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除了由罗马教廷颁布的正式文件以外，多年来，历代教宗更以演说、旅行和许多其它方式表示关怀。譬如1965年保禄六世和1979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联合国，1980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9年保禄六世和1982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国际劳工组织以及1988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洲委员会。
再说，我们也不应该把教宗的角色与整个教会在追求正义，发展与和平方面所从事的广泛活动隔裂开来。特别是在《新事》通谕发表之後，各国主教更加体认到他们的社会责任。今大尤其在开发中国家，许多主教为基督福音的社会内涵做出了具体的见证。世界各地的许多在俗信友，也像司铎和男女修会成员一样，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承担起更加广泛和更为积极的责任。
各国主教团从道德的观点出发，越来越关注社会经济问题了。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的麦德林和1979年普埃布拉的文件。这两部文件是由全体拉丁美洲主教所议定的。在这两部文件中，多位主教细心审查了教会在变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探讨了有关发展、文化进步、参与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以穷人和青年为优先服务对象以及基督徒可以接受且值得参与的解放运动等问题。
最近几年，法国、德国、西班牙、美国和加拿大的主教团曾发表牧函，讨论了很重要的问题，例如：核战与和平、经济责任、新的贫穷、发展、种族隔离、难民、失业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中几部文件是经过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而取得的成果。它们往往是一种建议，目的是在於促进某种政治计划的成熟。有时，它们受到了舆论界的认可，被视为教会对促成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而做出的贡献。
谈到教会的社会思想，我们应该分清，什么是与教会传播基督福音的基本任务相关的社会训导，什么是主教就偶发事件，或针对贫穷不义和失业的具体情况及号召采取行动而发表的政策性声明。
今日教会具备了更良好的条件，以面对新时代的社会问题。目前，教会得以在社会科学专家的协助下研究社会问题。教会是从多方面的角度，包括神学观点和自然科学与自然法的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样就使不信奉天主教的人也可以接受教会的立场了。关於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颁布的教宗通谕中有几道通谕不仅写给主教和信徒，也写给「一切善意人士」。今天教会可以说已经具有一个有系统的社会训导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基於圣经启示和人的理性，有其长期传统和丰富内容，却又始终迎向日新月异之世界的动态体系。现在，针对不同教育程度介绍教会社会训导的书籍业已问世，大学中也开设了相关课程。事实上，教会的社会训导触及了现代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所提出的一切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