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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06 新聞報導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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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篤十六世元月六日主顯節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持慶典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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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通訊
這次的東南亞通訊報導的新聞取自天亞社、高雄善導週刊、香港公教報、臺北教友生活週刊：
－亞洲海嘯一周年，教會組織聯手提高災難管理效率
－單國璽樞機榮休，劉振忠主教接掌高雄教區
－多個國際天主教組織對世貿《香港宣言》感到失望
－印度主教指稱小額貸款有助脫貧
－全球化下的香港 富裕中存著貧窮
－蒙古天主教徒於二零零五年過著遊牧的宗教生活
－韓國金敏洙神父：信仰必須體現日漸普遍的數碼化生活
－越南教會在二零零五年取得長足發展，享受更多宗教自由
－陶然樞機在台演辭，談教廷在世界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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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海嘯一周年，教會組織聯手提高災難管理效率
【天亞社印度班加羅爾訊】南亞海嘯一周年，為生還者提供服務的教會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成立一個協會，目的是改善災後各項實際服務避免重複工作。
在一個有關「災難管理」的國際會議上，部分與會者分享他們因缺乏「行為守則」而在進行海嘯重建計劃時遇到不少困難。其後，會議決定成立上述協會。
會議也承認在參與海嘯重建計劃的機構之間存在「很多非良性競爭」，例如某些機構賄賂政府官員來換取批准在村落「收養」孤兒。
來自澳洲、巴西、英國、印度、日本、馬來西亞、荷蘭，以及斯裏蘭卡等地的機構代表，出席十二月廿一至廿二日在印度南部班加羅爾召開的會議。研討會由印度天主教主教團轄下的印度明愛，聯同班加羅爾大學以及幾個教會組織主辦。
現時仍未命名的協會包括來自歐洲和非洲的機構，協會的籌備委員會將於十二月廿六日海嘯一周年在班加羅爾舉行會議。
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印尼蘇門答臘以西海底發生黎克特製九級地震，引發海嘯，達十米高的巨浪衝擊印度洋地區國家沿岸，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絕大部分都是在印尼、印度、斯裏蘭卡及泰國罹難，事件亦令數以百萬人無家可歸和身心受創。
來自斯裏蘭卡的使徒聖衣會法蒂瑪．納瓦基（Fatima Nayaki）修女對天亞社說，由於缺乏協調，受影響國家的海嘯善後工作混亂，各個災難管理隊伍「急需指導原則及行為守則。」
籌備委員會成員喬治．卡納安塔南（George Kannanthanam）神父說，新成立的協會將制訂災難管理的最低標準，並確保社區參與和透明度。
這位聖母聖心愛子會神父是善意會會長，領導該會在災難後即時開展救援及重建工作。神父對天亞社說，協會將「建立網絡與合作」，並且成立一個亞洲層面的危機處理隊伍。
協會將接納願意參加亞洲災難管理計劃的個人或機構為成員，並將出版一份通訊和建立網站來宣傳它的宗旨和目標，並成立災難管理資料庫。
協會亦計劃要求所有亞洲國家通過有關災難管理的措施，成立核心機構來執行，並且邀請非政府組織及人民代表參與策劃及執行工作。
另一位會議籌辦人文生．富爾塔多（Vincent Furtado）說，會議強調災民應有份參與制訂和實踐福利及發展計劃。這位前瞻學院及研究所主任續說，會議也堅持要有透明度。
班加羅爾大學校長蒂馬帕（Thimmappa）也強調為災民草擬各項措施時，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他說：「災難是大悲劇。因此，災難管理也必須是龐大的計劃，讓社會有廣泛的參與。」
來自南非的與會者雷伊哈納．西達特（Reyhana Seedat）對天亞社說，災難管理失敗主要在於災民未能參與制訂各項計劃。這位任職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顧問說，捐款人和執行構機往往依從自己既定的方案和利益。她歡迎新協會能監察非政府組織的表現。
根據協會的草擬憲章，其主要工作是促進非政府組織正確參與，並避免重複工作。
卡納安塔南神父認為：「我們所缺乏的並不是善意或資源，而是合作和網絡。」他把這次國際會議的建議呈交出席會議閉幕禮的印度國家災難管理局代表。
其中一項建議是機構在執行重建計劃前，應識別災民的基本需要及心理需要。
卡納安塔南神父說，協會將強調推動及遊說工作、協助災民自強以及協調重建，並為各方參與制訂最低標準。協會亦會協助政府識別可靠的非政府組織，並在官方機構與捐款人之間進行調解。
與會者同意協會可檢討某非政府組織過往的表現，以評估其誠信。
他們確定「最貧窮的人」是工作的「優先對象」，以及先處理那些沒有政府機構承擔的工作。核心團隊的首項工作是準備資源手冊，列出各國可靠的非政府組織。
單國璽樞機榮休，劉振忠主教接掌高雄教區
【天亞社台灣高雄訊】台灣天主教會的單國璽樞機於一月五日退休，他打算善用餘生做自己喜歡的事——祈禱和寫書。
教宗本篤十六世批准現年八十二歲的台灣高雄教區單國璽樞機呈辭，教廷於一月五日同時宣佈高雄教區劉振忠助理主教接任教區首長職。
由於單樞機獲准退休，也正式卸下擔任了十八年的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一職。主教團全體主教早於去年秋季大會中得悉他退休後，選出臺北總教區鄭再發總主教為新主席。
單樞機一月六日對天亞社說，他感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中國教會的關心，以及對他委以重任，指派他為樞機及教廷多個部門的成員。
他又說，他曾於年屆七十五歲及八十歲時兩度向教宗若望保祿呈辭，但教宗卻分別以他的「頭髮還是黑色」，及「中國人很長壽」為理由回絕了。
樞機表示，他希望退休後能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如多些祈禱和寫書，還說：「今後那裡有需要，我就去那裡」。
他也感謝多年來主教團其他主教、花蓮和高雄教區的神長教友的合作。他承認自己的有限和脆弱，希望眾人原諒他所作無心的傷害，並繼續支持他的繼任人劉主教。
五十四歲的劉主教讚揚單樞機是「一個很有眼光、抱負和智慧的領導者」，很有計劃地推動教會內的牧靈福傳工作。
他一月六日對天亞社說，樞機十分關注弱勢團體，如愛滋病患者、殘障人士及原住民等，又關心社會事務，如向政府提倡廢除死刑。
剛接任教區主教的劉主教表示，他將會在前任主教打好的基礎上，繼續往前推動福傳工作，並加深教友的信仰和靈修。他期望在五年內，高雄的教友人數會增加約一萬人。
他又說，其他目標包括加強與教區內男女修會的聯誼，以及在本地教友中鼓勵司鐸聖召。
劉主教曾於他的家鄉嘉義教區出任主教十年。他說，相比農村為主的嘉義，高雄的都會環境較複雜，教會的福傳工作更具挑戰性。然而，他表示：「我沒有感到太大壓力，因為高雄的教友人才多，我們一起努力該有很多機會的。」
單國璽樞機祖籍河北省（今河南省）濮陽，廿五歲時加入耶穌會，並到菲律賓接受培育，一九五五年晉鐸。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七九年任命他為台灣花蓮教區主教，九一年調任他為高雄教區主教。九八年一月，他被教宗擢昇為樞機。
劉振忠主教出生於台灣嘉義縣，一九八零年晉鐸，九四年七月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嘉義教區主教，二零零四年六月成為高雄教區助理主教至今。
多個國際天主教組織對世貿《香港宣言》感到失望
【天亞社香港訊】對於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最近召開的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成果，兩個天主教社會發展網絡均表示失望。
世貿會議經過十二月十三至十八日的六天談判之後，在結束當天發表了《香港宣言》。
天主教會的國際合作促進發展與團結組織（法文簡稱為CIDSE）與國際明愛表示，《香港宣言》「不足以解答世界各地農民組織及公民社會數以百萬人為保護及發展生計而提出的訴求」。
CIDSE是由歐洲及北美十五個天主教發展組織組成，而國際明愛是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天主教地方教會轄下救援、發展及社會服務組織的聯盟，他們於大會閉幕當天就會議發表聯合新聞稿。這兩個網絡的近廿名代表與其他幾千名非政府組織的與會者，共同監察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
CIDSE的政策及推廣主任威廉．勒戈（Guillaume Legaut）在新聞稿中說：「（《香港宣言》的）前進步伐緩慢，令人質疑世貿成員國是否真的有誠信改變現時的國際貿易政策，讓發展中國家的貧民享有公平貿易。」
在《香港宣言》中，參與談判的官員同意富裕國家由二零零八年起為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所有貨品免關稅及免配額待遇。不過，難以執行此規定的成員國將對最不發達國家至少百分之九十七的入口提供免關稅及免配額措施。
愛爾蘭天主教會海外發展機構「托泰爾（Trocaire）」的貿易政策分析員彌額爾．奧布裏安（Michael O'Brien）形容此決議是「最大的失望」。他對天亞社說，最不發達國家的所有產品都該獲得免除關稅及配額限制。托泰爾是CIDSE的成員。
法國天主教反饑荒及促進發展委員會的加大利納．戈達爾（Catherine Gaudard）認為，雖然最不發達國家有更大的市場，卻無助它們持續發展。她對天亞社說，它們最大的挑戰將是與發達國家重新平衡貿易政策。該委員會也是CIDSE成員。
聯合國對最不發達國家有三個定義：低收入（國民人均年收入少於七百五十美元）、人力資源薄弱（成人識字率低於百分之二十）及經濟脆弱（製造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分一或更低）。目前，全球有五十個國家被界定為最不發達國家，當中卅二個是世貿成員國。
在農業方面，與會代表同意在二零一三年取消除所有形式的農業產品出口補貼。此外，宣言說，發展中國家可彈性地將某類產品列為徵收關稅的「特別產品」。
奧布裏安指出，此措施容許發展中國家提高關稅以及限制進口貨品數量，好能保障本地糧食生產者和小農免受富裕國家廉價傾銷的打擊。
至於棉花方面，發達國家從二零零六年底起會取消棉花出口補貼，同時給予最不發達國家的棉花產品免關稅及免配額待遇。
國際明愛全球議題研究部的雅各伯．白脫郎（Jacques Bertrand）十二月廿日向天亞社說，由明愛關注窮人的角度來看，「香港會議令人失望」，非洲國家幾乎一無所得，祇是在棉花出口方面獲得含糊的承諾，而棉花是它們一千二百萬人民的經濟命脈。
他指出，棉花貿易的主要問題源自國內導致貿易不平衡的補貼，但宣言沒有提出削減國內補貼的限期。
CIDSE及國際明愛的新聞稿總結說，《香港宣言》的資訊「似是『繼續談判』，直至明年春天召開會議，才必須為具體談判細節達成共識。此資訊肯定不受全球經濟不公平下的數以百萬計人民所歡迎。」
在香港會議舉行前及會期內，這兩個天主教國際網絡聯合發表立場書及新聞公佈。它們向談判代表游說，並向傳媒簡介雞隻、棉花及大米等產品涉及的貿易問題。
戈達爾表示，明愛是一個遍佈全球的網絡，而CIDSE有較豐富的遊說經驗。她說：「我們有共同的天主教價值觀，因此這夥伴關係配合得很好。」
奧布裏安表示，他們的努力令談判代表注意到天主教會的聲音，儘管「效果比我們預期遜色」。與此同時，「每個成員組織有本身的關注焦點及信譽，這次合作讓我們彼此學習。」
CIDSE與國際明愛並不是以非政府組織身分參與香港部長級會議，其代表是屬於各自國家的代表團或歐盟代表團的成員或顧問。
基督徒國際義工服務組織聯會的推廣及活動主任亞爾伯．格拉（Alberta Guerra）解釋：「透過此策略，我們可以參與更多會議及環節，並能與談判代表頻密交流。」聯會是義大利天主教會的社會發展機構，也是CIDSE的成員。
她十二月十七日對天亞社說，兩個網絡的代表在會議期間亦跟教廷代表團會晤交流。她指出，他們的意見被收納於教廷的立場書內，在會議開始前已分發給各國代表團。
教廷派駐世貿、聯合國及日內瓦多個專責機構的常任觀察員西爾瓦諾．托馬西（Silvano Tomasi）總主教率領一個五人代表團，以觀察員身分出席香港部長級會議。
出席是次會議的有世貿組織所有一百四十九個成員國的五千八百名代表、逾二千名非政府組織代表以及四十個國家的觀察員。
印度主教指稱小額貸款有助脫貧
（香港公教報訊）十二月來港參加關注世貿活動的印度雅布貝爾教區（Jabalpur）主教阿爾米達（Gerald Almeida）認為，小額貸款有助貧窮國家的人民改善生活。
阿爾米達主教認為，貸款中的詐諞行為，是威脅印度的其一禍害。「高利貸對人民構成剝削，剝削了他們作判斷的責任。」主教解釋，印度深具歷史和文化傳統，「社會上有很多正面的價值，但不道德的人無視社會責任，鼓勵人民借入超越個人能力的貸款，例如有人為了搞宏偉的節慶活動，而借入貸款。」
阿爾米達主教是印度天主教主教團屬下正義和平委員會成員，他指貸款中的詐諞行為，關鍵不在資金數額，而是利息。「部份放債者，每日收取百分之十、甚至更多的利息。」他說，貸款利率計算起來，年息高達三千六百至四千厘，「債務人承擔不起，引致負債」。
阿爾米達主教十二月初來港，參加在馬鞍山烏溪沙舉行的關注世貿信仰會議，期間他表示，在他牧養的那個座落印度中部的教區，發現推行的小額貸款計劃有可取之道。「它有助人們認清楚，有關貸款的本質，當中所收取的費用，又何謂合理的收費。組織亦可篩選貸款，借此教育居民借貸之道。」
主教強調，有必要從公眾教育入手，讓放債者和借貸者明白本身的責任，放債者不要收取不合理的利息；借款人則不要為「面子」而過度貸款。
二○○六年是聯合國「小額貸款年」，其概念可追至Grameen銀行一九七六年創立的計劃，當時孟加拉一位大學教授建議，設立專為窮人借錢的銀行設施。主教希望建設有助人們明白及改變傳統「低收入、低儲蓄和低投資」的現象，改為「低收入、引進貸款、投資增加收入、有儲蓄，然後投資增加收入……」的概念。
全球化下的香港 富裕中存著貧窮
（香港公教本報訊）明愛徐誠斌學院社會科學系十二月十九日舉辦研討會，題為「全球化與貧窮——新政治形勢下的回應」，約五十位社工及該校學生出席。有講者認為，全球化令社會和就業結構改變，某程度令貧窮問題惡化。
「以香港為例，貧窮問題無日無之，當中議題只是隨著年代變更而已。」講者馮可立教授稱，香港就業環境受全球大勢影響，令職工變得更「弱勢」。他據職工盟的調查稱，由於工時過長，部份職工健康出現問題，六成受訪職工更表示因此喪失家庭和社交生活，這些情況不利貧窮人士脫貧。
本身是中文大學社工系客座教授的馮氏認為，即使政府加強就業培訓，以提升勞動質素，但工人受惠有限：「勞工待業後重投市場所覓得的職位，大都是家務助理和物業管理人員。」
談到政府對貧窮問題的承擔，他說：「政府在福利上開支不菲，以二○○二至二○○三為例，就達三百一十億，佔社會服務開支一成五。」但他說，在扶貧層次上，政府只限於把領取綜援人士推向勞動市場。
另一講者、日本關西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黎安國認為，在全球化下，跨國大財團在市場有一定優勢，資本較少的市民無法與之競爭，較難創業致富：「部份財團在其屋苑盡攬商機，如提供低價訂閱報紙優惠等，小商戶根本無賺錢。」馮、黎二人是明愛徐誠斌學院訪問學人。另外，該研討會講者還包括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
蒙古天主教徒於二零零五年過著遊牧的宗教生活
【天亞社烏蘭巴托訊】由於在二零零五年在首都烏蘭巴托的主教座堂關閉，加上新聖堂尚未竣工，天主教徒需要在戶外或蒙古包內參與感恩祭，致使這年成為他們難忘的一年。
教友懷念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因為這位教宗親自培育了他們新興教會，過去十載歲月，教會從傳教區發展到監牧區，更添上第一位主教。蒙古天主教會自一九九二年七月正式成立，當時蒙古與教廷剛建立外交關係三個月。及至二零零三年，教宗若望保祿表示期望到訪蒙古，並祝福烏蘭巴托的主教座堂。
參與第二十屆普世青年節時的天主教徒也回憶他們與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情景。是次參與，是蒙古歷來規模最大的十九人天主教代表團，他們前往參與這個在德國舉行的慶典。
然而，他們認為在二零零五年最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要在戶外或傳統蒙古包內參與感恩祭。
雖然天主教會在蒙古成立後首十二年內當建築多間宏偉的建築物，然而全國三個堂區中，兩個在過去一年長期要徵用臨時的禮儀場地。目前國內有三個正式堂區，全部位元於首都。
一些蒙古人打趣道：一朝遊牧，終生遊牧。雖然他們傳統的遊牧生活正在息微，然而很多人仍居住在蒙古包裡。
在聖母升天堂區，不少教友仍要像遊牧般多次搭建及拆除蒙古包，堂區為配合教友增加的需要，正在興建聖堂及內有課室的大樓。堂區經常參與感恩祭的有一百七十人，其中一百人為教友，但小聖堂祇能容納七十人小聖堂，其他包括廚房、飯廳、睡房及辦公室等均要地盡其用。目前，感恩祭及慕道班均在堂區空地上兩個蒙古包內舉行。
堂區亦把服務向外伸延，於烏蘭巴托機場旁的蒙古包地區，購買了一間木房子。
主任司鐸韓籍神父金成鉉於三個地點舉行感恩祭，兩處位於烏蘭巴托，一處位於中部省首府宗莫德。堂區教友正協助他建立新的堂區團體。
聖伯多祿聖保祿主教座堂的教友也要在蒙古包參與感恩祭，但原因不同。
由於五月九日一名建築師於教堂內墮樓死亡，教堂因而關閉。事緣國家檢查局要求建造商於上層地板開一個洞，讓他們檢查支撐的木柱，檢查局的建築師卻意外從洞跌下身亡。根據蒙古傳統及法律，整座建築物隨即關閉。
這宗慘劇使堂區生活中斷，毗鄰的圖書館、貧民診所及田清波蒙古學中心也要暫停。
堂區教友祇好暫時搭建了大型帳篷當作教堂，八月舉行的蒙古第一屆青年聖體節也要在烏蘭巴托以北二十公里漢蓋特的君王靜修院。這個慶典有三百人參加，但靜修院祇能容納五十人，主辦者腦筋要傷透了。
自從九月學校開課後，當局容許主教座堂開放側翼，使圖書館及診所重新運作。一些課室重開，作慕道班及英語班之用，入口大堂亦改作小聖堂，以舉行感恩祭。神父在舉行感恩祭前，要由在毛衣上披上白色長袍的輔祭伴隨，從祭衣房繞道把聖體拿到臨時小聖堂。
十二月十一日，教友終於獲准再次進入主教座堂。
烏蘭巴托宗座監牧黃旭東（Wenceslao Padilla）主教表示，二零零五年為考驗在失望邊緣蒙古天主教徒的一年。他於教堂重開後表示：「雖然我們飽歷傷痛，然而傳教工作並沒有停滯。相反，傳教工作進入高峰，很多人從我們的牧民及社會服務中受惠。」
蒙古教會為了配合發展，在二零零三年獲成立新的架構，從自治傳教區升格為監牧區。
目前，監牧區設有教育、正義和平、禮儀、牧民及青年工作多個委員會，讓教友及牧職者共同策劃、執行及監督各項工作計劃。
蒙古的傳教工作最初由三位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展開，當中包括黃旭東主教。以往教會的工作祇局限於首都範圍，但目前五十三名來自八個修會的傳教士已走進農村及另外兩個城市爾汗及額爾登特，並為烏蘭巴托及四周的最窮困及最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教會開辦了兩所幼稚園、兩所中學、一所職業先修學校，一所街童中心，一所青少年中心，一所智障小童學校、兩所英語學校、三所青年中心、兩個農莊、一個鄉村社區中心、兩所圖書館及兩所學生宿舍，並為數以百計的兒童、青年及成人開辦學習班、兒童小型學校、女子及老人庇護中心及免費食堂。目前與教會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組織共有二十一個。
韓國金敏洙神父：信仰必須體現日漸普遍的數碼化生活
【天亞社首爾訊】一名天主教社會傳播者表示，南韓的司鐸必須認識到，基督徒信仰要在社會越來越數碼化的生活方式中體現。
韓國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秘書金敏洙神父稱，祇有當教會積極採用數碼文化，一種「新的教會文化」才會出現。
南韓在五月展開衛星數碼多媒體廣播（S-DMB）之後，再於十二月一日推出地面數碼多媒體廣播（T-DMB），成為世界上首個推出地球數碼多媒體廣播的國家。這種服務可利用流動電話及個人數碼助理等手提工具，接收數據、收聽電台廣播及觀看電視節目。
南韓也準備在二零零六年初開設無線寬頻互聯網（WiBro）服務，將會容許訂戶隨時上網，即使在汽車高速行駛的時候，也可以每秒鐘下載三百萬位元的數據。
一些專家表示，這些科技的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無所不在的電腦環境，確保人能夠隨時隨地與在他們周圍即有環境的電腦「自然」互動。現存的例子，包括裝置在汽車提供互動駕駛方向指示的全球定位科技，以及容許人外出時也能透過流動電話控制家庭電器的「智慧屋」。
在耶穌會開辦的西江大學任教社會傳播學的金神父表示，司鐸應該醒覺到今天數碼文化和它的語言，以加強他們救贖人類及世界的力量。
金神父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取得大眾傳播學博士學位，他就這個問題為天亞社撰寫了以下評論：
在全球科技普及的國家排名中，南韓高踞第三。它正在成為一個強大的資訊科技國家，採用一些如資訊超級高速公路、流動通訊、以及電訊和廣播融合的高科技。在二零零四年C月，國內的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的用戶數目，佔全國四千九百萬人口的一千一百六十萬。資訊及傳播部表示，在二零零四年底，流動電話的用戶數目有三千六百六十萬個。
無遠弗屆的電腦時代就隨著寬頻聚合網絡（BcN，又稱為新一代網絡系統）的面世而開始。寬頻聚合網絡融合了有線及無線的電腦互聯網、電訊及廣播、數碼多媒體廣播、無線寬頻互聯網以及採用網際網絡協定（IP）為基礎的高質素寬頻多媒體廣播。
數碼革命為韓國社會帶來巨變，例如電腦互聯網及流動電話等先進的傳媒科技削弱了面對面的通訊，卻加強了不同形式的間接溝通。一些如互聯網咖啡室及博客網站的虛擬社區正在冒起，影響到先進數碼媒體的使用者，例如一些有線及無線的互聯網用戶。同樣地，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等領域的日常生活，已經受到數碼文化的影響。
再者，廿一世紀的數碼文化對信仰生活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網絡教會或網絡信仰正在出現，而「網絡牧職」正受到人的注意。另外，透過流動電話短訊同時向所有堂區教友提供的每日福音及反省的「流動通訊牧職」，預計會變得日益重要。這些例子顯示，不同的「數碼文化牧職」已經以一種新的牧靈模式出現。
數碼文化牧職可以作為一種更有效及有效率的牧靈進行禮儀、退省及其他活動、並利用電腦互聯網及流動電話等展開教育、合一、對話、社會傳播、以及檔整理及研究。
教會有關大眾傳播的文件，如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發出的《新紀元》、《教會與互聯網》及《共融與發展》文件都認為教會要把這些媒體視為「天主的恩賜」。這是因為數碼文化能夠幫助人如兄弟姊妹般團結，並在天主救贖計劃中通力合作。
此外，教宗保祿六世有關傳教工作的宗座勸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表示：「如果教會不利用這些強大工具傳播福音，教會在上主面前會感到內疚。」因此，牧靈工作應該積極使用數碼文化、或這個時代的新語言，以救贖人及這個世界。
根據一個最新調查顯示，在韓國一千四百一十四個天主教堂區當中，約有五百六十個設有自己的網站，而約六百個教會機構透過自設的網站推行傳教工作。另外，由首爾總教區設立的網站《互聯網喜訊》〈www.catholic.or.kr〉提供天主教消息及宗教資訊。由議政府教區設立的網上電視服務透過互聯網廣播進行福傳。聖保祿修會一直透過流動電話向人提供一些與生活有關的聖經短訊。
教會現在應該提倡「流動通訊牧職」以發展不同類型的牧靈工作，包括透過新開始的數碼多媒體廣播服務發放教會的消息。
儘管數碼文化使到我們的生活更豐富和更方便，但是它也散播反福音的價值觀念。我們現時都有暴露於暴力文化，透過侵犯個人私隱的商業淫穢及色情資訊、上網的癖癮、網絡恐怖主義，以及提供自殺等反基督徒價值觀。
年輕人尤其是會沉溺於流動電話及收發短訊，當沒有它們時便會感到不安，嚴重時更會在人際關係出現困難，並情緒低落。因此，教會也應該提醒公眾對流動電話上癮的危險。
流動電話也剝奪我們反省的時間，我們越依賴流動電話或互聯網，應付孤單及沉悶的能力越低。要好好地過生活，我們便需要花時間獨處及反省生活。從這個方面來說，數碼文化牧職應該強調需要時間去反省及祈禱，最重要是把死亡文化轉化為生命文化。
不過，我們必須問教會是否提供足夠的指導，培養人能夠分辨數碼文化的好與壞或它的另類選擇。
不幸地，教會對於數碼科技大幅被濫用幾乎保持緘默，這是因為牧靈工作者把信仰與已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數碼文化分割，他們質疑信仰生活與使用互聯網或流動電話有何關係。他們要認識到信仰需要完全融入數碼化的日常生活。
教會必須謹記，祇有努力正面使用數碼文化，分辨它的好與壞，一個新的教會文化才能出現。制定及擴大教會本身的獨特數碼運動，例如「互聯網教會」、「互聯網教理講授」及聖保祿會神父的短訊服務，最終成為「文化福傳」。因此，預期數碼文化牧職會越趨重要，它的使命是幫助人隨時隨地都可透過數碼文化的網絡與主相遇。
越南教會在二零零五年取得長足發展，享受更多宗教自由
【天亞社越南胡志明市訊】越南一位年長神父說，二零零五年更大的宗教自由氛圍有助於教會的發展，並為越南與梵蒂岡盡快建立外交關係帶來憧憬。
六十八歲的方濟會士阮洪教（Nguyen Hong Giao）神父於十二月廿四日對天亞社說，二零零五年發生的事件「為本地教會注入了活力，同時改善了越南的宗教形勢。」
這位越南方濟會前任省會長認為，去年越南教會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塞佩（Crescenzio Sepe）樞機於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五日的正式到訪。
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塞佩樞機繼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洛日．埃切加雷（Roger Etchegaray）樞機之後訪越的教廷最高級官員。埃切加雷樞機八九和九零年兩度訪問越南。
任教於聖若瑟大修院和胡志明市多間天主教學府的阮神父指出：「不僅是越南教友，各級政府官員也對塞佩樞機表示隆重而熱烈的歡迎。」
在八天訪問中，樞機祝福了新的教會設施，並參觀了大修院。他在河內主教座堂祝聖了來自河內總教區和北部七個教區的五十七位神父，還到訪中部順化總教區的羅雲聖母朝聖地。
樞機在南部的胡志明市，訪問了始建於一七二零年的則群堂區和南部歷史最悠久的熱愛十字架修會的總部。這位教廷要員還在總主教府會見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本土宗教佛教和好及高臺教的代表。
十二月五日，樞機主持巴地教區的成立典禮，任命阮文簪（Nguyen Van Tram）主教為首任主教。巴地是越南的第廿六個教區，上一次成立的教區為一九七五年南越的藩切教區。
膳咫鷋﹛G「塞佩樞機的訪問標誌著越南與梵蒂岡的關係向前邁進了一步，同時也鞏固了雙方即將建立正式雙邊關係的希望。」
越南政府宗教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安施（Ngo Yen Thi）應梵蒂岡與各國關係秘書處的邀請，率領代表團於六月廿七日至七月二日訪問教廷，這是該委員會自一九九二年六月以來首次訪問梵蒂岡。
除阮文簪主教外，教廷去年還任命了兩位新主教，其中芽莊教區武德明助理主教於十二月十五日被祝聖，而北部裴朱教區阮文弟輔理主教於今年一月十八日祝聖。候任阮文弟輔理主教是胡志明市方濟各撒肋爵修會的前任省會長，他在河內的聖若瑟大修院任教多年。
阮神父說，自從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新的信仰與宗教法令實施以來，教會的各種活動如聖召、神職人員的祝聖和調動、舉辦宗教活動以及國際關係等，都變得更容易。
他說，在零五至零六學年度，來自南部六個教區報讀胡志明市聖若瑟大修院的修生全部得到政府的認可。他形容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又說，這種情況在其他大修院也有出現。
據阮神父介紹，最近有報道說政府可能會允許在毗鄰的春祿教區建立胡志明市大修院分院。目前大修院它取錄來自六個教區的修生，已經超出負荷。
河內大修院負責為越南北部十個教區培育司鐸，也已經超額運作。從去年開始，該修院獲准每年招收新生，而國內其他五所大修院則兩年招生一次。
阮神父談到修會司鐸的祝聖問題時說，修會必須向政府提交一份候選者名單。如果在一個月之內沒有收到政府的反對通知，便可舉行祝聖禮。他說：「政府仍然有權『提出異議』，但祇是在確有強烈反對理由下才會行使。」他指出，在過去，地方主教必須向政府遞交修會神父候選人名單，申請批准許可，而祇有少數的祝聖禮得到批准。
他說，過去一年，大叻教區一個修會同時有八位神父晉鐸，另一教區的一個修會一年內就有十多位神父被祝聖。
然而，當地教會消息人士告訴天亞社，在胡志明市總教區和芽莊教區一些神父調動的申請被政府以「不合適」為理由否決。
二零零五年是越南獨立四十五周年紀念，越共政權於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廿四日建立。目前，越南人口為八千二百零三萬四千，其中天主教徒有五百七十七萬六千人。
陶然樞機在台演辭，談教廷在世界的政治角色
【天亞社臺北訊】前教廷外交部長陶然（Jean-Louis Tauran）樞機訪問台灣期間公開演講，強調梵蒂岡不是一股政治勢力，而是倫理權威。
陶然樞機於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三年出任教廷國際關係部（外交部）部長，現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及機密檔案局局長。十一月廿二日，他在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以英語發表演說，題為《教廷是政治勢力嗎？》。會場擠滿了逾二百多名教會人士和學生。
當天早上，六十二歲的樞機會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釗燮。
首次訪台的陶然樞機於十一月廿一至廿六日的六日行程中，也到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和台中靜宜大學兩所天主教學府發表演說，內容相同，並接受靜宜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樞機亦會參觀臺北的世界宗教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和高雄的佛光山等地點，並在十一月廿五日接受台灣總統陳水扁頒贈勳章。
以下是樞機十一月廿二日的演講全文，譯文由輔仁大學提供，天亞社修訂：
《教廷是政治勢力嗎？》
「教廷是政治勢力嗎？」這標題中每個字均重要。
教廷
此名詞既非指天主教會，亦非指梵蒂岡。起碼自第五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一直認為此名詞是指天主教會的中央行政機關──教宗與羅馬教廷各機構──這正是《天主教法典》第361條所指的「教廷」。國際社會認定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普世共融中心，它代表天主教會，並以教會之名發言，是教會的聲音和法人團體。
教廷是一個權力結構嗎？
假如我們將「權力」理解為具有命令及掌控的欲望，那麼，很明顯的，教廷並非這種世俗所指的權力結構。事實上，國際法中並未為「權力」一詞給予明確的定義，而是在論及兩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時，將它視為「國際法的主體」來討論。目的是維護兩國的單一性、組織、獨立自主及平等。在這種意義下，教廷確實是國際法的主體，它以主權國、獨立及有組織的存在實體，積極參與國際司法活動。
然而，教廷有政治影響力嗎？
假如我們認為「政治」就是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別人身上的策略的話，其答案是否定的。但假如我們認為「政治」是付出關懷與努力去加強國與國之間、領袖與領袖之間的關係，使未來的國際社會成為真正的「萬國家庭」的話，答案便是肯定的。
此外，還有其他答案。在這裡，我不說「教廷是政治勢力」，而要說「教廷是倫理權威」，其為國際社會服務的使命中，包含兩個目的：
──宗教：教廷的首要責任是關心天主教會及所有基督徒的精神利益。
──倫理：教廷藉著喚醒人們明白法律超越強權，渴望提供一種國際生活的「倫理準則」。
一九九五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對各國駐教廷外交使節團的演講中，明確指出教廷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教廷於國際社會間佔一席位，正是由於在不貶低其他宗教傳統的貢獻的情況下，成為人類良心所等待的聲音。具有精神與普世權威的宗座將繼續如此服務人類，唯一的目的是要鍥而不捨地喚醒世人關注人類的共同利益，尊重每一個人，並提倡最高的精神價值。」（第10號）
因此，教廷毫無掌控的野心，它不想征服世人，祇想說服世人！
現在，我願意為各位說明教廷的策略，更好說是它的教育方法，教廷透過這種方法參與國際事務，好能與直接參與國際政策的當權者分享其堅持的信念，即不能將真正又持久的和平簡化為兩個敵對勢力之間的相互均衡。真正又持久的和平最重要是倫理與司法行為的結果。
以下三種信念構成教廷國際活動的基礎：
1. 人及其不可剝奪的權利是司法秩序的首要重點。
2. 促進並維護和平必須淩駕於使用武力。
3. 以和平及有尊嚴的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爭議最恰當的途徑是尊重國際法。
一．人及其基本權利必須是一切國際政治活動背後的啟示及推動力。尊重人的基本權利首先必須尊重人在生命發展過程中至自然死亡的每個生理階段的生命權。
我們都知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有關生命與家庭方面所頒發的令人難忘的訓導。這訓導是教廷代表在參加由聯合國主辦的重要國際會議發言時的主要內容：包括一九九二年於裏約熱內盧舉行的環境與發展會議、一九九三年於維也納舉行的人權會議；一九九四年於開羅舉行的人口與發展會議、一九九五年於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一九九六年於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居住地會議、以及二零零二年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持續發展會議。
假如國際司法機構如同《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或《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條般鄭重宣佈生命的基本權利，那麼我們不得不為許多危害人類生命的國家法律、國際性指南及生物醫學研究感到痛心。講到這些，我們就會想到所謂的「墮胎權」、胚胎實驗、複製人的研究以及安樂死等問題。
當教廷與那些負責國際社會事務的人士接觸時，總不停地宣稱生命是來自天主的恩賜，因此是神聖的。
在這點上，教廷也希望以所有基督徒及善心人士之名發言，堅持生命權是良心及宗教信仰自由權、受教育、工作、發展權利等所有權利的基礎。
教宗在許多不同的場合曾強調基本人權並非來自國家，也不來自權威人士，而來自人自己（參閱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七日羅馬上智大學創校七百周年紀念會之演講）。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回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諭《和平於世》，敦請當今世界上的當權者「認清、尊重、建立、保護並促進」這些來自人性具普遍性，不可侵犯及不可剝奪的權利。
各位也知道教廷堅決維護良心及宗教信仰自由，它不僅指儀式上的自由，也指信友作為信仰團體的一分子，可以完全主動參與本國的社會及政治生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不同場合提到他在波蘭的經驗，他警告世人，當信仰自由受到威脅或壓制時，其他的基本人類自由也會同樣受到威脅。
總之，教廷反對任何以單一觀點看人，它主張人要開放，有自己個別的、社會的、及超越性的觀點。
二．促進並維護和平是教廷參與國際活動的另一基本支柱，它促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前稱：「戰爭是冒險的不歸路。」一年多以前當美國進軍伊拉克時，他又說：「戰爭往往是摧毀人性。」
近代多位教宗都不斷反對戰爭是解決民族間無可避免爭端的適當途徑的主張。戰爭總是達成和平的最壞方法。
在最近的伊拉克危機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他的同僚稱，每個國家當然有權以恰當的方法對抗不義的侵略者，保護其存在與自由。除了以武力合法自衛外，由具有權威的第三者或國際組織仲裁，進行交談和斡旋，常常是解決衝突的更好方法。事實上，經驗證明，戰爭總會引起更多戰爭。
為此，教廷竭盡全力希望達成有效的限武，這比基於彼此恐懼而害怕衝突更為理想。為表示道義上支持這個方向，沒有武器裝備的教廷毫不猶疑的簽署了一九七一年的限制核能武器條約、一九九三年反對生產、研發、使用化學武器協議及一九九七年禁止和銷毀地雷的公約。這一切都為達成真實的和平及全面的裁軍限武。
教廷堅信，武器能帶來的痛苦與破壞極之危險，長遠看來，原本想以武器消滅的邪惡會更倡狂。總之，我們不可忘記，武器競賽不但無法消除戰爭的起因，反而加劇戰爭的危機。不斷研發新武器的鉅款阻礙了為窮人提供援助，延緩了民族的發展。武器競賽增加了衝突的理由，也增加延續衝突的危險。（參閱《天主教教理》，第2315條）
三．和平不僅是沒有戰爭，和平要建立在能確保正義的法律上。
教廷深信每個國家有義務尊重國際法的原則及其自願遵守的條約，若無法律，不僅沒有秩序，也沒有自由與和平。
在二零零三年伊拉克危機期間，教廷不贊同以進攻為目的而提出的「防範性戰爭」原則，呼籲尊重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制訂的當和平遭到威脅或國家受到攻擊時應遵循的原則。
事實上，國際社會已經為人類司法遺產制訂了一系列當守的權利與義務。國際社會在付出了慘痛的犧牲後，已經得到了一個?細糜遺及有系統的司法主體，假如過去這幾年世界採用這「該遵守所約定」的原則，就會避免了許多流血及國際間的危機。
教廷一向重視及尊重國際法，並常常積極參與制訂及修訂多項國際條約，這一點使我想到人道幹預的責任問題。在一九九二年波斯尼亞遭到蹂躪的戲劇性事件裡，教宗與他的幕僚全力催生人道幹預的權利與義務原則：當某民族因無力自我防禦而被不正義侵略時，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無權袖手旁觀。這正是善心撒瑪黎雅人比喻的現代版。
我很榮幸能於一九九二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外交部長會議時，提出教廷這個立場。當時我發言說：「假如為了幫助最弱小者…那些無法以自行抵禦不公平的侵略者，便應判斷必須使用武力，教廷認為因此使用的武力必須祇限於防禦及勸阻（而非戰爭），並且在作任何決策前必須權衡不可避免的冒險與使用武力的目的。」
教廷對法律的尊重可由它一直支持聯合國組織看到。這使我想起教宗比約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尤其是若望保祿二世。當他在一九九五年最後一次前往聯合國參加其成立五十周年慶典時，表示聯合國為「促進國際生活的和諧與合作的偉大工具」。各位或許知道，去年七月一日聯合國決議，明確表示並認定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教廷所選擇的永久觀察員的地位與特權。這使教廷角色獨立，不涉入國際的爭端，好能發揮其道德權威，這也有助聯合國扮演好它的角色。因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期望聯合國「應愈來愈超越其冷峻的行政機關形象，成為全世界都信任的道德中心及萬國之家…這家庭本質上是一個建立在相互信賴、支持、尊重的團體。在一個真正的家庭裡，強者不控制弱者，相反，弱者應得到更多的照顧與服務。」（第14號）。到了今天，這些話仍具有意義。
唯有每人時時處處確實遵守法律，才能防止弱小者成為心懷惡意或武力霸強的犧牲品。教廷將不斷盡力確保法律的力量勝過武力。
一九九七年初，若望保祿二世接見駐教廷使節團時說：「法律的功能是給予每人應得的，給予他在公平原則下所應有的。因此法律具有強力的道德意義…長久以來，國際法都是戰爭與和平的法律，我相信它愈來愈要成為正義與團結意義的和平法律。在這意義下，道德必須啟示法律，甚至是用來準備制訂法律，顯示什麼是正確及良好。」（第4號）
或許現在你想知道教廷如何將這多重內容的資訊傳達給國際團體及國際領導人？
教廷藉公開的書面或口頭呼籲或教宗的演講、訓導、使徒性的訪問及每天接見信眾，傳達這些信念。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教廷透過雙邊及多邊的外交，能每天與國際事務主要人物接觸。
誠如各位所知，羅馬天主教是唯一能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宗教團體，原因是它是中央、普世及超越國家性的組織；這組織的首領──羅馬主教從當選的那一刻起，便享有國際性的法人特權；歷史上已把教宗之駐地視為國際的中心，特別是我們所稱的西方基督徒世界的中心。
從第四及第五世紀的大公會議開始，由教宗所派駐外的使節便是教宗的代表；教廷合法的主權通過歷史的嚴厲考驗，得以延續下來。即使今天，歸功於它所參與的雙邊及多邊外交，它仍在國際間十分活躍。
目前，教廷與一百七十四個國家有外交關係（最近建交的國家是卡塔爾），此外還要加上與歐盟及馬爾他的關係。教廷與俄羅斯聯邦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有官方關係。此外，教廷參與主要國際機構及政府組織，包括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享有永久觀察員的身分。教廷也是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成員，並享有歐洲議會特使的身分。
教廷保護人的身、心、靈，贊成抵制複製人的研究、爭取超越儀式自由的宗教自由、鼓勵普世手足般的合作、促進宗教交談、譴責中東尚未解決的問題、激勵建立一個「有兩把聲音」的歐洲，不僅要維護天主教徒及所有基督徒的利益，也要保護那些想使地球成為良好居所的每一個人的利益。它這樣做是基於相信每個人，並深信要以平等及合乎人性的解決方法建立萬國家庭及普世共同的利益。
那麼如何回答我在開始演講時所提出的問題，「教廷是政治勢力嗎？」我的答案是，教廷遠超過政治強權，它是旅途上的伴侶，陪伴人類走過歷史的旅程，是聆聽與交談的同伴，它不取代政治領袖、國民及他們的責任，而是關心人的良知覺醒。
它是一位提醒每個人確實有萬國家庭存在的同伴，誠如所有家庭一樣，各國的關係必須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在家庭中，不會有強者當道的現象。
面對現今仇恨紛亂的局勢，如恐怖主義、未解決的衝突、身份認同危機、社會、經濟及文化不平等，教廷不斷盡力使全球人民及天主教信徒在各地促進正義、團結、友愛及和平。這是在人類歷史的衝突中，宣佈永恆「和平的福音」的一種方法，「以和平的福音作準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6:15）如此，終有一天，那些掌握「權勢」的人能瞭解我的同胞、著名哲學家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所說的那句令人欽佩並有啟發性的名言：「權力的本質是去保護」。
沒有比這名言更能為以上的反省做結論了。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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