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十一月过得很快，出发去罗马的时候到了。当启程的日子到来时，我兴奋地登上了火车。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事，名叫斯塔尼斯劳．斯塔罗夫斯基(Stanislaw Starowieyski)，他要在罗马完成全部神学课程。这是我第一次跨出祖国的边界，车窗外是那些我以前在地理书本上所认识的城 。我第一次见到了布拉格(Prague)、诺丁堡(Nurem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巴黎；我们在巴黎下车，住在 "爱尔兰街" 的波兰修院。由於时间紧迫，所以在那里只稍作停留，十一月底我们到达了罗马。在此，我们受到了柏洛谛传教会的神父们(Pallottine Fathers)的款待。我记得我们到达後的第一个主日，我和斯塔尼斯劳．斯塔罗夫斯基去圣伯铎大殿参加教宗主持的一个列真福品的庄严庆典。我从远处看到了坐在御轿上的教宗庇护十二世。那个时期，教宗只参与向新真福诵经祈祷的仪式，至於礼仪本身则是由一位枢机在早上举行的。这个传统从一九七一年十月起，在玛西米利亚诺．玛利．科尔贝的列真福品典礼上，开始有所改变，教宗保禄六世亲自主持了这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殉道的波兰神父的列品典礼。当时，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那台由维新斯基枢机(Cardinal Stefan Wyszynski)和波兰主教们共祭的弥撒。

　　一九四六年我开始认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我永远不会忘记初为「罗马人」的感受。我在天神大学注册了两年的博士课程，神学系的主任是後来成为教宗御用神学家和枢机的道明会恰皮神父(Fr. Mario Luigi Ciappi, O.P.S)。 　　
　　克拉科夫修院的院长卡罗尔．科兹洛夫斯基神父曾多次对我说，对於那些有幸能到基督信仰的首都来深造的人而言，在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 "学习罗马本身" (毕竟，在别处也照样能得到神学博士学位！)。我尽力遵行他的建议。怀着拜访永恒之城的强烈渴望，我抵达了罗马，从地下墓穴开始探访。我住在比利时公学，我和那里的朋友们在熟知该城文物和历史的向导的带领下，开始有系统地探索罗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假期，我们便去意大利的其他城 参观。记得第一次假期，我们在丹麦作家约根森(Jorgensen)所写的一本书的指引下，去寻找与圣方济生平有关的地点。
　　 在我们的经验中，罗马一直占有中心的位置。每天我从奎里纳莱大街廿六号的比利时公学去天神大学上课，途中在奎里纳莱的耶稣会圣安德堂停留片刻，堂里存放着圣达义．葛思佳的圣髑。这位圣人曾住在隔壁的初学院中，并在那里结束了生命。我记得那时也有许多德国公学的修生来参观圣人的陵墓，这从他们那富有特色的红袍就能认出来。在这基督教会的中心，在圣人们的光照中，各民族也在此相遇了；这似乎在那曾给我们留下如此深的创伤的悲剧性战争之外，预示一个再也不分裂的世界。

　　我的铎职、我的神学及牧灵培育，从一开始便是我罗马经验的一部分。两年的学业於一九四八年结束，我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段时间也是我努力 "学习罗马" 的时期。在这教会之都的生活中，比利时公学为我铎职的日益深固做了很大贡献。实际上，它使我接触到某些当时正在教会内发展的使徒革新工作。在此，我特别记起与天主教职工青年运动 (JOC)的创始人若瑟加尔登神父(Fr. Jozef Cardijn)相遇的经验，他後来成为枢机主教。他时常来公学与我们这些学生司铎相会，并对我们谈劳力工作在人性经验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已藉着在索尔韦的采石场和净水厂的工作，对此做了准备。但是，在罗马，我更深刻地理解到铎职与牧灵职务、平信徒传教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在铎职服务与平信徒的传教工作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连，更恰当地说，是一种相互性的关连；对这些牧灵问题的审思，使我日益发现神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藉着与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直接接触，我在比利时公学的经验得以扩展。经萨皮阿枢机的同意，一九四七年的暑假，我和斯塔尼斯劳．斯塔罗夫斯基神父得以走访以上这些国家，这为我展开了更广阔的欧洲远景。在巴黎，我住在波兰修院中。在此，我接触到戈丹和达尼埃尔两位神父(Frs. Henri Godin and Yvan Daniel)在 "传教区法国？" 一书中，所提出的工人神父的问题；我也接触到巴黎郊区的牧灵工作，特别是米绍诺神父(Fr. Michonneau)所负责的堂区的牧灵工作。这些经验为我前两年的神职生活，是相当重要的。
　　得益於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德尔梅神父(Fr. Alfred Delme)的父母的帮助，我与斯塔尼斯劳．斯塔罗夫斯基神父能够在荷兰逗留了十天。这国家的教会及牧灵工作充满生机，其活跃的组织及活力充沛的教会团体，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就是这样从各种不同的、互补的角度，更深入地认识了西欧：战後的欧洲，一方面有着雄伟哥德式大教堂的欧洲，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正在不断地遭受世俗化威胁的欧洲。我了解这一切对教会所提出的挑战，也知道教会需要藉着各种更广泛地与平信徒合作的新牧灵方式，来面对这即将来临的危险。

　　我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比利时度过的。九月，我在夏尔雷鲁阿(Charleroi)附近的矿工中，担任波兰天主教堂区的指导，获得丰富的经验。这是我第一次参观煤矿，亲眼目睹了矿工们工作的繁重。我也走访了波兰移民的家庭，与他们交谈，与青年和儿童相聚。就像在索尔韦一样，我在这里也经常感受到人们对我的善意与温情。

　　在从比利时返回罗马的路上，我有幸在亚尔斯(Ars)停留，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普世君王节。我怀着极诚挚的心参观了圣若望．玛利．维亚纳曾经听告解、讲要理、证道的古老小教堂。对於我，那是一次难忘的经验。从当修生时起，特罗许蒙席(Monsignor Trochu)所写的传记中的那位亚尔斯本堂神父就感动了我。圣若望．玛利．维亚纳令人惊异之处，是从他有限的人性上所显示出的圣宠的力量，特别是他在告解圣事上的非凡服务更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位谦逊的神父每天听告解超过十个小时，吃得很少，只休息几个小时；在一个困难的历史时期，他在法国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一场神修革命。成千的人来到亚尔斯，跪在他的告解亭前。在十九世纪那反教会和反教权的背景下，他的见证的确是一革命性事件。
　　 自从与这位有圣德的人物相遇後，我便确信司铎是透过告解圣事，透过自愿成为 "告解亭的囚犯"，来实现他的基本使命的。在涅哥维采(Niegowic)我的第一个本堂、在克拉科夫，每每在听告解时，我记起这次难忘的经验。不论是在克拉科夫从事教学工作期间，那时我主要是在圣母升天大殿听告解，或是现在在罗马，每年的圣周五我只是象徵性地在圣伯铎大殿听告解，我都尽可能与告解圣事保持连系。

　　在结束这些思考之前，我要对罗马的比利时公学的成员们，对当时的神长和同伴(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去世了)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後来成为枢机的校长马克西米利安．德．菲尔斯滕贝格神父(Fr. Maximilien de Furstenberg)。我怎能忘记在一九七八年教宗选举会中，德．菲尔斯滕贝格枢机对我所说的那句意义深长的话：主在这里，他叫你呢？这像是他以比利时公学院长身分在我神职的培育上所扮演角色的一次微妙而神秘的完成。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我在天神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便立即踏上了返回波兰的旅程。如前所述，在居留永恒之城的那两年中，我已努力地 "学习" 了罗马：地下墓穴的罗马，殉道者的罗马，圣伯铎和圣保禄的罗马，信仰精修者的罗马。我经常激动地回忆起那些岁月。我带回去的，不仅有神学教育的增长，而且也有巩固了的铎职和对教会看法的加深。那靠近宗徒们的坟墓的密集学习阶段从任何角度来说，都给了我很大的益处。 　　
　　 关於那决定性的经验，我当然还能补充许多其他的细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罗马为我早期的铎职生活增添了欧洲和普世的幅度。我怀着司铎使命的普世性意识从罗马返回克拉科夫，司铎的普世性使命正是梵二大公会议特别在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所正式表达的。不仅主教，每位司铎都应该关心整个教会，都应该感到对整个教会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