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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在現代中國的傳教方法
《懷仁之驛》季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一些回憶。在一次標題為《認識傳教士的世界》的節目裏，我敘說了我在法國和德國參與為傳教地區捐款的經歷。在這次節目裏，我要介紹我在一個由傳教士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的講話。講話的題目是《在現代中國的傳教方法》。以下是講話的內容。
在現代中國的傳教方法
本文的題目是1911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而內容則取自我在額我略大學講授的一個課程。這課程有三個部分，分別討論，在傳教地區的“教會與社會” ，“福音與傳統宗教” 以及“教會的神學與當地社會的現行意識形態” 之間的關係。在三部分的討論之前有一個很長的緒言，次第介紹歐洲的教理講授運動，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全球主教會議，以及它們對傳教地區教會的影響。
本文屬於這課程的第一部分。它觸及宗教在一個傳統社會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基督教會在同一社會中形成的問題。
在一個傳統社會中，宗教往往呈現一種散佈的現象。它缺乏明確的制度，教義，倫理道德原則，而普及於一般社會風俗習慣中。處於這?一個社會中的個體，僅僅由於他們的出生，就隸屬於他所歸屬的社團的宗教。因此，對於他們，皈依基督宗教事實上是被禁止的。
既然如此，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會怎樣能在19世紀後半期以及20世紀前幾十年進入傳教地區的國家並且在那裏發展起來的呢？答復是當時的傳教士採用了“輸入外地文化”的傳教方法。
所謂“輸入外地文化” （acculturation）是與“傳授本地文化”（enculturation）相對的一個專門名詞。從前西班牙的殖民者來到南美洲，西班牙的耶穌會傳教士隨著向在那裏的本地的土著傳教。那裏的土著原來屬於遊牧民族。耶穌會傳教士為他們建立了教友村莊，讓他們定居在那些村莊裏度農民的生活，同時也使他們成為基督信徒。這就是我要介紹的“輸入外地文化”方式的傳教方法的一個先例。
19世紀後半期以及20世紀前幾十年的西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也採用了這樣的傳教方法。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尚處在傳統社會的狀況中，它不允許社會中的個體為他們自己做出決定，連在宗教方面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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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半期以及20世紀前幾十年的西洋傳教士，所以能夠在中國傳教也採用這樣的傳教方法，那是得力於殖民勢力的暗助。
實際上，當時西洋的殖民勢力對於教會在中國的傳教產生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西方的殖民勢力壓制了中國本地的社會組織，削弱了它們對本地社會的控制作用。 這樣，我們可以說，個別的中國人在團體的壓力下被解放，得到機會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選擇；
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經濟體系。中國人，在傳統的生活方式之外，另有了出路。這樣，皈依基督教會的中國人便得以在自己所屬的天然團體範圍以外謀生，繼續生活。
19世紀後半期以及20世紀前幾十年的西洋傳教士，怎樣在中國施行上面所介紹的“輸入外地文化”的傳教方法呢？我的解釋著重於構成這種傳教方法的三個因素，那就是：望教的團體，死板的要理講授，傳教士的角色。
1． 望教的團體
這是教會在中國本地社會的邊緣建立起來的一種團體，幾乎與傳統社會生活隔離。
這種團體成員參入的動機常常是社會-經濟原因。在1930年第8屆魯汶傳教學習周上，德施默得（De Smedt）神父在他的講話中列舉了一些例子：
生活的需要（教友村莊，傳教士辦的孤兒院），身體和腦子的健康問題（傳教醫療站或者醫院），西方教育（教會學校）。
換句話說，所謂的望教團體事實上是一種既是慈善又是傳教的機構。就其是傳教機構而言，它的作用是一方面為團體的成員排除信教的阻礙，另一方面給他們提供學習教理和信仰基督的機會。
若瑟、高內神父說的話：
人為的方法為傳教士帶來聽眾，但是使他們成為基督徒則如同第二次出生，這是一個長久而痛苦的出生，通過聆聽傳教士宣講的天主聖言，以及實踐他們所聽到的。
這句話觸及了構成“輸入外地文化”的傳教方法的第二個因素。
2． 死板的要理講授
望教的團體的成員是這樣在團體裏學習天主教的教理的。他們先要背誦要理問答的條款，然後，有人向他們逐字逐句的解釋這些要理條款。他們死板板地學習一個天主教徒應當相信的道理和遵守的誡命。
這樣的方法當然不會在他們的心中引起信仰和虔誠。為達到這個目的則需要通過傳教士的規勸或者通過普通的基督徒虔誠實踐，比如誦念玫瑰經，拜苦路。
再者，他們是在傳教士的監督和守護下實踐天主教徒的宗教和倫理生活。
3． 傳教士的角色
傳教士是望教團體台柱。他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既是“好父親”又是“嚴判官”。而事實上他便這樣有效地實踐他的傳教使命。
傳教士是好父親，因為他富裕而且有權力。他有歸他支配的經濟支持，在地方政府享有優惠，而且受外國勢力的保護。在他的照顧下，望教團體的成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傳教士是嚴判官，因為他是慕道班的最高權威。他的話就是法律；他的裁判代表基督徒倫理規範。
結論
我們可以無休無止的討論這種傳教方式的功過，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方式是應那種特殊的歷史環境所形成的，並不決定於教會。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當一個傳教士本身有能力，而且是根據福音的勸告行動，這種方式會產生非常好的效果。
事實上，由於對傳教士真誠的尊重，還有真誠的情感，使得中國慕道班的人們常常不只是服從傳教士的命令，效仿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接受他們的價值體系。
從另外一方面講，他們從傳教士那裏得到信仰的方式，和在基督宗教國家的孩子們從他們的父母那裏接受信仰，是一樣的。
然而，這種傳教方式確實在傳教區留下了印記。它確實轉變了基督信徒在他們自己國家裏的處境，並造成了教會與獨立自主了國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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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暫時談到這裏為止。在下次的同一節目裏，我再介紹那次講話後的討論，同時說明那時的討論與韓德立神父在《懷仁之驛》季的那篇文章上所提出的問題和建議的連帶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