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麽叫做"温州模式"
教会要在某个国家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与这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清朝康熙皇帝时代，中国教会在祭祖祭孔问题上发生了"礼仪之争"。中国自古以来对祖宗和孔子非常尊敬，有祭祖、祭孔的传统。这种祭祀是中国人对祖宗和孔子表示敬意的方式，并无敬神的含意，与天主十诫的"一、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并无矛盾。康熙皇帝一再托人向教廷解释，祭祖祭孔是中国传统，不是敬神，但教廷偏听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报告，下令禁止祭孔、祭祖，违背了中国国情，结果激怒了原来对天主教非常友好的康熙皇帝，使他与天主教决裂，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造成以後一百多年的教难，使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一个大发展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切切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今後一定要遵循主耶稣的"忠诚如鸽子，机警如长 "的教导，努力使中国教会，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使圣教会能够在中国土地上长期生存和发展。
中国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受尽了列强的欺侮压迫。因此共产党掌权後，非常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当苏联以老大哥自居，企图对中国进行控制时，中国坚决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抵制苏联的控制，坚决走"自主"的道路，甚至不惜与苏联老大哥决裂！从此，独立自主，就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引用到宗教问题上，就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是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方针政策，其目的是防止外国人利用宗教（不仅指天主教，也包括耶稣教、佛教、伊斯兰教）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国宪法第36条明文规定："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耶稣把管理整个圣教会的权柄交给了伯多禄，伯多禄的继承人是教宗。因此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必须受教宗一元化领导。这是天主教的"教情"。
那麽我们应该如何使天主教的"教宗一元化领导"的教情，尽可能地与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的国情相适应，使天主教能在中国长期生存、发展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政府要求教会的"独立自主"。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个独立自主，是指在信仰上独立自主，否认教宗是教会元首。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特别是1989年後，政府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目前政府要求教会的独立自主，不再是信仰上的独立自主，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宗教事务"上的独立自主。在当信的教义，和当守的教规上，可以接受教宗领导。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与教义、教规毫无相干。只有"宗教事务"上的独立自主，与教会原则有点抵触。
那麽是否各国教会的一切宗教事务都不能独立自主，必须样样经过教宗批准呢？那也不是的。在绝大部份的宗教事务，各国教会可以独立自主，无须通过教宗。例如：开办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祝圣神父；开办修女院，或创立女修会培养修女；召开教务会议，选举堂务管理人员，改革和健全教会财务制度；开展福传工作，开办教理学习班；出版教会书刊；建造圣堂，开办医院、敬老院；与国外开展宗教交流活动，主教、神父出国访问；神职人员送国外留学……等等，在这些宗教事务上，各国教会可以独立自主，不需要经过教宗批准。甚至教宗也希望我们在这些宗教事务上独立自主，发挥地方教会的积极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把教会推向轰轰烈烈。因此我们不必一听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就认为是脱离教宗，背叛教宗，灵魂不得救。因为各国教会在绝大部份宗教事务上，是可以和应该独立自主的。主要的只有"主教必须教宗任命"，不能独立自主。
这样，天主教的"教情"与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缩小到"主教的任命"上面。主教必须教宗任命，是非常重要的教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温州模式就是在维护教宗在教理、教义、教规（包括任命主教）上的一元化领导的前提下，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其指导方针就是："以圣经圣传为依据，遵循当信、当行的教义、教理、教规，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以伯多禄继承人为首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精神，来办好教会"。这就是"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
二、 温州模式的爱国会
温州原来有一个五十年代留下的以陈达夫为主任，还俗的爱国会主教方志刚为副主任的反对教宗的爱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爱国会受到红卫兵冲击，方志刚被戴上高帽游街，从此爱国会停止了活动。文化大革命後，1979年，爱国会恢复了活动。但参加的成员只有陈达夫、方志刚和林斌叁人。从1979年到1998年的十九年中，全国各地的爱国会都先後进行五次换届，爱国会成员经过五次改选，和充实。只有温州爱国会，由於我们不理睬爱国会，拒绝参加爱国会，因此原封不动，仍旧是叁个人。後来陈达夫死了，方志刚老得不能行动了，只剩下林斌一个人。於是由蔡叔毅神父把爱国会的权接过来，与林斌组成"二人爱国会"，其具体工作是落实教会房产政策，帮助教会从政府手中收回过去被占的教会房地产。从1979到1998的十九年中，温州爱国会始终只有3人、2人，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单单从这点也可看出温州公开教会对教宗的忠贞。由於"二人爱国会"太不象话了，1999年政府一定要我们把爱国会人员进行选举，重新成立爱国会。并出动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对全教区的教友做思想工作，非要我们重新成立爱国会不可。
开始时，我们拒绝成立爱国会，理由是：爱国会章程与天主教教义不符合。政府说，如果章程与教义不合，可以修改，但爱国会一定要成立。话已讲到尽头，再拒绝就显得我们无理。於是我们决定成立拥护教宗的爱国会。
爱国会章程中，与教义抵触最大的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因此我们要求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八个字删掉。但宗教局的工作人员不敢答应，因?"独立自主"是中国的国策（不单单在宗教问题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中国都是实行独立自主的）。於是在那段时间，我本人不断地向国务院宗教局和党中央写信，要求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从爱国会章程中删出去。并把给中央领导人的《公开信》，寄到全国各地教会（我为此被捕，与林主教及地下神父们关在一起），其他教友则在筹备成立爱国会的各种会议中，要求政府不要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放进《爱国会章程》。经过二个月的唇枪舌战，最後政府终於让步，同意我们把以下文字写入爱国会章程："作为天主教信徒，保持天主教基本信仰原则，以圣经圣传为依据，遵循当信当行的教义、教理、教规，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以伯多禄继承人为首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精神办好教会"。这样，温州爱国会就成了一个在"教理、教义、教规上（包括主教必须教宗任命）服从教宗领导"的前提下，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
在爱国会成立大会上，政府同意我们先念《伏求圣神降临经》，接着唱《伟大的教宗》歌。等宗教仪式完毕，才开始奏国歌，宣布大会开始。
爱国会成立後，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教会的房地产，并从政府手中收回过去被占的教会房地产，无权管理教务。
以上就是温州模式的爱国会。我相信这样的爱国会，与天主教原则并无抵触，参加这种爱国会的神父、教友，仍然是教宗的精神子民，与教宗及普世教会仍然共融。
叁、温州模式的新神父
温州教区在最近十多年，不断从教友中物色圣召青年，送到修院培植。1988年5月的《教廷八点指示》中的第六点规定："大陆忠贞教会因受环境因素无法自行培育圣职人员时，基於需要，允许进爱国会修院中修道。"我们根据这条指示，把圣召青年送到上海佘山修院读书。
1992年7月，台湾钱志纯主教从教廷带回一个新《八点指示》。其中第八点规定："忠贞教会的修士，得以到爱国会办理的修院受教。至於晋铎，尽可能请忠贞主教主持。如不能，则可由爱国会主教祝圣。"（摘自钱志纯主教写的《忠贞教会的见证及教廷的指示》，原载台湾《善导周刊》1992年9月20日）。根据教廷这个指示，温州教区先後培养出来的十一位新神父，都由上海爱国会主教金鲁贤祝圣。总之在培养修士和祝圣新神父问题上，我们都是根据教廷指示执行，没有违反天主教法典。这些新神父祝圣後，都非常拥护教宗。
以上是我个人对"温州模式"的看法。温州模式是温州公开教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天主教要在中国土地上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比较可行的途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取得一些成绩，经历了许多失败，也犯了一些错误。这是每个新生事物所免不了的。但我们正在不断地改进，不断地纠正。希望教内的兄弟姐妹，对这个温州模式，不要横加指责，打击，更不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应该肯定它的成绩，向它提出善意的批评，帮助它纠正缺点和错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附合天主教信仰，使它成为天主教能够在中国生存、发展的一种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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