了。實際上，真理正義，人人都應表明自己的看法，真理是沒有國界的。
在任何國家，壓制宗教、拆毀教堂都是相反正義的，中國也不能例外。保教不單是教宗主教神父的事，更當然也是每一個教徒的義務；教徒如任公職，或作國家元首，更應保護教會，保護神職人員，這是自然的，也是應該的。法國用保教權包攬主教的委任，這是有了私心偏心。法國主教神父看不起中國紅衣主教、主教、神父，但也是個別的，不能一概而論。法國神父辦教育造就中國神父還是有很大的功勞；教士功大於過；教宗收回了保教權，很是應當；但評論法國保教應當公正，如果，法國一直擁有保教權，或許龔品梅主教不會被淩辱被囚禁。現在全國伊斯蘭教的教堂教產全被追回，也沒有拆毀一座伊斯蘭教清真寺，因為伊斯蘭教團結性很強，一處有難，八方聲援。天主教在內蒙古於多年前拆掉了新建尚未完工的教堂，全國啞然無聲，於前年在福州拆毀了十多座教堂，全國也無聲響！是否各人只求平安，不管他人死活。靜默教會無權說話，愛國教會不敢說話，海外教會不愛說話！基督對掃祿說：你為什麼迫害我。其聲如雷轟鳴，而且光芒四射。港澳臺的教會中許多人對愛國會獻了許多殷情；但對這些年來忠貞教會的苦難，卻毫無聲息。《路加福音》中基督說：一個人被土匪搶劫及打傷，肋味人和司祭假裝沒看見，繞道而行；反而是撒馬利亞人將傷者扶起送往客店，並給與治療。內蒙古城川的聖堂被拆毀，聽不見聲援，聽不見抗議，聽不見慰問和支援，而是不信天主教的蒙古人成群結隊包圍了那裏帶頭拆毀教堂的旗長（旗即縣，旗長即縣長），用瓜果朿蔬菜如下雨般的打將過去，旗長在那裏呆不下去，只好被調到更遠的地方去了，看來外教群眾是很有正義感的。
再說劉鐸撰寫聖人傳很有功勞，我們中國大陸教會非常感謝，可是他寫的序文中說：禮儀之爭和不平等條約是教難的原因，是我所不能同意。這種論調是對致命聖人聖女的極大侮辱，也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細看聖人聖女的傳記，就一目了然。致命的聖人聖女是為堅持基督信仰奉獻了生命，傾流了熱血，是為基督而死，不是為禮儀之爭和不平等條約而死：天主已顯揚了他們，還要再顯揚他們。請求劉鐸原諒我的直率。
劉鐸在序(31頁)的倒數第二段說：中華民族一向愛好和平，對外來宗教，只要有益於己，從不排斥，盡量吸收，回教、佛教都被接受，因為與中國文化不相抵觸，不帶外來色彩，與中國同化，毫無侵略的意味。僕對劉鐸的此論大感意外，這一段根本不符合歷史；佛教一入中國，立即有楚王之亂，是以佛教的名義發出的叛亂，當即為漢明帝平息，以後又不斷在佛教的旗幟下發起戰爭，可參閱範文瀾《中國通史》隋唐部份，其罪行比仇教者筆下的歐洲大陸宗教戰爭尤盛，歷史上也發生過多次滅佛的事。而回教一手拿古蘭經，一手拿劍，回教沒有傳教史，只有以刀劍威脅群眾改教的歷史，君士坦丁堡變成了伊斯旦堡爾不是傳教的成功，而是刀劍的力量，不是同化而是侵略！範文瀾的《通史》稱為阿拉的侵略，而且隋唐時向東方劫掠，坦羅斯一役唐朝大敗，死亡士兵數萬，從此唐失西域，連波斯州也丟掉了。清朝左宗棠西征不久前的老年人還能記憶，回軍所到之處，寺廟全被焚燒，只有天主教堂因舊約中的關係還能保留，而且歷史家認為，唐失西域後，如沒有十字軍在西頭的牽制，當日的宋元帝國決不會安穩；而今日的中國，怕也當別寫歷史了。所以劉鐸的這段文字，全是空中樓閣，閉門造車而已，說佛回與中國同化毫無侵略完全不是事實。佛教至今還念梵文，回教至今還誦念阿文，何同化之有，達賴至今還在鼓吹西藏獨立，西藏社會十分落後，同化之句從何說起？
接著，劉鐸寫道：反而我天主聖教在國人眼中大不相同，只有明末短暫的與我同化，以後不僅歐化，還有與帝國主義攜手合作的大嫌疑，因而演成了庚子年的大悲劇。這一段文字，使可敬愛的劉鐸變成了北京的禦用文人的同路人了。劉鐸把我天主教與佛回比較，說在國人眼中大不相同，現在書店裏擺滿了明朝的三言兩拍，揭露佛教很是醜陋，實際在國人眼中，至今天主教在許多打擊之下，仍然是備受景仰的，劉鐸的台灣天主教人數下降，然而在全中國，天主教在外教人心中是第一，每年有眾多的人領洗就是証據，天主教有明清和現在的教難，這正是天主教偉大的証明，如沒有教難，就許是同流合污了。現在整個大陸，高樓遍地，鐵路、公路迅速伸展；難道一定返回騎毛驢的時代，才算中國化嗎？難怪劉鐸不要雄偉高聳的大教堂，而要曲徑通幽的小寺廟，他的教堂就是古代的舊小廟，他的祭服小巧古板，小堂裏不用沈香滾滾的提爐，而是細細一支用樹皮剝作的線香，膻氣而已，何香之有！難怪在台灣人不肯奉教了，許是把教堂當成了寺廟，把神父當成了和尚，利瑪竇神父決不肯如此！
劉鐸的結論全是錯的，因為百日維新是指向日本帝國主義的，而教會被認為是站在維新派一邊的，打擊維新派，同時也株連到教會，這是歷史事實，不容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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