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六十八】

第九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39－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公教进行会又开始活跃起来，在社会中担当使徒传教的工作，这个组织在不少传教区国家的教会中也建立起来。

天主教公教进行会（AZIONE CATTOLICA）是个联合地方教会内所有在俗教友使徒工作团体的组织，但在各国各地的性质或工作 围恐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意大利，这里的公教进行会是个结构很紧密，几乎是中央集权，并由意大利主教团指挥的机构。在其他某些地方，公教进行会则和圣母军结合在一起。圣母军在一九二一年源於爱尔兰，一九四五年起在世界各地开始发展，它的宗旨在从事直接的使徒传教工作，是纯宗教性的活动，毫不在乎社会与经济背景与环境。

在法国和不少国家中，公教进行会是个训练有素的教会组织，它很强调向生活周遭的环境传播福音，并努力设法改善社会的生活条件。这些训练有素、学有专长的公教组织在一九五Ｏ年以後的十年间，在法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九五Ｏ年，法国主教们成立"劳工公教进行会"（ACTION CATHOLIQUE OUVRIERE），目的在划清公教进行会与当时社会上各种带有政治和社会运动色彩的民众组织的界线。法国主教们的意思是：公教进行会参与教会使徒传教的使命，所以就是参与主教们的使命，这个组织肩负着教会当局托付的使命，它与政党和工会的属性有别。当然，公教进行会的有些成员也负有现世事务的职务，不过，类似的职务都是交付给个别的人，而不是公教进行会本身的真正使命，因为法国主教们寄托在这个组织身上的首要工作是传播福音。

前叁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天主教当局为了向本国重新展开传播福音的工作，先後成立了"法国传教修院"和"巴黎传教会"，又有戈丹（GODAN）和达尼埃尔（DANIEL）两位神父联合出版一本名叫"法国，传教区国家吗？"的书，而当时巴黎总主教叙阿尔（SUHARD）枢机也在一九四七年发表了一篇论"教会的进步或衰退（ESSOR OU DECLIN DE EGLISE）的牧函。以上这些创举和着作文字都在强调一件事：需要向法国社会失落基督信仰的环境，特别是劳工界，重新展开牧灵的工作。

然而，由於一般神职人员很难与劳工界人士接触，更无法进入劳动的场所，因此"工人神父"都来自法国传教会修院和巴黎传教会，或某些修会。他们的人数虽然有限，但到一九五四年已有一百位左右，当时法国着名的天主教作家吉尔伯特．塞斯布龙（GILBERT CESBTON, 1913-1979）在一九五二年写了"圣人下地狱"（I SANTI VANNO ALL' INFERNO）这本小说，以工人神父的生活经验为主题，让社会大众认识他们，结果激起很大的共鸣。这种经验改变了司铎生活的方式，使司铎们不再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在十六世纪中叶召开特里腾（TRENTO）大公会议时，便已经完全固定下来了。这些工人神父不穿长袍，不住在本堂区和修会会院，而是租公寓，经常和非基督信徒或共产党徒一起劳动工作。

话说回来，工人神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人都喝采的，所以引起不少争论。这些争论不但来自思想保守、传统的基督信徒，甚至也来自"劳工公教进行会"的成员，这些成员不了解工人神父这种非常直接的使徒工作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司铎们越俎代庖，取代了在俗教友的使徒工作。

一九四六年法国天主教"爱德之子"修会会士米绍诺（MICHONNEAU）神父在巴黎郊区的牧灵工作显示：一个本堂区是可以变成为一个传教的团体的。一九四七年，另一位名叫勒米利厄（REMILLIERX）的神父则以教会的礼仪为出发点，把他的本堂区改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团体。部分人士以为勒米利厄神父的作法稀奇古怪，因为他为教友所作的婚配圣事和圣洗圣事的事前准备都不寻常。还有，他举行弥撒时是面向教友，而不是背向信众，面朝设在圣堂内部尽头靠墙的祭台。不过，勒米利厄神父的作风却逐渐为所有的本堂区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法国的要理教学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个运动早在一九叁Ｏ年代便由马里耶．法尔格（MARIA FARGUES）和弗朗索瓦．德尔凯纳（FRANCOISE DERKENNE）两人发起。这时候则由法国全国宗教教学中心主任约瑟夫．科隆（JOSEPH COLOMB, 1902-1979）神父负责领导推动。他当时强调要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不足，主张宗教教育应该多重视圣经和礼仪材料，并使信仰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连结起来。这就是说：要理教学必须是渐进的，应该和每个人的成长阶段经验相配合，而且所用的言语也要符合听者的接受能力。因为约瑟夫．科隆神父的推动，法国成立了不少要理教学研究机构，培育了许多专业的要理教师和义务传道员。

一九四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方殷之际，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了"天主圣神的启发"（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鼓励天主教友多研读圣经，於是翻译圣经之风大盛，其中以"耶路撒冷圣经"的问世最为轰动。这都证明天主教徒确实重新发现圣经的重要性。当时教友们，尤其是研读圣经的人，都把圣经当作天主的话来研究，来看待，而不只是神学言论引经据典的根据而已。

随着圣经研读风气的盛行，天主教圣经注释专家的着作也纷纷出笼，成为一套一套的丛书。不少有关圣经历史的着作显示神学并不是超越时空的学问，许多关於礼仪和教父的经典之作都被翻译出版，并附带评论。在这种评论和研究潮流冲击之下，教会的礼仪逐渐更新，注重基督学和教会学的成份和意义。

谈到基督学，不能不提一下法国耶稣会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神父。这位曾在中国北方参与考古工作，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北京猿人"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在本世纪上半叶算是很先进，因此，他的有关教会信仰的作品生前都无法正式发表，仅能暗暗地流传，只有在他去世後才问世，一时举世轰动，洛阳纸贵，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人的现象"（LE PHENOMENE HUMAIN）和"神的氛围"（L'AMBIENTE DIVINO）两本体积不大，但见解极具革命性的书。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德日进神父的神学思想是"泛基督主义"（PANCRISTISMO），是"宇宙神秘论" （COSMOMISTICA），是"基督宇宙中心论" （COSMOCRISTOCENTISMO）。根据他的见解，物质含有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背後可以发现基督。德日进神父主张：整个宇宙都朝着"原始点"（PUNTO OMEGA）运转，一切的存在都向原始点集合，回到基督那里。这个主张获得不少学者的支持。

至於教会学，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有所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继续演进下去。当代几位着名教会学家如德蒙舍依（DE MONTCHEUIL），孔加尔（YVES CONGAR, 1904-1995），德吕巴克（DE LUBAC）等人，都努力把教会神学值根在历史中，并且不把教会当作一个好像基督已经设计齐全，巨细无遗，万无一失的完美团体来介绍给世人，而是把教会当作恩宠的奥迹，当作人和基督相会的场所来看待。

这种回到教会根源，并重视教会在历史中的意义的新观念，大大有助於信仰基督各教会团体和各宗派之间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