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上三十六】

36. 神聖西方拉丁教會與東方希臘教會在公元一零五四年的決裂

　 　大凡人世間的事總是福禍相隨，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仗'！大難之後總隱藏著生機，而大福之後也埋伏著禍患。明智的人洞悉人間命運的常規，所以能居安思危，經常保持著有節制的平安和喜樂，因為他們懂得沒有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他們時時警惕，所以不會遇到大難；他們也因為節制，所以不會得意忘形。

天主教會在初世紀遇到不少的政治迫害，到了公元三一一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才頒佈帝國境內宗教自由的法令，于是教會重見天日，享受太平盛世的喜樂。誰料君士坦丁皇帝為了帝國東部的擴展和安定，在希臘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建立君士坦丁堡新都，無形中，教會的重心便由羅馬移到君士坦丁堡。從此以後，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間衍生了許多大大小小、屬於政治、宗教、文化、禮儀和教義方面的芥蒂和摩擦，這些摩擦經過七百多年的折騰，終於演爆出教會東西方之間最後的決裂。

自從羅馬帝國在希臘半島的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以後，希臘地區的教會便和帝國政權結了不解之緣，皇帝掌握任命和革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大權，因為宗主教是人民的精神領袖，皇帝能不能對內高枕無憂，如意地統治帝國，有很大成份必須依賴宗主教的威信。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與皇帝的關係越是密切，就意味著羅馬的主教'教宗'在理論上越遠離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保護。公元八百年西方出現了與舊日的羅馬帝國毫無瓜葛、卻想恢復昔日的國勢和威風的神聖羅馬帝國後，羅馬教宗在公元七五六年從法蘭克國王丕平（Pipino）手中所得到的'教宗國'，便被東羅馬帝國視為政治上的敵人。也因此，西方拉丁教會和東方希臘教會不知不覺地捲入東西兩個帝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中。

東西方兩大教會團體固然間接地捲入兩個帝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中，但是這種政治上的因素還不會比雙方在文化上的差異來得嚴重，因為羅馬的拉丁教會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教會彼此已經疏遠到互不了解的地步：東方教會的人不懂拉丁文，西方教會的人更不懂希臘文。東方教會的人承襲了古老、偉大的希臘文化，他們在世俗事物和宗教信仰上都繼續忠於前人的作風。西方教會的人則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支離破碎和封建制度的興起，致使卡洛林王朝所推行的文藝復興運動在第九世紀壽終正寢之後，進入了文化空前貧乏的時期。東西兩方在那絕無僅有的少許接觸中，又不但沒有珍惜機會，互相和睦，反而彼此冷嘲歧視一番；對東方拜占庭的人來說，西方拉丁人粗魯、野蠻、卑賤、貪婪、沒有文化；對西方拉丁人來說，東方希臘拜占庭人退化、嬌柔做作、繁瑣、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在西方語言中，'拜占庭'這個名詞就是繁瑣、囉嗦的代名詞。

除了政治和宗教的關係以及文化的差異之外，東方希臘教會和西方拉丁教會之間在禮儀和教義方面也有重大的分歧：對希臘教會來說，信仰生活中的禮節儀式就是活的信德，就是在發揮效用的信德。對西方教會來說，禮節儀式和教義可以不混為一談，兩者可以分開來談；為東方教會的信徒而論，改變禮節儀式等於是改變信仰，這就是為甚麼東方教會對守齋、舉行彌撒聖祭應該用發酵或不發酵的麵餅、主持教會禮儀的人應該蓄長鬍這些細節的問題那麼重視的緣故；東方教會的隱修士和主教度獨身守貞的生活，但是一般神職人員是結婚的，他們都有家室。在西方教會中，則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都過獨身和守貞的生活，至少，已婚的男士如果晉升鐸品，就必須放棄婚姻的生活。

在教義方面，東方希臘天主教徒責備西方拉丁天主教徒擅自修改尼西-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所確立的'信經'條文，因為原來的經文在論及聖神的時候，只說"聖神是由天主聖父而發"，但是拉丁教會卻在這句經文上加了"天主聖子"，以致經文成為"聖神是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從神學觀點看，這兩句經文在說明和了解聖神的本性本質上是有點微妙的區別的。

東西方教會之間有了政治、宗教、文化上的差異，以及禮儀和教義上的分歧這些背景之外，又加上教會最高權威方面的爭執，致使君士坦丁堡和羅馬之間的分道揚鑣在那時候成為無法挽回的僵局。一般而論，希臘教會比較具有主教團集體領導的觀念，羅馬教宗因為是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所以有意無意、有心無心地都感到自己有干預普世教會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在東方希臘教會人士看來，只是象徵性的榮譽而已。

其實，自從第五世紀以後，東方的希臘教會和西方的拉丁教會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過多次的破裂，但事後又都彼此化解紛爭，言歸於好。不幸的是十一世紀中葉那次破裂一裂就是將近一千年，至今還沒有完全修復。當時的羅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都有共同的敵人需要對付，那就是盤據在意大利南方的北蠻諾曼人。要是羅馬教宗和拜占庭皇帝結盟聯合，可能足以抵禦諾曼人的擴張。不過，教宗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政治、乃至軍事聯盟有個先決條件，那便是雙方的教會必須先修和。為了這個理由，當時的教宗良九世（Leone IX, 1002-1054）特派他所信任的助手，法國籍的文貝托（Umberto）樞機主教率特使團前往君士坦丁堡，與當地的宗主教米凱勒•切魯拉利奧（Michele Cerulario, 1000-1058）商討，希望解決方才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問題。不料這兩位對時局負有扭轉乾坤使命的人物不但不知自己對對方的文化認識不足，竟然還意氣用事，不以大局為重，各人堅持自己的立場，毫無彈性可言。文貝托樞機主教挾教宗之威風，以君臨城下的態度希望說服切魯拉利奧宗主教不要敵視羅馬；而切魯拉利奧宗主教的反應也相當蠻橫，他不願失落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唯我獨尊的地位，對他來說，與羅馬決裂有好處，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當希臘東方教會的領袖。

羅馬教宗良九世派遣代表團到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是要真正了解希臘教會對拉丁教會不滿的原因所在，以便解決彼此的歧見。既然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切魯拉利奧實在沒有心意歸順羅馬教宗，而教宗的代 表文貝托樞機主教又不是外交長才，兩人在找不到共同交談的語言和基礎後，話不投機半句多，彼此怒目相視，文貝托樞機主教寫了一道破口大罵、聲色俱厲的開除教籍令，把切魯拉利奧宗主教和他的隨同一并開除教籍，而切魯拉利奧也不甘示弱，立刻還以顏色，把文貝托樞機主教等人同樣打進十八層地獄。

對羅馬教宗代表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雙方之間的謾罵和絕交，當時的人，尤其是希臘東方教會的人根本不予以重視，因為從東羅馬帝國存在七百年以來，類似的情形經常發生，屢見不鮮。再說，文貝托樞機主教在還沒有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切魯拉利奧等人發佈開除教籍令之前，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羅馬教宗良九世已先去世，那麼這道開除教籍令是否還有效呢？

不論如何，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種幾乎是沒有經過慎重考慮的行為竟然一放而收不回來，它的後果延續了將近一千年，直到今天。在這期間，雖然也有過多次修和的嘗試，卻沒有完全縫合裂痕。羅馬教會在公元一二七四年和一四三八年先後召開的里昂大公會議和佛羅倫薩大公會議，就是針對與東方希臘教會的修好與合一而舉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事前的準備不充分，另一方面又由于東方教會人士的拒絕，而功虧一簣。此外，西方國家和教會為了從伊斯蘭教徒手中收復耶路撒冷聖地，而于公元一零九六年展開的七次十字軍東征，更加深了羅馬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鴻溝。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伊斯蘭教徒佔領後，這個外在客觀的阻礙使東方教會即使希望，也無法再與西方教會修好合一了。希臘拜占庭東方教會的信友從此更陷于孤立的處境。

本世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閉幕前夕，保祿六世教宗和君士坦丁堡東正教領袖阿特那哥拉宗主教（Athenagoras）互派代表，在羅馬和在君士坦丁堡同時發表共同聲明，對過去雙方的互相謾罵侮辱與攻擊的舉止行動表示惋惜，並取消公元一零五四年彼此開除對方教籍的命令。這項共同聲明是東西教會徹底分裂九百多年後，重新走向合一的重要里程碑。那是一個轉捩點，但也只是一個起點而已，因為誰也不敢奢望千年的裂痕能在幾十年之內縫合。