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
发射台报讯天使铜像

传教士在中国，与他们的同会兄弟们在其他国家一样，愿意追随宗徒们的榜样，希望通过宣讲福音使中国人皈依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不能实现这个愿望。经过反省，他们首先发现了在中国传教的难处，然後发明了在中国传教的方法。。

1．在中国传教的难处

关於这点，不同的传教士们有不同的说法。少数传教士只在中国的事物上看到罪恶和败坏。鲁意、凯耳文神父（Louis Kervyn）就是这样。他用法语写了一本极厚的书本，题名为《在现代中国的传教方法》。书中有一段描述传教士在中国的辛苦和喜乐的话最能代表他的心情。他列举传教士在中国辛苦的原因，说是异教徒，新教友和本地神职人员。在1911年，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主教，他已经抱怨传教士受到中国主教的折磨。凯耳文神父，也谈到传教士们在中国享受的两个喜乐。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八天避静和两周大暑假，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传教士们或向天主祈祷，或和西洋人聊天，不必与中国人周旋。怀着这样的心情，凯耳文神父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有接受福音的阻挡：文人由於他们的骄傲、轻视传教士，官员由於他们的不正义，欺侮百姓，老百姓由於他们伦理上的腐败。

但是，大多数的传教士却能克胜在异地难免的“文明震撼”。他们知道客观地观察中国的现实，有礼貌地评述中国的事情。比如，若瑟、鲁盾神父（Giuseppe Rutten），他是凯耳文神父所属修会的总会长。他在1929年鲁文大学的传教周研讨会上讲到在中国传教的阻碍，说：

当基督宗教被正确的解释给中国人时，他们对基督宗教很有好感，不论是它的教义，还是伦理规 。但是对於皈依基督宗教却总是感到羞愧。

这话初听似乎令人惊讶，其实含有深长的意义。原来，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几十年，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现代的社会。当时在中国社会中最有势力的机构是“礼教”。它既是文化，又是宗教，是一种“散布性的宗教”。在它的影响下，一般中国人都以为皈依基督宗教，好比是脱离祖国，失去自己的归属和身份，因此“感到羞愧”。这样的现象对在当时的中国的传教造成困难，我要讲的在中国的传教方法就是为了克服这些被当时的传教士们发现和发明的困难。

2．在中国的传教方法

这方法，我曾称它为“输入外地文化”式的传教方法。我曾解释过，所谓“输入外地文化”是与“传授本地文化”相对的一个专门名词。从前西班牙的殖民者来到南美洲，西班牙的耶稣会传教士随着向在那 的本地的土着传教。那 的土着原来属於游牧民族。耶稣会传教士为他们建立了“教友村庄”，让他们定居在那些村庄 度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使他们成?基督信徒。这就是我要介绍的“输入外地文化”方式的传教方法的一个先例。

组成这输入外地文化”式的因素有叁个。那就是：望教的团体，死板的要理讲授，传教士的角色。

2． 1 望教的团体
这是教会在中国本地社会的边缘建立起来的一种团体，几乎与传统社会生活隔离。

这种团体成员参入的动机常常是社会-经济原因。在1930年第8届鲁汶传教学习周上，德施默得（De Smedt）神父在他的讲话中列举了一些例子：

生活的需要（教友村庄，传教士办的孤儿院），身体和脑子的健康问题（传教医疗站或者医院），西方教育（教会学校）。

换句话说，所谓的望教团体事实上是一种既是慈善又是传教的机构。就其是传教机构而言，它的作用是一方面?团体的成员排除信教的阻碍，另一方面给他们提供学习教理和信仰基督的机会。
若瑟、高内（Gonnet）神父说的好：

人为的方法为传教士带来听众，但是使他们成?基督徒则如同第二次出生，这是一个长久而痛苦的出生，通过聆听传教士宣讲的天主圣言，以及实践他们所听到的。

2．2 死板的要理讲授
望教的团体的成员是这样在团体 学习天主教的教理的。他们先要背诵要理问答的条款，然後，有人向他们逐字逐句的解释这些要理条款。他们死板板地学习一个天主教徒应当相信的道理和遵守的诫命。

这样的方法当然不会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信仰和虔诚。为达到这个目的则需要通过传教士的规劝或者通过普通的基督徒虔诚实践，比如诵念玫瑰经，拜苦路。
再者，他们是在传教士的监督和守护下实践天主教徒的宗教和伦理生活。

2．3 传教士的角色

传教士是望教团体台柱。他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是“好父亲”又是“严判官”。而事实上他就这样有效地实践他的传教使命。

传教士是好父亲，因为他富裕而且有权力。他有归他支配的经济支援，在地方政府享有优惠，而且受外国势力的保护。在他的照顾下，望教团体的成员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传教士是严判官，因为他是慕道班的最高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裁判代表基督徒伦理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