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圣衣会的神修精神怀有浓厚的兴趣。在克拉科夫的拉科夫斯卡街(Rakowicka Street)有一所跣足圣衣会神父(Discalced
Carmelite Fathers)的修院。我常去神父们那里,也曾在痛苦之母良神父(Fr. Leonard of Our Lady of Sorrows)的引领下,与神父们一起作避静。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考虑加入圣衣会。但亚当.斯特梵.萨皮阿枢机为我解决了这个疑惑,他简短地对我说: "应该先把你已经开始的事做完"。
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
那几年,我的听告解神父和神师是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Fr. Kazimierz Figlewicz)。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瓦多维采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他是瓦多维采堂区的助理司铎,教我们宗教课。多亏他的引导,我愈来愈接近堂区,我当了辅祭,并负责组织辅祭班。当他离开瓦多维采,去到座落在瓦维尔旧皇家城堡(Old
Royal Castle of Wawel)的克拉科夫主教座堂後,我仍与他保持连系。我还记得在中学五年级时,他邀请我去克拉科夫参加圣周叁下午开始的叁日祈祷,那次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业後,我和父亲迁居到克拉科夫,这使我与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了。他那时是主教座堂的副本堂,我常找他办告解;在德国占领期间,我也经常去拜访他。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叁九年的九月一日,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到主教座堂去办告解,堂里却空无一人,也许那是我最後一次自由地进入那座大堂,因为随後它就被关闭了。瓦维尔皇家城堡变成纳粹的汉.弗兰克将军(Nazi
Governor-General Hans Frank)的总部。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是唯一仍能做弥撒的神父。在德国警察的监视下,他每星期可以两次在关闭的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在那段困难的时期,以下这一切为他更具清晰深远的意义:主教座堂、王室的陵墓、圣斯塔尼斯劳主教和殉道者(St.
Stanislaus, Bishop and Martyr)的祭坛。他常常教诲我要热爱这座後来成为我的主教座堂的大殿。直到去世,他一直忠实地守护着这教会和民族的特殊祭坛。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我被祝圣为神父。第二天,在主教座堂的圣良地下陵墓(Crypt of St. Leonard),我举行了第一台弥撒,当时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就在我身旁指导。这位虔敬的神父已去世好几年了。只有天主能回报他为我所作的一切好事。
玛利亚路线
谈起我司铎圣召的来源,自然不能忽略 "玛利亚路线"。敬礼天主之母的传统,来自我的家庭和瓦多维采堂区。我记得在教堂的侧面有一个小圣堂,这小堂就是献给永恒救援之母的。每天上课前,或下午放学後,总是有许多同学到那里去向童贞圣母祈祷。
另外,在瓦多维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圣衣会的修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拉菲尔.卡利诺夫斯基(St. Raphael Kalinowski)时期。城中有很多居民经常到那里去祈求,这一敬礼从加尔默罗圣母圣衣的广为流传,便可见一斑。我也得到一件圣衣,那时我大概十岁,直到今日我仍带着它。人们去圣衣会也是为了办告解。就这样,从童年、少年,直到中学,堂区以及圣母圣衣会慢慢培养了我对圣母的热诚。
当我在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时,在慈幼会的堂区中我参加了 "活玫瑰经团"。在堂区,还有一种对进教之佑圣母的特殊敬礼。当我的司铎圣召正在形成的时期,在若望.泰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下(这我已经在上文提及了),我对敬礼天主之母的理解方式有了改变。过去,我已确信玛利亚引导我们走向基督,但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懂得基督也引导我们走向玛利亚。曾有一段时期,我对圣母的敬礼有所疑惑,因为我认为,对玛利亚的过度敬礼会危害对基督该有的至高崇敬。圣葛利宁.蒙福(St.
Louis 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的一本名为 "敬礼圣母的真谛" (Treatise of True
Devotion to the Blessed Virgin)的着作帮助了我,解答了我的疑问。玛利亚真的带领我们更接近基督,因为如果我们按她在基督内的奥迹去生活,那麽她必把我们引向基督。虽然圣蒙福的论述可能稍微受到它那辞藻过於华丽的风格的影响,但书中所蕴含的基本神学真理却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是位着名的神学家,他的圣母学思想源於天主叁位一体的奥迹以及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真理。
於是我明了教会为什麽每日叁次诵念叁钟经,也理解下面这段祷文的关键意义:"上主的天使向玛利亚报喜,她因圣神受孕*.我是上主的婢女,请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天主圣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中间*.
" 这些话多麽有力!它们表达出人类历史中最重大事件的最深邃核心。
下面我解释一下全是 的(Totus Tuus)的出处。这个片语源自圣蒙福,是信靠天主之母这个句子的缩写。完整的句子是这样:我全是 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属於 ,我把 当作我的一切,请把 的心给我,玛利亚。
就这样,得益於圣蒙福,我开始以崭新的观点去发掘虔敬圣母的无穷宝藏。例如,从小我就听人们在本堂的圣堂里唱 "童贞玛利亚无原罪始胎的日课经",但直到後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它们在神学和圣经中的丰富内涵。大众化的民歌也是如此,例如波兰的圣诞歌和在四旬期所唱的凸显出与痛苦之母的心灵对话的基督受难哀歌。
以上这些神修经验是构成我祈祷与静观的旅程的基本要素,而这祈祷与静观的旅程引领我逐步走向铎职,并继续在我日後生命的所有事件上引导我。从儿时起,尤其是後来成为司铎和主教,我常常到卡尔瓦利亚.则布罗兹多夫斯卡(Kalwaria
Zebrzydowska)朝圣。卡尔瓦利亚是克拉科夫总教区重要的圣母朝圣地。我经常独自一人沿小路步行到那里去,在祈祷中,我把教会的各种问题献给上主,特别是在奋力对付共产主义的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回顾过去,我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休戚相关的:今天如同昨天,我们被同一奥迹的强光照射着。
这里要说的,是我圣召独特而重要的另一面。在波兰被苏联和德国东西分治的时期,有许多波兰神职人员被逮捕并送进了集中营。单在达豪(Dachau)就有约叁千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集中营,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战後第一位列圣品的司铎圣玛西米利亚诺.玛利.柯尔贝(St.
Maximilian Maria Kolbe) - 涅波卡拉诺(Niepokalanow)的方济会士 - 就是在那里为基督献身的。在达豪被监禁的还有弗沃茨瓦维克(Wloclawek)的主教米哈乌.科扎尔(Michal
Kozal),我怀着喜乐的心情於一九八七年在华沙)Warsaw)将他列入真福品。战後,一些曾在集中营中受监禁的司铎被晋升为主教。至今,卡济梅尔兹.迈丹斯基总主教、亚当.科兹洛夫斯基总主教(Archbishops
Kazimierz Majdanski and Adam Kozlowiechi),以及依纳爵.热兹主教(Bishop Ignacy Jez)仍然在世,他们是达豪死亡集中营的最後叁位主教证人,他们很清楚那经验在许多司铎的生命中意谓着什麽。为使画面完整,也应该加上当时在集中营之中遭受同样命运的德国司铎。我有幸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列入真福品:先是慕尼黑的鲁伯特.迈耶神父(Fr.
Rupert Mayer);然後,在最近的德国牧灵访问期间,又将柏林主教座堂的本堂伯恩哈特.利西滕伯格蒙席(Monsignor Bernhard
Lichtenberg)和明斯特(Munster)教区的卡尔.莱斯纳神父(Fr. Karl Leisner)列为真福。最後这位神父是於一九四四年在集中营内领受铎品的,晋铎後他只举行了一次弥撒圣祭。
我们应该特别纪念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和苏联其他地区殉道的司铎们。在众多被关押的人中,我记起塔德乌什.费奥多罗维奇神父(Fr.
Tadeusz Fedorowicz),他在波兰很着名,是一位让我受惠良多的神修导师。费奥多罗维奇神父,这位雷奥总教区(Archdiocese
of Lwow)的年轻司铎,自愿向总主教请求去陪伴一队被流放到东方的波兰人;特瓦多夫斯基总主教(Archbishop Twardowski)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就这样在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特别是哈萨克的同胞中展开了他的司铎职务。最近,他在一本有趣的书中描述了这些悲剧性的事件。
当然,我在这里所提及的有关集中营的事,只不过代表我们这个世纪的一部分悲剧性的 "末日启示" (Apocalypse)而已。我所以提出此事,为的是要强调,我的铎职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由无数我同时代人的伟大牺牲所促成的。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我免受这些最艰苦的经验,但这更加重了我对那些知名或更多不知名人士的负债感。正是这些不分国籍和语言的人,以他们在历史大祭台上的牺牲,促成了我司铎圣召的实现。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他们将我引上了这条道路,他们藉自己的牺牲,为我彰显出基督铎职的最深刻及最基本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