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致词全文

主席先生，
各位可敬的女士、先生们！

1. 有机会在这个民族大集会的场合中发言，与各国、各民族、各种语言和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一同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我感到很荣幸。我完全了解：向这崇高的大会致词，在某种意义上，我乃是在向生活在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大家庭说话。我的话是宗座和天主教会对这个机构的敬意和关切的表示，我乐意把这些话和所有把人类社会更美好的前途寄托在联合国的人士的心声结合在一起。

首先，我深深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热忱鼓励我来访问。此外，我也感谢您，主席先生，亲切地迎接我到这个极崇高的集会中。最後，我也向各位本届大会全体成员致意，我感谢你们的出席和客气的聆听。

今天我来到各位当中，内心渴望贡献一己之力，有助於默想这个组织的历史与角色。这个默想必然要陪伴周年庆祝的活动，并使活动更富有内容。圣座由於所负的是精神使命，因而关切每个人的整体益处，所以自始就是联合国的理想与目标的信实支持者。教会与联合国各自的目标与行动的方式显然不同，但对人类大家庭的共同关心给双方不断地打开广阔的合作领域。指导我今天的反省的，正是这样的体认。这个反省不固定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上，而以最近几年中所发生的不寻常变化对全人类当前与未来的影响为对象。

人类共同的产业

2.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在进入新的一千年代的前夕，我们是一个
不寻常，而且全面加速寻求自由现象的证人。寻求自由乃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展过程之一。这个现象不仅限於世界某一个角落，也不仅是单独某个文化的表现。相反地，在地球每个角落，男男女女，即使受到暴力的威胁，也冒着自由的危险，要求他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空间获得承认，而且这个空间要合乎自由人的尊严尺度。这个全球普遍性的追求自由确是我们当代的特徵之一。

在我上次一九七九年十月二日访问联合国时，我曾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寻找自由，其根据在於普遍的权利，人享有这些权利，只因为他是人。正因为对人性尊严有着暴行的记录，以致联合国成立叁年後，即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这宣言乃是当代人类良知最高的表现之一。在亚洲和在非洲，在美洲，在大洋洲和欧洲，就因为这个宣言，所以才有满怀信念与勇敢的男男女女彼此呼应支援，要求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

3. 为我们重要的是了解这个世界性运动的所谓的内在结构。正是该运动的世界性特徵提供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基本“数字”，证实如何真正存在着根植于人性的普遍人权，在这些人权中反映着普遍道德律客观又必然的要求。这些权利绝非抽象的肯定确认，而是与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的具体生活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些权利也提醒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理性或缺乏意义的世界，相反地，其间存有道德逻辑，这个逻辑光照着人的存在，并使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要让说服的世纪取代强制的世纪，则需要寻找一条用可以了解而且共通的语言，来讨论人类前途的道路。铭刻在人心中的普遍道德律就是让世界用来面对讨论自己前途的一种基本原理。

从这个角度看，令人严重担忧的是今天有些人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就如否认众所承认的人性一样。当然，在人的自由方面并没有独一无二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模式，因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在一个自由与负责的社会中，会产生不同的体制。可是肯定自由形式的合法多元性是一回事，否认人性和人的经验的任何普遍性与可理解性却是另一回事。後者的看法即便不使说服性的国际政治无法施展，至少会令它极度难以推行。

冒着自由的危险

4. 普遍追寻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运动，以非暴力革命的方式，于一九八九年明显地出现在中欧和东欧。那些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发展出来的历史事件，却提供了一个远超过特定地理区域界限的教训：一九八九年的非暴力革命指出自由的追求乃属不可抑制的要求，它源发自对人极其珍贵的尊严和价值的承认，而且必然伴随着促成它的努力。现代的极权主义，别的不说，首先便是对人性尊严的攻击，这种攻击甚至猛烈到否定生命不可侵犯的价值。一九八九年革命之所以可能，乃由于勇敢的男男女女的努力，他（她）们从一种不同的，而且毕竟是更深刻、更有力的观点获得启发，这个观点就是：认为人是有理智的，而且自由的，在他（她）内存在着一个超越他的奥 ，他具有反省和选择的能力，也因此有能力认识智慧，修德行善。致使那些非暴力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彼此关怀的经验：面对着靠宣传和恐怖力量支撑的政权，那种彼此关怀成了“非强者的力量”的精神核心，成了希望的新果，而且也成了一种提示，它告诫人在历史旅途中，有可能跟随一条人类心灵所向往的更高贵的道路。

今天，从这座特殊的世界了望台来回顾那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不发现启发那些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些价值，乃与联合国宪章所列的许多道德义务相吻合：例如「重申信仰基本人权，信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努力；又如努力「在最大的自由 围中，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善生活的条件」(序言)。在一九四五年创立这个组织的五十一个国家，的确点燃了一支火炬，它的光能够驱散暴政所带来的黑暗，能够指点自由、和平与彼此关怀的道路。

民族的权利

5. 在廿世纪下半叶，追寻自由的不仅是一些个人，也包括一些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的今天，重要的是记住那次战争乃因民族的权利遭侵犯而爆发。许多民族只因为被视为“异族”，而吃了很大的苦。可怕的罪行因着凶恶的主义思想声称某些民族与文化为低劣而铸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联合国可以说是因为深信这样的思想学说与和平背道而驰而诞生的；而联合国宪章对拯救未来人类免于战争灾祸的承诺，一定也包括保护各民族、各文化免于不合理与暴力侵犯的道德义务。

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民族的权利仍然继续受到侵犯。举几个例子来说，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这些广阔的地方被苏联所并吞，就像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所遭的噩运一样。在那同时，中欧和东欧所谓的“人民民主”都纷纷失落它们的最高主权，被要求屈服于那统治这整个集团者的意志。这个人为分裂欧洲的结果便是“冷战”，也就是一种国际紧张的局势。处在这种状况下，核子灾难的威胁一直悬在人类的头顶上。只有当中欧和东欧各民族重新获得自由後，那个早应该在大战结束後便实现的和平指望，才开始为大战的许多牺牲者出现雏形。

6. 一九四八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有力的方式谈到人的权利；但至今尚未有一个类似的国际协定，来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民族的权利。
为了当代世界所发生的有关正义和自由的迫切问题，这样的局势必须受到细心的重视。

其实，完全承认各地人民和各民族权利的问题已经多次向人类良知诉求过，也在伦理法律上激起广泛的反省。诸如十五世纪公斯坦大公会议中所进行的辩论，当时由帕韦伍．沃德科维 所率领的克拉科夫学院的代表们，曾英勇地维护欧洲某些民族生存与自治的权利。更着名的是在那同时代，由萨拉曼卡大学发起的对新大陆各民族所进行的反省。然後，在我们本世纪，我们怎能不想到我的前任本笃十五世先知性的话，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醒世人记住“各民族不会死亡”，并“邀请众人以平静的心，仔细考量各民族的权利与合理的愿望”（致现时交战各民族及其元首书，一九一五年七月廿八日）。

7. 今日，民族性的问题已具有新的世界性色彩，大量的“移动”是其特徵，致使不同民族间的种族文化界线，在移民、大众传播媒体和经济世界化这多种动力的推动下，已日渐模糊。然而，就在这种世界性的前景中，我们看到种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强力诉求再度浮现，它几几乎像是一种爆发出来的对自我身份与生存的强烈需要，一种对使众人皆同的倾向的抗衡。这并非过去残馀下来的现象，所以不容忽视；这种现象尤其需要予以分析了解，以便从人类学和伦理法律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省。

这种特殊与普遍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可以视为人性内在的特徵。由于人性本质上的相同，每个人都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人类唯一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因为同样的人性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每个人都必然与人类某个团体有更密切的关系；首先是与家庭，再就是与各自所属的团体，乃至与整个种族文化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之为“民族”，意指由“诞生”而来，绝非偶然。至于“祖国”（祖宗之地）这个名词，则反映家庭的事实。人类的处境就这样处於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极紧张关系之间；这种关系无可避免，但若以平衡的心态处之，则非常有益。

8. “民族的权利”正建立在这种人类学的基础上，那些权利无非是把“人权”汇聚到团体生命的特定层次上。反省这些权利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需要考虑到界定“民族”这个概念的困难，这个概念没有必要先验地认同于“国家”。虽然如此，如果我们要避免过去的错误，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则不能推延这样的反省。

民族的生存权利是民族其他权利的前提：为此，没有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或国际组织得以合法地认为某个民族没有生存的资格。这个生存的基本权利不一定要求拥有国家的最高主权，因为不同的民族有组成多种法定团体形式的可能，例如出现在联邦，联邦，或具有区域性广泛自治性质国度里的情况一样。亦能有某些历史状况，其间，组成异于单一最高主权国家的多个组合可能更好，只要在由行使民族自决所保证的真正自由的气氛中产生即可。对每个民族来说，生存的权利自然也包含维护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藉着语言和文化，一个民族表现并提升它固有的精神最高主权。历史指出：在非常状况之下（一如在我出生的地方所看到的），正是文化在使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独立的民族，仍能幸存下来。也因此，每个民族亦有权利根据自己的传统，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侵犯基本人权，尤其是压迫少数人的行为当然必须排除。每个民族有权利缔造自己的前途，给年青的一代施以适当的教育。
要是“民族的权利”乃在表达与其“独特性”的生命攸关的需要，则强调普遍性的需要未尝不是重要的事。这种普遍性的需要系透过每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和全人类都负有义务的强烈意识而表达出来的。其中首要者，无非是以和平，尊重和关怀的态度，与其他民族共存共荣的义务。

如此，民族权利的行使，在受到义务之肯定与实践的制衡後，就会促进成果丰富的“天赋交流”，增强人类彼此的团结合一。

尊重差异

9. 十七年来，在我前往各地天主教团体中牧灵朝圣时，我得以和世界各地极其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对话。遗憾的是世界仍必须学习和异己者一起生活，一如近来巴尔干地区和非洲中部的事件所痛苦提醒我们的一样。“差异”的事实和“他人”的特性有时会令人感到像是一种负担，甚至一种威胁。这种对“差异”的恐惧在受到历史性怨恨的渲染，并受到肆无忌惮者的操纵而加剧恶化之後，会导致否认他人的人性，致使人们陷入暴力的漩涡，连儿童也难免遭殃。今天，这样的局势我们都很清楚，在这个时刻，我的心和我的祈祷特别指向波斯尼亚．黑塞戈维纳被折磨的人民的痛苦。

因此，从悲痛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对“差异”的恐惧，尤其当这种恐惧藉着狭窄并排他的民族主义而表现在否认“他人”的任何权利时，足以把人引入真正的暴力和恐怖的恶梦之中。然而，要是我们努力以客观的态度来衡量事态，则能够看出在个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差异之外，彼此间仍有着基本的共同性，因为各种文化，事实上，无非是处理个人存在意义的问题的不同方式。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尊重每个文化和每个民族的理由：任何文化都是对世界，尤其是对人生奥 所做的反省努力，这是表达生命超然境界的方式。每个文化的核心都由该文化与诸奥 中的最伟大者，即与天主的奥 交往而产生的。

10. 因此，我们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乃出于我们对任何团体努力设法答覆人生问题的尝试的尊敬。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便能够看出保护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多麽重要，因为这些权利是人权结构支柱，是任何真正自由的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可以用强迫他人接受人生奥 的答覆的手段，来压制人的宗教信仰基本权利。
与差异的事实格格不入，甚或企图消灭那些差异，意味着阻碍自己探究人生奥 深度的可能性。人的真理是评断所有文化的不变准则；但每种文化对该复杂的真理的某些方面，也能有所启发。因此，某些人深以为有威胁性的“差异”，是可以经由彼此尊重的对话，而成为对人存在的奥 有更深刻了解的根源。

11. 在此，有必要澄清那鼓吹轻视其他民族或文化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与那合理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之间的基本差别。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他国家民族的痛苦之上，因为这对侵略者或受害者都会产生害处，结果自己的民族也蒙受其害。至于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正与真正的爱国精神相反。今天我们必须努力，使激烈的民族主义不再以新的形式宣传极权主义背离正道的行径。同样的努力亦该用于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这种主义不幸地发生再所谓的“原教旨主义”的某些表徵中。

自由与道德的真理

12. 各位女士，先生们！自由是人的尊严与伟大的尺度。度个人和民族所追寻的自由的生活，对人的心灵成长和对民族的道德生命力是一大挑战。今天我们每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不论在个人方面或社会方面，负责地使用自由。为此，我们的反省必须回到自由的道德结构上，那是自由的文化的内在构造。

自由并非仅仅没有暴政或压迫而已，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自由乃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 定自由的 围，并使之高贵，有尊严：自由以真理为依据，在寻求与实践真理中实现。自由一脱离人的真理，在个人生活上就沦为放纵，在政治生活上就沦为强者的专横和权势的傲慢。为此，在毫无约束或威胁自由的意念之下，把自由与人的真理，即铭刻在人心中的道德律所能普遍认知的真理，联合在一起，事实上就是自由的前途的保障。

13. 从这个观点看，便能了解为何功利主义，一种不以善，而以利益为出发点来界定道德的观念，对个人和对民族的自由是个威胁，并阻碍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文化。功利主义有其政治上经常带有破坏性的後果，因为它激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根据这个主义，比方，奴役制服一个弱小民族被私以为是一种好处，因为符合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其後果也一样严重，因为这种主义促使强国宰制与剥削弱国。

功利主义的这两种形式经常结伴而行，这种现象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南北的关系之间。对那些开发中的民族，伴随其政治独立而来得，经常是在经济上依赖其他国家。此地必须强调的是：在某些情况中，开发中地区衰退到其中某些国家甚至无法供应本国人民基本需要的地步。这种状况侮辱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家庭提出了巨大的道德挑战。要迎接这个挑战，当然要求开发中民族和经济上比较进步的民族进行内部的改变。如果前者知道提供可靠的保证，能正确地管理资源和援助，尊重人权，在必要的地方更换不合理、腐败或专制独裁的政府体制，并以其他有参与性和民主的政体取代之，这样不是能够发挥国民最好的社会与经济力量吗？至于已经发展的国家，难道不需要使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态度更趋於成熟，并使之具有更多的正义感和关怀的精神吗？

是的，可敬的女士，先生们！如果我们愿意人类的前途具有参与性，经济有所成长，财物分配均匀，则国际经济舞台上需要有关怀的伦理。联合国宪章为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问题（条1,3）所呼吁的国际合作，不能只从援助和救济角度来了解，甚或着眼于从可取用的资源中收回利益。当千千万万的人因贫穷，即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文盲与堕落，而受苦时，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任何人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的权利，更要重申我们对关怀的承诺，好使别人能在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度有创造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乃是人格的特徵，它使各民族有致富的可能。

联合国与自由的前途

14. 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我们怎能不承认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在它创立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们更看出它的必要，而且根据已往的经验，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这个综合并协调国际生活的最高机构的效能，取决于它所蕴含与表达的文化及国际伦理。联合国需要不断把自身从行政性质机构这种冰冷的场所提升为道德的中心，使世界各民族在其中都有居家自在的感觉，让人人都意识到这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家庭。“家庭”的概念立刻令人想起某种超越单纯的职务关系或仅是利益一致的事物。家庭本质上就是一个以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真诚尊重为基础的团体。在一个真正的家庭中，不会有强者的统治；相反地，较弱的成员，就因为他们的薄弱，而倍受接纳和照顾。

正是这些调换到“由各民族组成的家庭”层次的情感，必须先于单纯的权利，来编织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有历史任务，或者划时代的任务，来促进国际生活素质的改良，它不应只充当为解决冲突的有效调停中心，更该促进那些价值，那些态度，那些具体的关怀行动，足以把民族间的关系从“组织”的层次提升到“有机”的层次，从简单的“与他人共存”提升到“为他人而存在”，大家慷慨地截长补短，交换有无，使较弱小的民族首先蒙受其益，而事实上，这是众人都幸福的先兆。

15. 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才不但会克服“热战”，也会克服“冷战”；不但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都能主动积极参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前途；不但尊重个别文化的本质面貌，而且予以充分的发扬，就像人类文化资产的共同财富一样。当联合国宪章把联合国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作为联合国的基础时（条2,1），或当宪章保证联合国在各民族间发展以尊重权利平等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谊关系时，其所推崇的理想，难道不就是这个吗？这便是要求彻底走到尽头的主要道路，如果必要，联合国的运作模式亦可作适当的修改，以便留意到在这半个世纪中，因着多少民族投身于自由的经验，合理地渴望自己更有“分量”，更受“重视”，而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看来并非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现在正是新希望的时刻，它要求我们把犬儒派那种玩事不恭，导致瘫痪的保证，从政治和人生的未来中去除。它邀请我们参与正在举行的周年纪念，并本着“联合国”的理念，重新把彼此信赖、安全与关怀的理想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在受到所有冒过自由危险的人的表样所启发之後，怎能不也接受关怀，乃至和平的危险呢？

超越恐惧：爱的文明

16. 当代最大的矛盾之一是：人怀着坚信自己的成熟与自主，开启了我们所谓的“现代”阶段後，在走近廿世纪结束之际，却对自己害怕起来，害怕他所能作的一切，害怕未来。的确，廿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人类空前未有的现象，人对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因为受到核子战争的威胁。感谢天主，那个危险现在似乎已经远离，不过仍需要以毅力，全球一致地阻止使核子战争再度逼近我们，或再度蠢蠢欲动的可能。然而，人类为将来和对将来的恐惧仍然存在。

为使已经临近门口的一千年代，能为人类精神因受到真正的自由文化的鼓励而有新的发展作证，人类必须学习克服恐惧。我们必须学习不害怕，重新获取希望与信心的精神。希望并非昏庸愚昧的乐观，无知地信以为将来必然比过去美好。希望和信心乃是负责的勤劳精神的先决条件，彼等在良知的殿堂深处吸取养分，“人就在那里与天主独处”（梵二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十六），也因此，人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地处于存在的谜团中，因为有造物主的爱陪伴着他！

希望与信心可能令人觉得是超乎联合国目标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贵组织联合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即各民族的政治行动，始终牵涉到人生经验的超然与精神层面，而且，不可能忽视它而不损害人的理想目标和自由。任何贬抑人的事都会危害自由的理想。为能在这痛苦的世纪结束之际恢复我们的希望与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获得人类精神所向往的超然的看法。

17. 再说，身为基督信徒，我不能不证明我的希望与信心乃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他的降生两千年将在新的一千年来临之际举行庆祝。我们基督信徒相信，天主对整个受造物的爱和关切都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圆满地启示了出来。为我们，耶稣基督乃是降生为人，进入人类历史中的天主。正因此，基督信徒对世界和其前途所怀的希望扩及每个人：没有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事物不在基督信徒心中激起共鸣。信仰基督绝不教我们不宽待他人，相反地，这个信仰要求我们和他人保持彼此敬重的对话。爱基督并不削减我们对别人的关怀，反而更邀请我们去关心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要有的话，就是格外关心弱小和受苦的人。为此，在我们临近基督降生两千周年之际，教会所要求的只是能够怀着敬意来推荐救恩的讯息，并能够本着爱德与服务的精神，来推动人类整个家庭的彼此关怀。

各位女士、先生们！今天我就像我的前任保禄六世叁十年前一样，不是以一个有现世权力的人的身份站在你们眼前，这是他的话，也不是以一个为自己的团体呼求特权的宗教领袖身份出现在各位面前。我在各位面前一如一位证人：一位人性尊严的证人，一位希望的证人，一位深信每个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天主上智仁慈安排手中的证人。

18. 我们必须克服对前途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携手一致，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对付恐惧的良策不是强制，也不是镇压或强迫整个世界接受唯一的社会“模式”。对付那在廿世纪结束时期，使人类生存暗淡无光的恐惧的良策，是大家共同努力，建设爱的文明。这个文明以和平、关怀、正义和自由的普遍价值为基础。爱的文明的“灵魂”就是自由的文化：一种在彼此关怀和毫无要求的负责任中，所生活出来的个人与民族的自由。

我们不应该对前途怀有恐惧。我们不应该对人害怕。我们聚集在这里绝非偶然。每个人都是按照那位万有真源的肖像受造的。我们自身都有认识智慧和修德行善的能力。以这样的天赋，并靠着天主恩宠的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即将结束的世纪和未来的一千年代中，建设一个相称人格尊严的文明，一个真正的自由文化。这一点，我们能够，也必须作到！在从事这项使命的时候，我们将会领会到：本世纪所流的眼泪为人类精神的新春天预备了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